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轉型期歷史學家的因應與境遇——讀金毓黻、顧頡剛、夏鼐日記

文李細珠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6年第4期，注釋從略。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政治轉型期歷史學家的因應與境遇——讀金毓黻、顧頡剛、夏鼐日記

李細珠

一去留之抉擇

綿延數千年的中國歷史經歷了許多政治轉型期，其中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台與新中國的建立，是現代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非常關鍵的環節。在此非常時期，與政治若即若離的學者將何去何從，是不得不審慎考量的重要問題。作為對於中國政治不斷在治亂興衰循環圈中打轉的歷史了如指掌的歷史學家，要做出或去或留的抉擇似乎並不難，但因為受各種現實因素的制約，金毓黻、顧頡剛、夏鼐做出最後的抉擇實際上都並不容易。從結果來看，儘管他們都選擇了留在大陸，但他們之所以做出這樣選擇的情形則不盡相同。

金毓黻1947年任南京國民政府國史館纂修、北平辦事處主任兼教育部瀋陽博物館籌委會主任，稍後兼任內遷於北平的東北大學史學系教授。北平解放前後，金毓黻主要生活在北平，其間短暫到過瀋陽與南京。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平津戰事方酣，金毓黻在去留問題上也曾有過猶豫，「因心境不安，無以自決」，並就商於好友王樹梅，「樹梅勸余以不動為佳」。隨後，金毓黻便決計留下來。其時，金毓黻次子長衡兩度從台灣來函勸其「赴台小住」，四子長振亦自台北來函，勸其「赴台避難」，但金毓黻不為所動，表示了非常堅決的態度。他說：「余以在平負責保管瀋陽文物，如果離去，恐有損失。即個人所有研究工具亦悉在平存放，一旦舍而他適，即如魚之失水，因此絕不他往。」稍後，金毓黻接到三弟著青從福州來函，言及「將往台灣居住」，並提及某朋友家眷從上海南逃而在吳淞江撞船失事之傳聞，不禁感嘆：「如果其眷屬罹難，則一動不如一靜，紛紛南北逃竄，究何益耶？」顯然，這也是對南逃表示不以為然的態度。以上是金毓黻在日記中談到去留問題最直接的材料，其「絕不他往」的表態應該是在慎重考慮之後的抉擇。

大致而言，金毓黻之所以選擇留在大陸，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其一，與其對時局與政治走向的判斷有關。作為學者的金毓黻，雖然自稱「余非政治界人，向以究心史事為的，故於政治向不關心」，但實際上，他對時局與政治走向有自己的考量。早在1947年年底，國民黨軍隊在東北節節敗退，時在瀋陽故宮博物院的金毓黻對時局頗感憂慮。「烽火將及瀋陽近郊，幾成燎原之勢，不知當寧諸公何以應付危局，竊用憂之。」隨著遼瀋戰、役平津戰役的順利推進，金毓黻更感覺到蔣介石敗局已定。出於史家的職業習慣，他從陳布雷諫蔣失敗而自殺的傳聞，分析蔣氏失敗的原因有二：「蔣氏之失敗，一由士無鬥志，二由美國終止援助，否則尚能支持若干時日。」與此同時，金毓黻早對共產黨有好感。在其故鄉遼陽被解放軍佔據後，他曾與遼陽來人久談，得知「共黨在遼陽，對人甚和藹有禮，不似外間所傳之甚……至資產之分配，共黨皆有定章可循，任何人皆不能例外。因謂其著著進步，蓋非無故」。就在北平和平解放、解放軍入城第二天，金毓黻從史家的角度認真總結了此前從辛亥革命以來民國史發展的兩個階段，認為：「至此後由中共主持聯合政府，又另闢新局，可謂劃一新時代。」當天他閱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敏銳地觀察到新時代理論即新民主主義理論，「余以研史見解讀此理論極感興趣」。在此，金毓黻表現出了對中共政權的極大認同。其二，也許是更重要的，就是北平的學術條件，作為學者的金毓黻實在不想離開。這一點，是他在回絕兒子請求赴台時曾特彆強調的。他非常貼切地比之為魚水關係，其與友人書云：「某嘗謂吾輩書生日處故紙堆中，一若魚之得水。一朝屏去書卷，孑然枯坐，則又若魚之失水。其苦樂相去為何如耶！近居舊都年余，喜其文物豐富，時以誦讀自遣。不幸戰雲瀰漫，四郊多壘，欲舍而他去，則有魚處凅轍之感，矧欲去而不得乎！」毫無疑問，國民政府雖然定都南京，但北平仍是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曾自稱「以讀書撰稿為最有興趣之事」的金毓黻，自受聘為國史館纂修後，便以修史為志業，有謂要「以修史自矢，了我余年」，其不願意離開北平這個文化中心，完全可以理解。其三，左翼學者或中共方面的溝通挽留，可能是最關鍵的。金毓黻早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郭沫若有好感，在其日記中有謂：「同門范君文瀾曾撰《文心雕龍注》，余甚羨之。」「如郭沫若其學亦傑出。」當北京大學歷史系鄭天挺、鄧廣銘邀約在北大開設民國史課，金毓黻爽快地答應了。北平解放後，翦伯贊在金毓黻長子長佑陪同下來訪，說明「中共方面極注重研究歷史，且應各守本位，惟稍改變其重點耳」，金認為「其意甚美」。翦又請金出面聯絡北平史學界同仁開座談會，金「即允為聯絡」。金毓黻早在重慶時就與翦伯贊相識，當時翦用唯物史觀著《中國通史》，「佑兒首為印行，銷路頗佳，因此余亦得識翦君」。隨後，金毓黻便到北大歷史系開設民國史課程；又與於省吾、馬衡、唐蘭、陳夢家等人與郭沫若餐敘，「頗能暢所欲言」。不久，金毓黻主持的國史館北平辦事處合并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改稱民國史料研究室。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金毓黻正式調入郭沫若任院長的中國科學院，在范文瀾任所長的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做專職研究員。

