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竟下令廣開言路，結果大臣一上奏都傻眼了！
作者：我方團隊覃仕勇
與雍正繼位時謠言四起、風雨滿城的境況不同，乾隆皇帝的繼位是妥妥的，基本聽不到內部任何持異議的聲音。
初登大寶的乾隆帝雄心勃勃地要成為遠邁堯舜的聖明之君，他大興改革，立志要一改雍正朝弊政。
雍正朝的最大舉措就是反腐懲貪，整肅官場，鉗制言官，製造了三十多件文字獄案。
乾隆帝先從「廣開言路」一處著手，聲稱先帝時朝內貪腐太重，實施高壓政策純屬不得已而為之，現在情形已經變好，希望包括督撫在內的各級官僚都踴躍上摺子奏事，暢所欲言。
乾隆帝雖然已經發話，但經過雍正長達十三年的嚴酷打壓，沒有人敢做出頭鳥，滿朝一片沉默。
乾隆帝有些抑鬱氣悶，一再下旨，懇切求言。這種情況下，言官只好發聲，但所上的無非都是些報告各種祥瑞、各地貢物之類的摺子。
乾隆帝大為不滿，埋怨官員們在跟自己打太極，言不由衷。他明確指出，自己需要的是對施政治國有幫助的批評和建議。
接下來，批評和建議來是來了，可都是千篇一律的批評皇帝工作太投入、工作太忘我，不知愛惜身體，這不是天下之福，建議皇帝要注意勞逸結合，保重龍體，說皇帝的龍體安康才是天下興旺的根本。
乾隆帝苦笑地搖了搖頭。這，絕不是我乾隆帝所想要的儒家思想下的君臣治理形態。
為了消除官員的疑慮，乾隆帝不得不發布諭令，明確宣布要修正父道，走開明寬鬆的平康正直之路。
原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在雍正四年參奏山西巡撫田文鏡貪贓枉法事，被雍正帝發配到新疆（雍正四年，謝濟世參劾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並「列舉十罪」，雍正將奏章擲還，而謝濟世還堅持要上疏。雍正帝發現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認為謝濟世是受了李紱、蔡珽的指使。）
謝濟世讀了乾隆帝的諭旨，認為惴度到了聖意，大膽上書。他提出，如果皇上要聽真話，必先禁止臣子私下告密，公開大臣的奏章，給都察院御史、六科給事中真正的監察權；另外，要寬恕講錯話的言官，搞文字獄那一套堅決不能要。
他從自己的不幸遭遇出發，大膽上書，投石問路。
求言心切的乾隆帝對謝濟世的奏摺給予了積極的響應：將之召回，任江南道監察御史。
都察院御史與六科給事中負有言事、建議、檢舉專責，在此背景下，連續上了幾道奏疏，所議論的開荒、虛報、重稅等等問題都是前朝雍正的政策。
乾隆帝一一嘉許深納。
其中，工科給事中曹一士所上的摺子更是大斥文字獄，說康熙、雍正兩朝的文字獄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其惡劣的不良影響，民間「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官府也「見事風生」，株連萬端，造成了萬馬齊喑的悲哀局面。
曹一士還特別舉例說文人汪景祺僅僅因為粗心大意漏寫了皇上紀年，就招致殺身大禍，這讓政府形象在民眾心裡一落千丈。
乾隆帝頷首稱是，命人取下掛在菜市口被風吹雨淋了十幾年的汪景祺頭顱，下諭旨禁止誣告他人，稱自己「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
新皇帝這樣通情達理，而且聲明以後不會再搞文字獄，舉朝加額相慶。
看得出，言官的春天就要來了。於是，許許多多針對政務建設的奏摺就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
