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白鹿原》說出了秘密沒說出答案

摘要陳忠實不可能對近代中國撕扯糾結的現實與精神有一個完整的描述，對整個民族且掙扎且前行的未來有一個完整的答案。他只能用畢生的經驗與閱歷，寫下這一部「帶進棺材當枕頭的書」。

作者：楊早（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知名文史學者。）

《白鹿原》是我重讀遍數最多的當代文學作品之一，大概僅次於汪曾祺與王小波。其原因倒不是我有多喜歡這部作品。不過，我對《白鹿原》的印象，經歷了一個比較奇特的上升曲線。

《白鹿原》1992年發表於《當代》雜誌，1993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單行本。在當年傳媒書寫的現實中，這部小說並不是單打獨鬥地衝上文壇，而是被歸併到了「陝軍東征」這個「文壇現象」中。

我們先來看看當年《光明日報》的報道：

「當1993年新年的鐘聲剛剛敲響，北京的四大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再加上中國工人出版社，相繼推出了四部重頭長篇小說和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它們全是陝西作家的新著。這一下子震動了首都乃至全國文壇。文學界、新聞界一起驚呼——『陝軍東征了！』」

「東征」的作品包括：賈平凹的《廢都》、陳忠實的《白鹿原》、高健群的《最後一個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報道還稱讚這四部小說「都有雄心問鼎中國長篇小說創作最高獎茅盾文學獎」，並暗示文壇「應該總結一下陝軍東征現象，看看它給中國文壇帶來了什麼新啟示」。

這四部作品中，爭議最大的是《廢都》。那是另外一個故事。而《白鹿原》似乎受到的是文壇內外的一致好評，如西安的重量級文學期刊《小說評論》在當年第3期發表了陳忠實的長篇答記者問後，第4期又用了一半的篇幅發了13篇評論文章，此舉被人稱為給予文學作品的「五星級待遇」。陝西本地傳媒的一篇特稿還提到：在西安市，司機違章被警察叫住，送上一本《白鹿原》即可放行。

在後來的歲月里，我多次與陝西人聊天時提到《白鹿原》，幾乎所有的老陝都將《白鹿原》視為陝西的驕傲。

然而在「陝軍東征」的喧囂之後，對《白鹿原》的爭議也漸漸浮出水面。1997年5月，天津評選「八五」（1991-1995）優秀長篇小說出版獎，《白鹿原》落選；「國家圖書獎」評獎活動，《白鹿原》也落選了。1997年揭曉的第四屆茅盾文學獎評選活動中，《白鹿原》一開始亦未進入候選之列。後來，身為評委會主任的老評論家陳涌挺身而出予以鼎力支持，使得這部作品得以入圍並最終獲獎。然而，由於某些評委「強硬的批評意見」，評委會要求陳忠實刪改了兩三千字，小說最終以「《白鹿原》修訂本」的方式獲得茅盾文學獎——確定獲獎後再修改作品，也算是世界小說史的一樁奇聞。

其時我尚年輕，聽老師輩誇讚這部小說是「一部民族史詩」，心想書寫的不過關中地區的農村近代史，怎麼就算是「民族史詩」？在《白鹿原》出版前後，「新歷史小說」正大行其道，蘇童、葉兆言、劉震雲、池莉、方方、李曉、周梅森都涉足其中。與他們小說里的「反政治色彩」與「民間性」「日常性」相比，《白鹿原》並不顯得多顛覆。與1996年出版的莫言《豐乳肥臀》相比，對魔幻現實主義的模仿，對國、日、共那段「翻鏊子」歷史的反諷，《白鹿原》都不算極致。

20年後回看那段爭論，讓人特別感慨。陳忠實在寫出《白鹿原》之前、之後，都不算是站在風口浪尖的作家，他對西方文學與歷史理論的接受，對重寫歷史的時代熱潮，都談不上敏感。他與其他陝西「現實主義作家」一樣，深受柳青與《創業史》的影響，但又能擺脫柳青不得不預先戴上的意識形態桎梏；他與路遙齊名，同是現實主義大家，但對陝西農村的書寫方式又全不相同。