顧頡剛解放前後主要生活在上海，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經理兼編輯所所長職，併兼任誠明文學院教授及國文系主任，有時也到震旦兼課。1948年下半年，顧頡剛受摯友辛樹幟之邀，遠赴西北任蘭州大學教授。當時，正值國共大決戰之際，時局非常危急，顧頡剛希望夫人張靜秋帶孩子到蘭州避難，他在家信中說：「西北是現在中國的安樂土，糧食可以自足……這裡是最好的避難所。」但張靜秋不同意，一再催促顧頡剛東歸，最終甚至用早產難產的謊話騙得他匆忙飛回上海。12月8日，就在顧頡剛回到上海第二天，顧氏開家庭會議，討論全家此後行止。當天日記沒有具體記載討論的內容。對於顧頡剛去留問題，當年年末日記附錄有一篇詳細的文字資料，茲摘引如下：

自徐州陷，京滬人心恐慌，靜秋作逃難計，逼我東返。歸日商量行止，定赴廣州，以練青來信，謂吳敬軒所辦文化學院可聘予夫婦任職也。因此，予乃自薦於中山大學，得可忠之允，已將聘書寄來。然靜秋手足情深，不以夫婦及孩子同行為滿足，雁秋一家及龍書一家亦須同行。惟拖老帶小十餘口，非五六萬元金圓行動不得，這筆費從何處來。且到粵之後，至少有四五間屋方能容，頂費及購傢具費又從何處來。我輩窮人，在此時代，安有逃難福分，為此躊躇。原靜秋之所以必欲逃者，蓋以共軍所至，輒將男、女、小孩分開，恐一家人將從此不得見面，故寧可到外吃苦……共產主義固為遲早必實現之政治，唯恐初來時狂風暴雨，使最愛之人活生生的訣別，故尚以遠走為宜。（蘇聯欲改造社會，要把自然的愛取消，易以理智下之秩序，終恐逆天而行，於事無濟，徒令當此狂風暴雨中之人們痛苦而已）日前紹虞來，謂蕭正誼君在台灣辦東方大學，招我同行，因允之。前途演變，不知如何。起潛叔來，述鄭振鐸君言，謂「轉告頡剛，不必東跑西走，左傾歷史家甚敬重他」，彼固以為予可以不行者也。在此大時代中，個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於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聽之於天而已。

從上引資料看，當時顧頡剛有南逃廣州、東渡台灣和留下不動三種可能的選擇。南逃是因為對共產黨政策誤解而恐慌，但因經濟困難而猶疑；東渡雖允朋友之約，但也是前途渺茫；留下則有左翼人士傳話，但也心中沒底，頗感迷茫。

