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日記》與胡佛檔案館藏史迪威日記稿的比較研究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指導老師吳景平，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注釋從略

·學位文選·

《史迪威日記》與胡佛檔案館藏史迪威日記稿的比較研究（上）

張寧靜

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是二戰時期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關鍵人物，史迪威及「史迪威事件」等相關研究一直都是一個熱點，所刊布的史料與前人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數，而其中以史迪威個人日記、家書和評論性文字為基礎編輯而成的《史迪威日記》（其英文母本為《史迪威文件》）為相關研究中廣泛徵引的基礎史料。史迪威友人白修德（Theodore H.White）於1948年編輯出版之英文原版《史迪威文件》，以其出版年代較早、取材自當事人未公開檔案資料，在海內外學界的影響巨大。同年，駱伯鴻根據《史迪威文件》節選出版了第一版中譯本《史迪威日記》，雖然該書對原版《史迪威文件》的截取幅度很大，但該書奠定了《史迪威日記》這個被延續至今的中文譯名，更為相關研究者提供了較早的中文譯本，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被視為重要的研究資料。直到1992年出版了黃加林等譯者完整翻譯的中譯文《史迪威日記》，該版《史迪威日記》向讀者揭示了《史迪威文件》的全貌，也為相關研究的推進做出了巨大貢獻。2013年和2014年先後出版的《史迪威抗戰日記——一個美國將軍眼中的蔣介石及中國抗戰》和《史迪威日記（1941.12—1944.10）》（完整版）也是對前兩個中譯本的翻印。出版品《史迪威日記》與史迪威的日記本身是有區別的，史迪威日記原本藏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的史迪威檔案中，胡佛檔案館館員在史迪威家屬謄錄的部分日記稿基礎上開展了史迪威日記稿的謄錄工作，2005年先行公布史迪威日記稿第一部分「史迪威將軍二戰時期日記（1941—1945）」，2012年公布了其餘日記稿「史迪威將軍日記（1900—1939,1945—1946）」。胡佛所藏史迪威日記稿是「史迪威事件」及其相關問題再研究中具有重要價值的新史料，對中譯本出版品《史迪威日記》也可進行補充與對照。本文旨在通過對《史迪威日記》幾個不同中譯本與胡佛藏史迪威日記稿進行比較研究，從史料學角度闡釋兩者的異同與各自所有的重要價值。

一、 《史迪威日記》母本《史迪威文件》的出版及其影響

中文本《史迪威日記》的英文母本出版於1948年，由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所編輯。1944年10月18日史迪威被召回，甫抵達華盛頓即被隔離，並被美國陸軍部告之不可接受新聞媒體採訪。當時正值美國總統選舉，媒體極大關注此事，以《芝加哥論壇報》和《紐約鏡報》等斯克利普斯-霍華德報系（Scripps-Howard Newspapers）為首的一派，讚揚羅斯福所做決定正確；以《紐約時報》和《新共和》為首的另一派，則持否定態度。美國《時代》雜誌重慶記者站負責人白修德與史迪威曾有私交，他是親史迪威派的代表，寫了一篇明顯偏向史迪威的稿件，卻被《時代》雜誌國際新聞主編惠特克·錢伯斯修改成讚揚蔣介石、歡迎史迪威被撤職之決定的文章，《時代》雜誌的創辦者路思義（Henry R.Luce）親蔣介石，在白修德和錢伯斯的矛盾中，他選擇支持後者，最終導致白修德因此事辭職。這或許成了白修德向史迪威遺孀提出整理史迪威日記等文件並進行出版的重要原因。史迪威於1946年病逝後，留下了數量龐雜、時間連貫的個人日記、書信以及涉及當時未解密的與中美要員往來信函與電報等。經由史迪威遺孀溫妮弗雷德·史迪威授權，由白修德對其中1941年12月至1944年10月時段進行整理。

白修德使用的書名是《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由於《史迪威文件》的體例是編年記事體，易被誤讀為日記，因而白修德在《史迪威文件》導言部分就開門見山地申明出版品的三個來源——史迪威日記、史迪威較長的評論性分析文章和史迪威寫給夫人的家信。三種來源中，戰時日記的篇幅往往較短；評論性文字往往篇幅較長，是史迪威對周邊人物和發生事件的更為深入的描述分析，表現了史迪威對一些特別頭疼的問題所進行的琢磨；家信則都是寫給史迪威夫人的，更多地展現了史迪威的個人情感，對於人與事的評論也更為直白。編者白修德將以上三類文件按照日期糅合在了一起，一些未標註日期的，白修德則根據內容和前後邏輯，將其插入適當的章節。

