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的富與貴 千年輪迴，回首均為恨

中國商人的富與貴 千年輪迴回首均為恨

《孟子·離婁》中講了這麼一個故事，說是有個男人，日子過得窮困潦倒，經常到東門外的墓地里乞討人們祭祀剩下的食物，回家後還在家人面前炫耀，說自己今天又和哪位大人在一起了，又吃了什麼山珍海味，甚是悲涼。余華的小說《活著》，主人公叫福貴，但這個以福貴命名的人一輩子都沒有過上與其名字相應的生活，只是艱難地活著。如今，人們所能想像和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是所謂的富貴。滿眼望去，以「富貴」命名的樓盤倒也是為數不少。然而，當人們用富貴一次次來表達自己內心的美好願望時，這個美好的辭藻也隨著人們的使用變得越來越曖昧不清，以至於那些賺了幾個小錢，手戴碩大黃金戒指，一張嘴滿口金牙的暴發戶，也以「貴族」自居，得意之時難免不由自主地哼出小曲來。一天5萬元的法拉利駕駛培訓課程、7800元的貴族夏令營，「速成貴族」的各種培訓讓人得以體驗「貴族般的奢華生活」，但它能否給人貴族的教養學識和優雅氣質？富而不貴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新一代富人最為頭疼的事。山西煤老闆在北京買下幾百萬元一套的房子幾十套；20輛「悍馬」和其他80多輛豪華車，「悍馬」價格一兩百萬元，「世爵」和「邁巴赫」超過600萬元。在倫敦郊區，有一座號稱「世界第一」的豪宅，要價1．3億美元，榮登福布斯房地產排名榜首，這一豪宅的熱門買家中有一位是中國富豪。他們購買豪車豪宅並不是為了坐車更快更穩和住房更舒服，而是在於突顯自己的消費能力，以此作為身份和地位的象徵。昨天還是光腳的，今天竟穿上了高檔皮鞋；昨天還住茅屋，今天就住上了別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暴發戶」表現出來的行為舉止確實與他們的身份相去甚遠，脖子上、手指上掛滿了金銀，說起話來五大三粗，穿著高級西裝，行為舉止卻是個農民，哪怕家裡擺上一屋子的書，也還是會被人視為豬鼻子插蔥———裝象。因此，改變「窮得只剩下錢」的富而不貴的狀況，是中國商人發自心底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事業，哪怕一天花5萬元去學習法拉利的駕駛也在所不辭。為富而貴，商人們逐漸從單純的物質享受、炫耀，走向精神追求。儘管如此，可還是有人認為，中國商人們在邯鄲學步。商人們困惑了，我們掛滿金銀財寶你們說我們暴發戶，我們花錢學習，為何還會引來嘲諷。可是回過頭去一看，哦，商人們明白了，原來對於商人的詬病自古以來都是一個「傳統」。「重本抑末」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長期奉行的一種經濟政策。因而不少人熟悉的不是「馬上得天下」，就是「學而優則仕」，而「士農工商，商為四民之末」，重本抑末、賤商輕商似乎是再當然不過的事。自秦漢以來，「重農抑商」作為基本政策被沿襲下來。在明清以前，商人地位十分低下，富商巨賈即使再有錢，仕途也無路。在秦朝時，商人甚至連穿什麼衣也是受到限制的，不僅不能乘坐華麗的車駕，連絲綢衣物也是不可以穿的。「雖富無所芳華」，經商者不僅本人不能從政做官，他們的子女也一樣不能踏入仕途。到法律政策相對較為寬容和開放的唐朝，連一些來華的外國人都有資格去參加國家組織的科舉考試，考中後就可以做官，商人卻依然不能入朝為官。直到宋代，商人被歧視的情況才有所好轉。明清時，始出現紅頂商人。商人，自古就是一個活躍在商品世界並為人們生活所需帶來豐富物質的商行人士。古往今來，社會上一直把買賣人稱作「商人」，把做買賣這個行為稱作「經商」。「商人」，古已有之，他們雖然腰纏萬貫，但是一直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在孔子眼中，「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無可厚非。但是，後世的所謂孔子思想的繼承人卻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政治企圖，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貶斥到社會的邊緣，士、農、工、商的排序成了社會共識。士，讀書，參加科舉，然後做官，是第一選擇；農，種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圖個田園生活，是第二選擇；工，加工、冶煉、發明個小生產技術，用於日常生活，是第三選擇；商，做買賣、做生意，調劑小日子的餘缺，是第四選擇。日久天長，甚至連理學大家朱熹也瞧不上商人，他曾說商人的作用就是管個吃飯、穿衣，如果再做別的就有害了。如此境地，商人只能是小商人，只能做小生意，只能「跪著」生存了。商人「跪著」生存還因「傳統」中保留下來的對於商人的兩條原罪：其一是無奸不商，不符合道義要求；其二是商人私慾無邊，不利於社會穩定。中國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拔高了「義」的道德價值，貶低了「利」的正當地位，這種褒貶在世俗化的過程中進一步扭曲，最後，終於把一頂「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的帽子扣在了商人頭上。商人們承受了這樣的罵名，自然是要反抗的，如何反抗呢？途徑之一就是再給自己的帽子塗個顏色，比如「儒商」、「紅頂商人」之流，以此抵消負面言論。而對於商人「私慾無邊，不利於社會穩定」的原罪，在商人們看來，更是有些欲哭無淚了。自秦漢以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服務於專制君主，他們所需要的是人人安分守己的社會模式。然而，商人總是不安於現狀，並且嗅覺十分靈敏，賤買貴賣、東挪西用，藉助各路交通總能獲得一定的利潤，佔有一定比例的財富。這在統治者眼中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人人都像商人這般不聽話，社會秩序、等級制度就會亂掉，社會就無法穩定。因此，商人們要麼大隱隱於市，要麼以財買官，以財賄官，才能不被統治者以維穩的名義除掉。後來，商人的政治地位一度有了好轉。16世紀時，思想家王陽明曾為一個叫方麟的商人書寫墓志銘；19世紀，清朝官員沈在文中稱商人為豪傑；20世紀初，民國的很多實業家在戰火中開始了艱難的歷練。可即使如此，商人依舊是商人，享受不了「士」的待遇，能被稱之為「富」，卻與「貴」搭不上干係。富貴究竟是一個詞，還是意思截然不同的兩個字？華人首富李嘉誠給出了他的答案：「富貴兩個字，不是連在一起的。財富不是單單用金錢來比擬的，內心的富貴才是財富，其實有不少人，『富』而不『貴』。富豪的不安全感不是社會的施壓，而是來自內心的恐懼，內心富貴的富豪是從容的，是宅心仁厚的，這才是真正的『貴族』。只有富而不貴的人才凄惶，才感嘆沒有安全感。」到了現代，中國社會對商人多了幾分尊重，商人也被稱為「企業家」了，然而，現實的種種還是導致企業家不得不跪著或者半跪著生存，就連投資人薛蠻子也說中國商人「現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狀態」。電影《讓子彈飛中》有一句台詞「站著就把錢掙了」，到如今，竟成了中國商人們的美好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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