關於顧頡剛三種去向的可能性值得進一步分析。當顧頡剛在蘭州大學任教時，張靜秋在朋友的鼓動下有去香港的念頭。顧頡剛詳細分析利弊，非常委婉地予以否決了。他在回信中雖然表示「我也贊成」，並說「你如果確赴香港，那麼我便可到中山大學教書，因為校長陳可忠是極熟的朋友，不愁他不要我」，甚至還說「此事的決定全在於你。你立定意志到香港，我即可買到漢口的飛機票，經粵漢路到廣州，不先到上海了」，但是，他同時又特彆強調「不過香港物價太高，除非少蘭肯招待你，我的力量是沒法負擔的」，「你在蘇滬，朋友親戚眾多，自然不覺寂寞，到香港後還有少蘭陪伴，到廣州後只有我伴你了。我一教書，在家的時候就減少了，你怕不怕呢？」另外，去香港的交通也肯定是非常擁擠，「勢不能帶很多東西，我的稿子留在上海好了，只要不放火是不會損失的」。最後一招顯然是哀兵戰術。隨後話鋒一轉，「如果你考慮的結果覺得住香港在經濟上無把握，還是留上海的好，則我出主意……」於是他細緻地安排在上海的如意生活。他甚至覺得在上海比蘇州老家更安全，「我們在滬，雖也過的是水平線上的生活，但人家看來是七八等的人家，要搶也搶不到我們；可是住在蘇州，人家看我們的場面，就要誤認為一二等的人家了」。從《顧頡剛日記》中經常可以看到，由於他樂善好施，不僅拖家帶口，而且收養多位親朋好友，家庭負累而導致的經濟緊張問題是他後半生相當長時期內頗為糾結的一大難題。他不得不多處兼職便與此相關，南逃廣州或香港不能下定決心也與此相關。這一點張靜秋應該最能理解，所以南逃之說很快就沒了下文。

至於東渡台灣，實際上有個政治立場選擇的問題，那就是跟著國民黨走。顧頡剛在抗戰時期曾到重慶「投身於國民黨之機關」，甚至為給蔣介石獻九鼎撰寫「銘辭」，一時物議沸騰，並因有譏蔣之嫌而使蔣不快，各面不討好。後來他反省這是其「終生之玷污」。不過，在抗戰後期，他已漸漸與蔣氏政權疏離，從政教（學）界脫身，投入商界，創辦大中國圖書局。解放後他如此解釋：「其後我以目睹國民黨之腐化，不欲同流合污，故與商人合作，創辦書局，度我今日之生活。」「惟剛對於蔣賊，宿所厭惡，故彼來作中大校長，剛即去職。以彼時學界不可復留，迫致投身商界。」當時顧頡剛「不可復留」於學界，還因其與胡適的疏遠及與傅斯年的矛盾有關。在解放後批判胡適運動中，顧頡剛對於有人給他戴上「胡適派」的帽子這樣辯解：「在1928年之後，我二人就分道揚鑣，甚至不相聞問了。他後來作了北大校長，決不請我去作教授，我也不想到他的陣營里去，這是一個很明白的事實。」在日記中，顧頡剛直接道出了胡適對自己的疏遠，有謂：「適之先生來滬兩月，對我曾無一親切之語，知見外矣。北大同學在彼面前破壞我者必多，宜有此結果也。」在另一則日記中，顧頡剛寫道：

適之先生南來，一舉一動皆為報紙材料，日報記之，雜誌詈之。予勸先生，勿至南京，免入是非之窩。然孟真挾之以自重，恐終須去。當國民黨盛時，未嘗與共安樂，今既倒壞，乃欲與同患難，結果，國民黨仍無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孟真好作後台，一手挾朱，一手挾胡，以張其勢，真曹大丞相也。

