古代的讀書與做官
兩千多年前子夏一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將做官和讀書聯成一體：官做得有聲有色了就可安逸地讀讀書，書讀有所獲了就可以做做官。當書還刻在竹簡上時，讀書只是貴族的特權，所謂「學在官府」；等到春秋王官解紐，學術下移，私學興起，平民才有機會讀書，所謂「學在四夷」。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讀書成了平民做官上升的通道。
到了隋唐以後，科舉制度更是將「讀書做官」制度化。「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成了天下書生的夢想。那麼，是不是古人做了官就真的不讀書或不用讀書了呢？
白天做官，晚上讀書
讀書人在古代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如果在鄉間，家有秀才，那麼其地位就會高於別家；在官場，書香門第同樣是引以為傲的事。因此，古代官員「白天做官、晚上讀書」，十分普遍。
一是習慣使然。歷朝歷代的官員大多年幼時就開始學習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寒窗苦讀，養成了長年讀書的習慣，做了官以後大多不改其習慣，能勤於讀書，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後也依然手不釋卷。總之，讀書是古代官場的主流。
二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價值觀的推崇。魏晉南北朝和唐宋時期，品評官員往往看其出身門第、識其談吐風度、論其書法辭章、講究名望口碑等，有了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場上讀書、作文蔚成風氣，不讀書之輩很難在官場里立足和生存。
三是宰相須用讀書人，歷代皇帝用人導向的指引，以及偃武修文、重用儒生的制度建設，都要求做官必須讀書。漢武帝時考核提拔官吏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能否通達儒學。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治的儒生備受器重。漢朝標榜以孝治天下，因此，漢代官員爭相閱讀《孝經》。據《太平御覽》載：「故漢制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盡以孝為務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員自然也就將學習《孝經》奉為必修課。
盛唐時期好學之風遍及朝野，官員士子對讀書極為重視。唐太宗常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告誡百官多讀史書。韓愈說，「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中唐以敢於進諫出名的陽誠因家貧無書讀，便去做了抄書吏，晝夜不出門，「經六年，乃無所不通」，堪稱「勵志哥」。
史載「宋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為樂」，宋真宗「聽政之暇，唯文史是樂」。公元990年，宋太宗更是向各路官員遍賜《九經》，趙普、范仲淹等宋代名宦幾乎個個都是勤學苦讀的典範。宋太宗給趙普撰《神道碑》，稱其「及至晚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几案，強記默識，經目諳心，碩學老儒，宛有不及」。《宋史》對宋代官員的讀書之風給予了高度評價：「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
明成祖朱棣看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便於永樂四年動用文人儒臣三千餘人，集古今圖書八千餘種，歷時六年編成11095冊、3.7億字的《永樂大典》。在統治者的大力倡導下，明代刻書業發達，書市繁榮，尤以帝京雲集天下書商，書市之大，書籍之全，歷史罕見。明代官員亦以淘書、刻書為樂，舉凡科舉考試上榜者「必有一部刻稿」。
清代官員中不僅漢人熱衷讀書，就連滿人都愛學漢文讀漢書。清代前期出了不少通曉漢籍的滿族官員，如和王申?就是一個飽讀詩書的文人。康熙皇帝更是作出了表率，他不僅能詩善文，對西方的算學、地理、光學等自然科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還下令將《幾何原理》譯成滿漢文字發給官員學習。
上馬殺賊，下馬讀書
古代官員分文官和武官，文武之間最容易產生矛盾，互相瞧不起。五代後漢時，雙方曾大吵一架。這邊說：「安定國家在長槍利劍，安用毛錐？」「毛錐」就是用來記賬收稅的毛筆。那邊說：「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武官認為文官「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但統治者當然明白這是片面的理解，連元初耶律楚材都主張「守成必用儒臣」，重視保護書院，優禮儒士。
