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真正作者是淮南王劉安？

1951年3月至5月間，《光明日報》連續刊登了四篇論文：《楚歌及楚辭》《〈離騷〉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和《〈離騷〉以外的「屈賦」》，懷疑包括《離騷》在內的諸多作品並非屈原所作，而將著作權歸諸西漢的淮南王劉安及其身邊文士。

本文摘自：澎湃新聞網，作者：楊焄，原題：郭沫若「拳打」胡適，以及朱東潤「冤枉」楊樹達

1951年3月至5月間，《光明日報》連續刊登了四篇論文：《楚歌及楚辭》《〈離騷〉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和《〈離騷〉以外的「屈賦」》，懷疑包括《離騷》在內的諸多作品並非屈原所作，而將著作權歸諸西漢的淮南王劉安及其身邊文士。論文的作者朱東潤晚年回憶說，此事緣於和葉聖陶的通信，「聖陶問我最近有些什麼著作，我說有是有的，是關於《楚辭》的四篇文章，不過論點的爭執太多，不宜發表。聖陶說給他看一下也不妨。我這就把文章寄去」（《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沒想到老朋友先斬後奏，沒有徵詢他的意見，就轉交給《光明日報》發表。書生氣十足的兩人起初或許並不覺得此舉有多不合時宜，更未曾料到居然會激起軒然大波。沒過多久，郭沫若就率先發表評論，居高臨下地呵斥道：「這樣的考證是很成問題的，但是也有它的淵源。它的淵源是什麼呢？就是胡適！……這種研究方法是標準的唯心主義，得不出正確的結論是無足怪的。」（《評〈《離騷》以外的屈賦〉》）在當年的特殊形勢下，這樣的宣判足以令對手膽戰心驚。據朱東潤說，「從5月到6月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自己上陣，並組織楊樹達、沈知方兩位先生同時出馬，先後發表了五篇文章。這一次形勢很危急，經過一番考慮以後，我覺得最好是閃開一著，讓這三位撲一個空」（《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自忖得不到公平辯論的機會，只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

不過要說楊樹達是被「組織」來的，也許未必符合實情。因為位高權重的郭沫若不僅斬釘截鐵地斷言：「無論從史實上、思想上、文藝上來說，把淮南王劉安認為《離騷》的作者，是沒有辦法可以成立的。」（《評〈《離騷》底作者〉》）還用很輕慢的口吻說道：「關於這些方面的研究，並世學者已經寫過不少的文章了。然而到了今天朱先生卻依然篤信胡說而一概不管，而且還要把胡適的歪風更進一步展開，這卻不能不使我們驚嘆！」（《評〈《離騷》以外的屈賦〉》）儼然已經覺得穩操勝券，根本用不著再約請幫手。退一步講，即便要「組織」，也該是《楚辭》研究方面的專家，而非並不以此見稱的楊樹達。

楊樹達於當年日記中也曾述及此事，如5月31日那天說：「草《離騷傳與離騷賦》。」並撮述文中要點；到了6月12日又寫道：「九日《光明日報》來，《學術》欄已登余《離騷傳與離騷賦》。」（《積微翁回憶錄》）如果真是受到邀約，恐怕不會不記上一筆——在半年前的日記中他就提過：「閱二十日《光明日報·學術》副刊二十六號，載余《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此去年七月寄與郭鼎堂者，由郭代投也。」（同前，1951年1月24日）並未諱言其事。而從《離騷傳與離騷賦》來看，楊氏意在「討論劉安做的究竟是《離騷傳》，還是《離騷賦》」，儘管以駁正朱東潤為主，但也附帶批評了郭沫若，稱其「似乎欲折衷於傳、賦之間，有遷就賦字的意思」，並說「我對於此問題的見解，和郭沫若微有不同」，還提到「郭先生說：太史公作《屈原傳》，曾參考《離騷傳》。據我看，這篇《屈原傳》可能全本《離騷傳》，不僅止參考罷了」，屢屢指出郭氏的訛謬，哪有這樣幫腔助陣的？