上文之「朱」是指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顧頡剛在談論胡適時還忍不住牽扯出傅斯年（孟真）並直斥其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可見其與傅之間扞格之深。行事霸道的傅斯年一直把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到台灣後又執掌台灣大學，顧頡剛即使逃到台灣，在學界也難有立足之地。同時，顧頡剛雖然對共產黨認識有點模糊，但早已對國民黨失去了信心。他說：「實在，人心並不傾向共產黨（徐德榮且表示，如共軍來，彼將跳江），而厭惡國民黨太甚了，國民黨已失盡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權。」有鑒於此，顧頡剛放棄了逃台之想。「臨解放前，朱家驊要逃向台灣，經過上海，派人招我去談話，我知道他要邀我同去，就堅決不去見他。」

顧頡剛最終留在大陸，與左翼或中共方面的挽留有關。1948年年底，老友葉聖陶通過友人婉轉地批評顧頡剛「近來『開倒車』」，顧頡剛仔細琢磨其所指，有謂：「年來彼參加民主同盟，翹然為左翼分子，而我厭倦政治，閉門謝客，大約彼以為我不與合流即為開倒車。」這說明中共方面對他已有所關注。如上所言，鄭振鐸通過顧頡剛非常親近而尊敬的小堂叔顧廷龍（起潛）傳話「不必東跑西走，左傾歷史家甚敬重他」，使顧頡剛吃了定心丸。但是，直到上海解放前夕，顧頡剛還是有點猶疑。他在1949年5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誠安告我，其友聽共黨廣播，招我前往。可知靳君所述確有此事。然戰事中如何提倡文化事業，予即前往亦不過作花瓶式之點綴耳。君匋為大中國計，極勸我行，而靜秋則尼之。予恐予一前往，上海之公司便為湯恩伯封門也。」上海解放後不久，顧頡剛聽陳毅市長講話，深感「態度極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輩為國民黨蒙蔽處太多矣」。可見，顧頡剛之所以留在大陸，與金毓黻有極大相似之處，也主要是基於其對時局與政治走向的判斷、對學術環境的選擇以及左翼或中共方面的挽留工作。1954年，顧頡剛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成為專職研究員。

夏鼐1948年9月升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因時局危急，是年年底從南京回到老家溫州，解放前後主要生活在溫州。夏鼐是一位比較純粹的學者，但他對時局並非毫不關心。在日記中，夏鼐時有對時局憂慮的記載，去留問題自然成為友人見面共同談論的話題。例如，1948年3月20日，「大家對於目前時局，都抱悲觀，尤其是經濟情形，恐不能支撐多久」。10月31日，「但以經濟恐慌，無物可購，加以國民黨方面軍事失利，錦州、長春失守，開封、鄭州撤退，瀋陽、太原吃緊，寄在國民黨政府籬下的人，大家心裡都蒙上一層陰影。上午在管饒谿君處，他問我作何避難之預先準備，此為在京外地人之一般心理也」。11月7日，在上海見鄭振鐸、湯象龍等人，「大家見面多談及目前危機，湯君謂以不變應萬變，余笑謂坐以待斃耳」。由於對時局的悲觀，夏鼐的笑談多少有些苦澀。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並沒有多少歷史包袱的夏鼐之所以留在大陸，是非常自主的抉擇。

與金毓黻、顧頡剛早已名滿天下的情形略有不同，當時剛剛晉陞為研究員的夏鼐尚是考古學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夏鼐的去留並未引起各方太大的注意。夏鼐日記記載史語所所務會議，傅斯年報告時局情形，「謂院方態度，不阻止亦不鼓勵同人及眷屬之避難南京，至於遷都問題，須由最高當局決定，現下無法知道。又謂萬一南京陷落，中研院中人為共黨所欲得而甘心者，僅有二個半，即朱院長、傅本人，至於薩總幹事僅能算是半個。故傅自雲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黨之手。中研院即在共黨之下，亦必存在，惟史語所及社會所必須改組，語言及考古二組尚可仍舊，歷史組則必另派一唯物史觀者來主持工作云云。」傅斯年的話頗可耐人尋味，不知夏鼐作何感想。稍後，形勢更趨緊張，國民政府亦有遷都之意，傅斯年詢問夏鼐個人計劃，「余決定返家，傅先生勸余早走」。當傅斯年決定史語所先運一部分東西到台灣，「詢余能否押運古物赴台，余拒絕之」。可見，傅斯年對於夏鼐的去向毫無勉強之意。在史語所決定遷台之後不幾日，夏鼐便返回溫州老家。