陳忠實在電影《白鹿原》拍攝現場，右為劇中田小娥飾演者張雨綺

20年後，當年顯得比《白鹿原》更極致的「新歷史小說」，或「陝軍東征」的其他作品（除《廢都》外）都很難再進入公眾閱讀視野，而《白鹿原》卻長盛不衰，出版20年，銷量超過138萬冊——好吧，銷量在小四他們面前是渣渣，然而《白鹿原》卻能屢屢成為公眾議題，藉助話劇改編、電影改編等等文化事件，總在透過媒體時時衝擊公眾的眼球耳膜。

為什麼呢？

應當說，是《白鹿原》本身的特質決定了這一點。縱觀陳忠實的一生，中學學歷，一直守在西安，當過小學教師、中學教師，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及黨委副書記。開始文學創作前，十多年的鄉鎮幹部經歷，讓陳忠實的字是從田間壟上一個個摳出來的。不管風往哪個方向吹，《白鹿原》源自陳忠實對農村生活的深度了解，這一點不會變。相比之下，同是出身農村卻在西安完成大學教育後進入文化場的賈平凹，需要更多地藉助傳統雅文化的資源，從小品文與禪道中汲取營養，對商州鄉村進行某種距離化的書寫。

當我前幾年不知第幾次重讀《白鹿原》時，才突然明白為什麼我對這部作品的價值評判一直搖擺不定：有時我覺得十分精彩，掩卷又總有五味雜陳的難言之感。我認為大部分評論都高估了《白鹿原》的文學地位，又不能不承認它是難得的扛鼎之作。

從語言來說，陳忠實在《白鹿原》里使用了兩套語言：人物對話，幾乎是生活中陝西方言的實錄，一個個字打在麥地的感覺，鮮活而且有勁；而一旦轉到敘述語言，作者嚴格按照「白話文」的語法規則，且好用成語與比喻——這正是新中國的文學教育喜歡強調的重點。我隨便引幾句：

「她完全不知道嫁人是怎麼回事，而他此時已諳熟男女之間所有的隱秘……他撫傷惜痛的時候，心裡就潮起了對這個嬌慣得有點任性的奶乾女兒的惱火。「

「冷先生的義氣相助，使嘉軒深受感動又心生埋怨。白嘉軒謀的是鹿家的那塊風水寶地，用的是先退後進的韜略；深重義氣的冷大哥尚不知底里，又不便道明。」

「冰糖給黑娃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美好而又痛苦的嚮往和記憶，他愈來愈明晰，只有實踐了他『掙錢先買一口袋冰糖』的狂言才能解除其痛苦。」

像這種帶有濃重「五四」文藝腔的句子，如果陳忠實其他的語言不那麼鄉土化，或許還不明顯，現在這些句子混在精采活潑的陝中方言與平實細微的器物、風俗描寫中，就像糙米中的稗子，讓人嚼著很不舒服。

再說《白鹿原》的內容。1990年代，感覺整個評論界都被「現實主義」「民族史詩」兩桿大旗蒙住了雙眼。「現實主義」是社會主義文學的正宗，《白鹿原》當然可以列入自趙樹理、柳青以來的譜系，這也是陳涌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青睞這部作品的原因；「民族史詩」則是「中國文學世界化」的盛大期盼，要打破黑格爾「中國人沒有史詩」的結論（當時的中國文學界多麼渴望中國出現一部「自己的史詩」，經歷過的人都知道，只要發現一部有「史詩」苗頭的作品，大家就衝上去將其牢牢摁住，帽子一戴：「就是你了！」）。

現在回看《白鹿原》，確實用它根植於鄉土的敘事，形塑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運作機制與近代困境。《白鹿原》中的白鹿鄉，是「士紳社會」的縮影，其坍塌同樣是士紳社會崩壞的隱喻。

族長白嘉軒象徵族權，鄉約鹿子霖象徵政權。鹿子霖徵稅應捐，都得白嘉軒幫忙。這些描寫都迎合著「皇權不下縣」的傳統社會特徵。（關於「士紳社會」與「皇權不下縣」，近年史學界有歧見與新說，就目前而言，這兩個概念大體還是成立的。）清末兵荒馬亂，白鹿鄉運轉卻大體正常，也足見在鄉村社會，族權遠比政權有效。

