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講一個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
《名聲》（德）丹尼爾·凱曼 著 南海出版公司
「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我們永遠都無法得知一個故事會在哪裡結束，另一個故事又會在哪裡開始！事實上，所有的故事都交織在一起。只有在書里，它們才界限分明。」
德國青年作家、托馬斯·曼獎獲得者丹尼爾·凱曼在其短篇小說集《名聲》的最後一篇《險境》中，借人物（而且是小說中的人物所虛構的人物）之口，道出故事作為一個圈套的本質，也讓我們在合上書的最後一頁前，猛然意識到寫作其實一直是作為現實生活的一種反諷式鏡像而存在的——生活總是比「故事」更為複雜，而且永遠不能完全進入故事的套路化講述。暗暗猜想，作家本人寫到這裡時，大約嘴角也是浮起了一絲狡黠的笑容，彷彿和一直專註於「故事」的讀者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以閱讀的質地來說，《名聲》並不太像典型的德語文學，少了一分凝重，多了一分敘事的頑皮，故事好看，反而有些英美短篇小說的味道，處處可體味到小說家操縱虛擬世界時那份精巧的匠心。《名聲》中共有九篇文章，採用了間接勾連的結構方式：通信公司經理、職員、明星、作家等等，每個人存在於自給自足又開放的生活中，同時又在不自覺、無意識中和其他陌生人的生活產生千絲萬縷的微妙聯繫。這種聯繫在功能上可能是毫無意義的，可能僅僅只是一個錯誤的電話號碼、一張一閃而過的海報、一個毫不起眼的名字，但這並不影響各自的故事獨立展開，同時在整體上產生某種多米諾骨牌般的動態反應——太像小說了嗎？但不得不說，這又極貼合真實的生活形態：在每個人生活的上游和下游，每天都發生著無數的事情，他置身其中渾然不覺，但也沒有必要去知道。在我們大部分時光都瑣碎無奇的日常生活中，散射的偶然總是多於聚焦的必然。凱曼只是暫時借用了自己小說家的身份，當了一回視角上的上帝。
從手法上看，這種「相關文本」式的創作其實並不算是多麼新奇，但凱曼的「淘氣」之處在於，他並不滿足於「偶然」式的機巧，而是興緻勃勃地玩起了一種關聯起現實和虛構的遊戲。全書中一個稍微核心一點的人物是作家萊奧，如同任何一個合格的寫作者一樣，萊奧過著外部和內部的雙重生活，凱曼在講述與他外部生活相關聯的諸個故事時，亦短暫地拿過他的筆，替這位筆下的作家寫了一篇小說。而這篇套盒式的虛構中的虛構、小說里的小說，同時也作為了《名聲》中獨立的一篇。
現實和虛構是有界限的嗎？凱曼若是在這本書中沒有正面回答這一問題，至少也是在嘗試模糊二者的區隔。這或許也是他選擇將一個作家作為重要人物的原因。作家對自己創設的世界本應擁有絕對權力，但萊奧驚訝地發現，他失去了這種操控力，人物不再只是負有承載他寫作目的的使命，而有了自由意志。當寫作者和被寫作者、講故事的人和故事中的人站在了同一平面上，現實和虛構，也就真正成為兩個平行空間里的真實，而非後者附屬於前者。在《險境》中，這種模糊性更是被推向極端，主人公走進了一個由小說中人物構成的、分不清現實與虛構的空間後，放棄了對於「故事」的把握和探尋，轉而接受故事本身便是一種獨立存在的事實。
凱曼就這樣用「故事」和閱讀故事的我們相周旋，幽默，冷眼，又有點煞有介事。會講故事是一種天才，但更難的是，如何用故事來進行有效的反諷。如果說在《名聲》中，凱曼還傾向流連於敘事的遊戲，那麼在他的另一部小說集《我承認，我撒了謊》中，就有更多的無常意味和荒誕性。譬如《在陽光下》這一篇所敘述的，一個默默無名的文學研究者，屢次和心中的偶像作家擦肩而過（更確切地說，是從來就沒有過接觸的機會），最後一次，甚至連墓地也錯過，只得在哭泣中離開——小說中的這種情景，往往更類似於真實人生的悲哀宿命。比起普通人，作家們的一大優勢或許就在於，他們最終不得不臣服於生活，但又因為他們可自由出入於現實與虛構之間，便也有了嘲諷生活的可能。
就如丹尼爾·凱曼。在作家中，他年紀尚輕，還有漫長的時間去打磨出一種刻骨的反諷性，隨時開始一個「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文/張玉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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