在溫州的日子，夏鼐除了走親訪友之外，主要是讀書寫作，在戰亂時代過著相對平靜的學者生活。這期間，他最終下定決心留在大陸。他從友人處得知遷台生活頗苦，「獲見管希雄君來書，對於此次遷移事，頗多不滿。又知全漢昇、周法高、董同龢、李濟之、董作賓及芮逸夫，皆在台大兼課，在新竹者寄居倉庫中，生活頗苦云云」。他在回復傅斯年之後在日記中寫道：「此事殊未易決定，故只能含糊其辭，以便候時局開展後再作決定。看樣子，大概不能去了，何苦跟他走死路？」這裡顯然是拒絕了傅斯年促其赴台的邀請，雖然用的活筆，但意志很堅決。稍後，在向同鄉好友王則誠轉達傅斯年邀之赴台之意後，又禁不住感嘆：「時局已如此，誰還再走死路。」1949年5月7日，溫州解放，「深慶故鄉能和平解放，殊為可喜也」。兩天後，收到台灣史語所信件書刊，感慨系之，「然我已決定不赴台，解放後，我國當有復興之機會」。夏鼐心中業已燃起新的希望。隨後，同鄉管希雄從台灣回，帶來好友高去尋信，有云：

終日苦痛（已非苦悶），焦急如待決之囚，兩鬢頓成斑白，皆台灣之行所鑄造成者也。考古組已垮台，中國考古之學，不絕如縷，今日繼續起衰者，則舍兄其誰。弟過去即作如是觀，今日尤然，故切盼兄能早日赴寧，或更轉平。目下思永先生及照林兄，頗有重振此學之力也。兄乃考古學之巨擘，亦應體會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之句。

高去尋的現身說法與忠告，完全切斷了夏鼐去台灣的念頭。不久，留在大陸的史語所梁思永與北大湯用彤相繼發來函電，爭相敦聘夏鼐，「交通情形如此，家庭情形如此，殊令人為難」。頗為出人意料的是，夏鼐接受了浙江大學人類學系的聘約。就在夏鼐到浙大報到當天，他收到梁思永的來信，有云：

弟敦促兄北來之意，不止為共同支持史語所殘局（此殘局似乎在短期內即將結束），更為今後（尤其是今後一二個月中）中研院等研究機關合并改組為科學院（此殆成定局）之過程中，亟須兄親自在場，積極為將來之中國考古事業計劃奮鬥。目前國內能領導全盤考古事業者唯兄與濟之先生，而濟之先生遠在台灣，音信阻絕，未必能及時趕到參加此項工作。此事關係中國考古學之前途甚巨，願兄予以深切之考慮。至盼！至盼！

梁思永誠摯感人之情、期望甚殷之意，想必夏鼐絕不至於無動於衷。當時，浙大同人對於夏鼐不應北大之聘而來浙大，皆頗驚異，「以浙大學術空氣不濃厚，人類學系之前途更慘淡，視試辦一年之結果如何而定。余告以自己亦不作久計，恐至多亦僅一年即返中研院或入北大」。可見，夏鼐應聘浙大只是權宜之計，毋寧說也可能是以退為進之道。在局勢不甚明朗，前途難以把握的情況下，稍作觀望，進退有據，不失為處世良策，夏鼐拿捏得恰到好處。在浙大期間，北京友人多勸夏鼐北上，甚至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亦函約到北京商談考古發掘計劃1950年6月，夏鼐收到政務院任命其為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委任令，本有請辭副所長之職而專任研究員之意，但梁思永來信竭力敦勸：

政務院任命通知書想已收到，以弟殘廢之身，學問荒廢多年，尚且厚顏接受任命，希望在某些方面，或能發生一點微小的作用。考古所之發展，大部須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義，可有若干便利，兄絕不可謙遜，更萬不可言辭。

此後，夏鼐正式調入中國科學院，成為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儘管情況不盡相同，但金毓黻、顧頡剛、夏鼐在解放後都選擇留在大陸，並先後進入中國學術的最高殿堂一一中國科學院，成為體制內的科研人員。相對而言，名氣最大的顧頡剛的經歷最為波折，而當時不太引人注目的夏鼐則最受重視。個中緣由值得玩味。至於他們將如何適應這個體制以及究竟能否適應這個體制，則是下文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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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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