絕大多數武將出生入死之際，也認識到讀書的重要性，重視謀士，如劉邦、劉備等。有的武將本身就是文官，如辛棄疾、陸遊等；也有不少文人投筆從戎，征戰沙場，特別是大唐和大宋年間；還有的武將酷愛讀書，如關羽燈下讀《春秋》，曹操本身就是詩人，武人狄青接受范仲淹建議讀兵法終成一代名將。另外，文官愛讀兵書也很普遍，如韓信據說得了一部《太公兵法》。
趙匡胤出身行伍，卻酷愛讀書，他隨後周世宗攻打淮南，有人告發他私載貨物數車，一查，發現其實是數千卷書籍。周世宗說：「你一個武將，應該多想想堅甲利兵，帶這麼多書幹什麼？」趙匡胤回答：「臣承蒙陛下用為將帥，擔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務，所以弄來些書隨時觀看，就是為了學知識、廣見聞、增智慮啊。」公元962年，趙匡胤對身邊人說「欲武臣盡令讀書以通治道」。
明清兩代的督撫本身還兼軍職，負有戰守之任。王陽明一代大儒，先後帶兵平定了多次叛亂；曾國藩率湘軍東征，身邊將領如羅澤南、胡林翼、郭嵩燾、劉蓉、左宗棠、李鴻章等大多是讀書人，他們朝出鏊兵，暮歸講道，上馬殺賊，下馬讀書。湘軍悍將曾國荃的志願就是「百戰歸來再讀書」。太平軍李秀成後來總結失敗的原因之一便是太平軍中無讀書人。
拜師交友，讀書悟道
西漢劉向說，「書猶葯也，善讀可以醫愚。」讀書歷來都是修身養性、明理求道的重要途徑，也是衡量人品官德的重要標準。讀書窮理，格物致知，為的就是明心見性，正身立德，「熱鬧場中冷得下，紛華場中淡得下，艱苦場中耐得下，便有幾分人品,幾分學力。」
《論語》云：「學也，祿在其中矣。」多讀點書，不斷總結經驗，提高自己，是一種繼續學習，既是儒家要義，也是為政需要，且不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官員讀書旨在增加學識，開闊心胸，提高施政水平。如董仲舒以《詩經》《春秋》斷獄，趙普以《論語》為治理天下的依據等都是一時美談。
北宋寇準被罷免丞相後，以刑部尚書知陝州，蜀帥張詠返京述職時路經陝州，寇準以東道主身份接待他，臨別時低聲問張詠：「何以教准？」張詠只說了一句話：「《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寇準不解其意，立即命手下找來《後漢書》閱讀，讀至「不學無術」四字，笑著說：「此張公謂我矣。」可見即使官居高位，長期不讀書不學習，也貽誤國事、害人害己。
古人可讀書籍有限，為了彌補不足，士大夫之間還重視拜師訪友，以廣見識，以開心智，逐漸形成各自的師友圈，或書信往還，論書問學，或借假日相邀而聚，以文會友，品評文章，交流心得，互相啟發，相互促進。這樣的事例史不絕書，如曾國藩在京城時到處拜師學習，交友訪學，尋求讀書良法。後來做了高官，他身邊也聚集大批門生好友，如李鴻章說，「吾從師多矣，莫若此翁之善教者。」這為他們後來書生領兵奠定了基礎。
著書講學，化民成俗
古代官員仕宦一生，最終往往將安身立命之地寄於學術事業，將「求道」作為自己一生最大的奮鬥目標。讀書成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不二選擇，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標。讀書也是「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紅樓夢》里薛寶釵就以自家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愛藏書引以為傲。
一是在著書作文方面勤勉篤毅，成為作官和作文兩方面的典範。漢唐以來大小官員中，身為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的就不少，文化人和政治家往往合為一身。特別是自魏文帝曹丕把文章提到「經國之大業」的高度後，詩文著述就成官場的顯規則。古代官員大多能詠詩言志，賦詞遣情，並將其融匯於從政實踐中，涵養為一種以讀書鋪就為官之路、以為官提升品性的優良傳統。唐宋官員幾乎人人都有詩文集傳世，南宋司法幹部宋慈還撰寫《洗冤集錄》，成為中國法醫學的里程碑之作。
二是在講學佈道方面不遺餘力。如唐宋官員每到一地，都樂於收門生，建書院，講學傳經佈道。宋代書院之發達，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明清繼承這一傳統，講學之風更盛。如萬曆年間，以顧憲成為精神領袖的一些文官經常利用休假時間在無錫東林書院讀書講學，議論時政。顧憲成還為東林書院題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清代特別是甲午戰爭後，官員們終於從虛驕夢中驚醒，士林爭講西學，官吏競談新法成為官場新常態。開讀書會成為政務之餘的新時尚，如長沙由譚嗣同、熊希齡發起南學會，聯絡全省官紳讀書講學，每七日集會演講一次，聽者數千人，「專以開浚知識，恢張能力，拓充公益為主義」。
著書講學，在官員們看來也是儒家賦予他們的社會責任，正官風，倡士風，教民風，化民成俗，開悟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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