另外可資佐證的是作家出版社在1957年編輯出版《楚辭研究論文集》，「收輯的範圍很廣，凡可備一說、足資參考的，當時有過一定影響的，概行收入」（《出版說明》），其中也包括朱東潤、郭沫若和沈知方三位在此次論爭中的全部論文，唯獨缺了楊樹達這篇。而此文絕非泛泛之作，楊氏本人也相當滿意，不僅說「詹安泰讀余《離騷傳與離騷賦》，謂郭沫若不及也」（《積微翁回憶錄》1951年6月20日）；為了精益求精，又在次年「改撰」（同前，1952年3月12日）；還指出「閱郭沫若《奴隸制時代》，討論《離騷傳》文字，謂淮南王傳或是賦體之說為余糾正者，已改易其說矣」（同前，1952年10月29日）。最後不但將其收入《積微居小學述林》，還在晚年寫定的《漢書窺管》中迻錄其要旨。如果文章最初確由郭沫若「組織」而來，出版社照理不該出現這樣的疏漏。

而對朱東潤，楊樹達非但不陌生，先前還頗有佳評。他在日記中曾提到：「閱《學原》第十期載朱東潤《公羊說故》，頗好；惟於《論語》『夷狄之有君』一章，未明其義，誤解耳。」（同前，1948年6月10日）楊氏精研《春秋》，曾「以是經設教」，且在講授過程中，「以《公羊傳》義為主」（《春秋大義述·自序》），可知對《公羊傳》極有心得，加之他在日記中對時人經常恣意褒貶，毫無掩飾，足見「頗好」之評絕非浮泛之論。至於指摘朱氏「誤解」，當指《公羊探故》中所說的「假如我們要從《公羊傳》以窺《春秋》底微言大義，第一件引起我們注意的便是團結諸夏抵抗異族這一點。……這裡更流露了那番對於異族深惡痛絕的精神」。而楊氏則認為：「《春秋》之義，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為夷狄，則夷狄之。蓋孔子於夷夏之界，不以血統種族及地理與其他條件為準，而以行為為準。」（《論語疏證》）兩人或強調血統種族，或注重行為表現，的確存有分歧。不過關於《論語》此章所言本就見仁見智，況且朱氏還特彆強調「《春秋》主張團結諸夏抵抗異族，這便很和近代的民族主義類似了」，無疑別有深意寄託其中。楊樹達在撰著《春秋大義述》時也曾感喟道：「晚遭大難，自恨書生，不能執戈衛國，乃編述聖文，詔示後進。故本編以《復讎》《攘夷》二篇為首，惡倭寇，明素志也。」（《春秋大義述·凡例》）揭櫫過類似的意旨，對朱氏的良苦用心應該不難體會。

楊樹達參與這次圍繞屈原的論爭，顯然抱著相互切磋的初衷，因此並不做應景的表態或粗暴的批判，而是細緻考辨《漢書》所載淮南王劉安「為《離騷傳》」的具體所指。他最後得出結論：「劉安的《離騷傳》只是泛論大意的文字，其非訓詁式的方式」，但後世「只知道有訓詁式的傳，不知道有西漢通論式的傳」，於是誤認為「傳當為傅，傅與賦古字通」，遂將劉安的「離騷傳」附會成「離騷賦」。文中還提到：「照朱先生的話，《離騷》是由劉安作於漢武帝初年，如果朱先生不能來一個考證，斷定賈誼的《吊屈原文》是偽造的話，那麼，便是死了三十多年的賈誼，忽然還了魂起來讀劉安做的文字。」看來仍希望朱氏能夠提出新的佐證，否則很難令人信服。

在遭到郭沫若等人的批評後，頗有狷介之氣的朱東潤私下並未服輸，又接連寫了兩篇文章，其中《〈史記·賈誼傳〉疏證》認真考索了該篇傳記，認為其作者「不一定是司馬遷」，而且《吊屈原賦》的作者也「不一定是賈誼」，明顯是為了回應楊樹達的質疑。其實，今本《史記》並非悉數出自司馬遷之手，《屈原賈生列傳》是否可靠——甚至有無屈原其人——歷來便有爭議，對此進行探討本無可厚非。但這兩篇答辯性的文章最終卻並未公開發表，用朱東潤的話來說，「不應戰是客觀形勢使知識分子採取了必須採取的態度，不是我的聰明，同樣也不是我的怯弱」（《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然而正因為缺乏自由、平等和寬容的環境，被褫奪了即便是「異端」也應該享有的權利，才導致朱東潤「冤枉」了楊樹達，誤以為他也是被「組織」來的。雖然在「形勢很危急」的時刻產生如此聯想也屬人之常情，但在楊樹達「撲一個空」之後，雙方也失去了本可深入交流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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