電影《白鹿原》

白鹿鄉真正的大亂，是在新思想侵入之後發生的。在此之前，雖然世道不靖，但以朱先生為代表的道統與學統，對穩定的治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族長白嘉軒無論何種為難之事，都會問計於姐夫朱先生，你來我去的各路軍閥也時時問政於朱先生。關中大儒朱先生無私無我，卻是白鹿鄉乃至整個關中社會精神的象徵。

白家鹿家的小輩，皆師從於朱先生。但在他們進城之後，則或墨或楊，或國或共，變成了新思想新政權中敵對的雙方。在國共兩黨在白鹿原上「翻鏊子」的過程中，朱先生的幾位學生互相殺戮，朱先生搖首無語，白嘉軒袖手無方，族權與道統已經無法介入政治，只能維持著世道人心，與新政權與西方思潮爭奪民間社會的控制權。

黑娃與田小娥這一對男女，是全書最出彩的人物。他們象徵著民間社會最基本的慾望：財與色。黑娃對國共雙方的意識形態均不感興趣，也沒有為信仰獻身的覺悟，誰能讓他出人頭地，他就親近哪方。田小娥亦然，她並不壞，但她完全遵從慾望本身指引的生存方式，讓念念不忘世道人心的白嘉軒與鹿三都深感威脅。這種威脅甚至大於外來政權的壓迫，因此鄉村精英們可以忍受政權的起落更迭，卻把黑娃與田小娥這對男女視為最感頭痛的深仇大敵。

電影《白鹿原》

用評論家的話說，《白鹿原》包含了1990年代以來的「去革命化」與「再傳統化」兩重反思，這是小說在出版後爭議不斷又一路走紅的秘密。它通過人物命運與文學描寫展現出的這些場景，恰好為這兩股最熱的思想潮流提供了註腳。而黑娃田小娥的存在，則揭示了人類社會更深的衝突：慾望與規則的衝突。有這樣豐富的內涵，《白鹿原》才能成為至今無人超越的頂尖作品。

王全安導演的《白鹿原》，捨棄了白靈與朱先生兩個人物，實際上就割捨了作品的前兩大主題。集中呈現慾望/規則衝突的電影《白鹿原》，被人譏評為《田小娥傳》，倒是說出了《白鹿原》繼續在新世紀發光閃亮的原因：由於文化政治的原因，公眾已不能/不願討論「去革命化」與「再傳統化」那麼宏大的命題，鄉村的空殼化更讓為傳統社會的招魂無所憑依。唯有慾望/規則的衝突，在都市中，在職場中，在人類生活的每一個場域，仍在無時無刻的發生。因此電影《白鹿原》講的不再是一個「中國故事」，而是一個簡化提純後的「人類故事」。原著黨不滿意，但小白們無需門檻就能看懂這一版的《白鹿原》。

《白鹿原》是一部衝突之書。其中的人物衝突與社會衝突無處不在。陳忠實自己使用的兩套語言也在衝突。早在頌歌遍地的1990年代，也有評論家看出了《白鹿原》中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充滿矛盾」：「他既看到傳統的宗法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又對傳統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戀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農業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從中開出拯救和重鑄民族靈魂的靈丹妙藥」（雷達），「也許陳忠實並未詳細考慮儒家傳統與三民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他無法繼續想像它們之間衝突與交織所形成的生動故事。可是，思想的迴避並不能代替敘事的迴避。未完成的思想只能導致未完成的敘事」（南帆）。陳忠實的眼光與他筆下的人物如白嘉軒、鹿三基本平行，他不可能對近代中國撕扯糾結的現實與精神有一個完整的描述，對整個民族且掙扎且前行的未來有一個完整的答案。他只能用畢生的經驗與閱歷，寫下這一部「帶進棺材當枕頭的書」。

《白鹿原》作者陳忠實

對《白鹿原》最知名的評論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其實，秘不秘，是由當時一般人的認知決定的。如果能像陳忠實那樣曾沉入土地，就知道那並不是什麼秘密，而是日常的現實。至於「一個民族」，當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整體認知與把握的中國，秘史也罷，史詩也罷，都只是歷史留在騾馬大腿上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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