從章節上來看，《史迪威文件》一共有篇幅長短不一的11章節，白修德給按照時間排序的11章節都起了小標題，分別是：舊時的虛脫感、這就是華盛頓、緬甸的慘敗、讓我們打回緬甸、原地不動、在泥潭中戰鬥、夫人們伸出援手、羅斯福先生著手處理、「跨過河川、越過高山」、蔣介石和他的政府、解除指揮權。出版時所附24張照片多是美國《生活》雜誌已刊的緬甸戰地照片，還有一些未刊的史迪威與中美政要的合影和史迪威部分手寫日記的照片。《史迪威文件》第十章內容全部系史迪威未註明日期的筆記，這些筆記的寫成時間根據內容可以推斷大致是在1944年，不與其前後章節構成承接。白修德在每一章開篇都增加了歷史背景介紹，這些介紹區別於正體字的正文內容而以斜體字表示，除了第一章和第十章以外，在其他各個章節中，同樣以斜體標出了白修德對相關歷史背景的補充介紹。

由於出版時間1948年距離1944年史迪威被召回也就短短四年，許多當事人都還在各自職位上履職，因而編者白修德將史迪威某些中國朋友的名字刪去，以免他們「遭到中國政府的報復」，史迪威私下裡對士兵作了一些嚴苛凌厲的描寫，也在編輯過程中進行了刪除或修改。

《史迪威文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史迪威本人的第一份公開報告」，一經出版，即引熱議。服務於美國軍隊軍事史研究中心的歷史學家查爾斯·羅曼諾斯（Charles F.Romanus）高度評價此書「真實客觀展現了史迪威將軍與中國軍事將領之間的合作，也表露了他在提高中國士兵戰鬥力上所作出的誠摯努力」；美國學者蘇斯道夫（Adie Suehsdorf）讚揚了熟悉史迪威及其在華經歷的白修德在文件編輯上的工作，「不僅幫助我們從一個側面了解了中緬印戰場的歷史，還讓我們更深入了解了史迪威這個人」；也有阿諾德（Ralph Arnold）這樣的學者持有中性立場的客觀評價，評論此書「完整展現了史迪威將軍從珍珠港事件到1944年10月被召回期間所經歷的個人圖景，他的作為、偏見、焦慮、困境與成果都被清晰呈現」。而媒體上對《史迪威文件》的評論幾乎呈現一邊倒的讚揚，這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史迪威文件》一書在普羅大眾中所受到的熱捧。1972年和1991年分別由不同的美國書籍出版商進行了再版，1972年的版本是對1948年版原封不動的翻印，而1991年的版本較之1972年的翻印版，其一大亮點是由《最高統帥：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他的副手們和他們的戰爭》的作者、學術編輯埃里克·拉勒比（Eric Larrabee）為該書作新序。新序中，拉勒比評價道：

在本書里充滿了酸味十足的自我表述，也有許多其他作者可以引用的論據，來證明史迪威性格易怒與性情暴躁的壞名聲。「喬·史迪威」的形象也通過這種方式被塑造流傳至今——那就是「醋性子喬」的傳奇，一個尖銳並且不那麼有魅力的形象。

但讀者們必須時刻謹記在心，史迪威還有其他多面形象——職業軍人、戰術家與戰地指揮官（美國最好的指揮官之一）、外交官（是的，外交官！）、一個持續擔憂自己所為是否正確的溫和內省的人。歸根結底，史迪威的問題是真實的，他並沒有去捏造事實，也沒有用圓滑的方法掩飾這些問題。

《史迪威文件》的出版還奠定了其在學界作為一手史料的重要地位，以後學者研究「史迪威事件」乃至更為廣大的中緬印戰區軍事史和二戰時期中美關係史，幾乎都不可避免地引用了《史迪威文件》作為史料來源。這些建立在《史迪威文件》基礎上的研究成果，從早期查爾斯·羅曼諾斯和萊利·桑德蘭（Riley Sunderland）合著的《史迪威在華使命》和《史迪威指揮權問題》、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的《中國的糾葛》、梁敬錞的《史迪威事件》、邁克爾·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國十字軍在中國 1938—1945》，到近來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戴維·梅耶斯（David Mayers）的《羅斯福的特使們與危機外交：從希特勒上台到二戰結束》、約翰·普雷廷（John D.Plating）的《駝峰空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為維繫中國抗日戰爭而實施的戰略》、齊錫生的《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米德（Rana Mitter）的《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等，出版時段橫跨20世紀50年代至2013年。以上這些研究成果所引用史迪威的個人資料，都以《史迪威文件》作為史料來源，也由此可見《史迪威日記》英文母本《史迪威文件》所具有的重大影響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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