不過，新皇帝剛剛上台，可供批評和規諫的東西一時還找不到，大家檢舉和批評的都是雍正朝的政務。對這些批評，乾隆全部笑納，並繼續下諭旨求言。
大家歡呼：真是個聖明天子！真是新朝氣象大不同！四川巡撫王士俊大受鼓舞，上了一道猛料：《密陳四事折》。
這個王士俊是康熙六十年進士，雍正朝的能臣，很得雍正寵信。饒是這樣，雍正對他也不放心。有一個故事說，王士俊離京到河東赴任，大學士張廷玉特別薦一個男僕隨行。該男僕在王士俊府上辦事實在，人也很勤快、謹慎。然而，在王士俊即將任滿回京時，他提前向王士俊辭別。王士俊很是驚奇，挽留他。他卻說：我本是宮中侍衛，奉皇帝命令隨你赴任，實為監督。這一連幾年，你也沒什麼大錯，我就先行回京復命了，特來辭行。此事給王士俊留下了後遺症，「股慄者累日」，心理陰影面積巨大。
王士俊的《密陳四事折》很有趣，當然，主要還是乾隆的硃批有趣。
奏疏第一句，王士俊例行公事地拍了一句乾隆的馬屁，說：「竊臣讀虞書，上有堯舜之君，下有阜夔之臣，亦即萬邦協和，四方風動矣。」
說者無意，讀者有心。乾隆在「上有堯舜之君」一句旁邊故作謙虛地提硃批：「朕不敢自居」；卻在緊接著的「下有阜夔之臣」旁提硃批：「汝亦其人」。這，分明就是君臣間的互相吹捧。
更加有趣的是，王士俊在疏中提到，現在的官員上書反對雍正政策，這其實就是一種翻案行為。
這一句話，陡然惹毛了乾隆。好你個王士俊，你罵官員翻案豈不就是在罵朕翻案？真是反了你了！
惱羞成怒的乾隆再也顧不上上面那「汝亦其人」的硃批了，憤然提硃批罵道：「像他這樣用心奸詐，打著仗義執言的幌子搏出位實現個人目的人，朕絕對不容。」
閱完奏疏，乾隆在發給總理事務王大臣的上諭中說：「王士駿的奏摺，朕看到他的險惡用心，背叛良心道理禍害正道，打著直言的名義實現自己的私人追求，看過之後，朕真是痛恨！」
最終，乾隆對於王士俊的處理結果是：「此人奸詐兇惡已經暴露，國法不能姑息，把他抓到京城，交由法司來定罪！」
嗚呼，王士俊作為一代能臣、一省大吏，竟然因為一道奏疏而鎯鐺入獄，被判了個死緩！
遺憾的是，御史薛馧並沒嗅出其中危險的意味，上了一道跟乾隆生活作風有關的摺子，說史官記錄皇帝言行的起居注，皇帝不應該干涉，不應該索看。
這讓乾隆老大不高興。
薛馧還說司法部門每次辦理皇帝特意交代的案子往往不按法律條文而按皇帝的臉色來辦。
真是狗膽包天！
乾隆一口火氣沒壓住，命人將薛馧移交吏部「察議」。
還有此前得到嘉賞的謝濟世似乎還沒從高興勁中醒來，他還在為乾隆的「廣開言路」喝彩。他再上了一道奏疏，批評說皇帝雖然鼓勵臣下進言，但對言官的進言還停留在形式上，根本沒有執行，很多事說了跟沒說一樣，這不行。
不用說，乾隆讀了這道奏疏很生氣，後果嘛——乾隆考慮到謝濟世剛剛從新疆提拔回來，如果一下子打倒，那跟自己打自己嘴巴有什麼區別？於是忍了。
但乾隆還是在發給總理事務王大臣的上諭中臭罵了謝濟世一頓，說謝濟世「昏愚無知」，「居心之陰巧」，實在是「國家之大蠹」。
一年後，乾隆另外找了個借口將謝濟世外放至湖南督糧道任職，而謝濟世在翻刻《四書》注時也遭到了乾隆的查禁。《謝濟世著書》案因此成了乾隆朝文字獄檔案中的第一案。
也就是說，乾隆所謂的「廣開言路」其實是只是為了博取名聲，言官批評指正任何事物、包括他父親雍正的不是，他都可以接受，但絕對不能批評到與他有關的任何事物，「聞過則喜」、「躬身自省」之類的鬼話統統拉倒。
也由此可見，乾隆和他的父親雍正、祖父康熙在本質上並沒什麼兩樣，誰敢批龍麟，誰敢逆聖聽，下場一定很難看。而此後乾隆所興起的文字獄高達130多件，遠勝乃父、乃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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