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秀還是懺悔？從《輪台詔》看漢武帝的晚年心境

一個身居至高無上之高位的落寞老人，在豐功偉業的盛宴之後，面對著杯盤狼藉的殘席，如何去反省自己？本文將運用大量史料去「復原」這場盛宴的準備、開宴以及走向殘席的過程，找出某些讓自己追悔的關節，去追問自己何以會如此。

（一）武帝的追悔

征和四年（前89），漢武帝劉徹六十八歲，在位已經五十二年。他已經垂垂老矣，青壯年時代的雄心壯志大約早已化作一縷縷青煙，無復記起；而在此前兩年，征和二年（前91），發生了震驚天下的「巫蠱之禍」，衛太子據、衛皇后衛子夫等均被殺，衛氏悉滅；曾經寵幸的李夫人等早已過世，女兒諸邑、陽石公主（皆衛皇后女）等也早已被殺。由於多年來忍而好殺，法令無常，大臣動輒得罪，致無罪而被夷滅者數十家。公孫賀被任為丞相（事在太初二年，前103年），「不受印綬，頓首涕泣」。身邊的人問他何以如此，他回答說：「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君臣間的隔膜疏離由此可以見出。武帝的身邊，當然一直是簇擁著無數宮女、宦者以及方士、臣僚的，但真正親近的人大約越來越少，竟至於沒有了。所以，暮年的漢武帝多少有些落寞蕭索。

這年正月，七十高齡的武帝聽了方士的話，向東巡幸到東萊（郡名，治在今山東掖縣），親臨大海，還試圖乘船浮海，去尋找海上的神山，以求取不死之葯。隨從的群臣苦苦勸阻，都無法讓他回心轉意。所幸天公不作美，連續十餘天，「大風晦冥，海水沸涌」，根本無法登船。武帝在海邊停留了十多天，無可奈何，只得回返。三月，他經過齊國的鉅定縣（治在今山東廣饒縣北），舉行了勸農的籍田儀式。然後登上泰山，舉行修封儀式；之後再到泰山南麓的石閭山，舉行封禪儀式。在石閭山的封禪儀式上，武帝對群臣說：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在巫蠱之禍後因上言戾太子之冤而受到武帝信任的大鴻臚田千秋，這時首先進言：「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武帝回答說：「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在此之後，武帝還多次對群臣說：「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他好像終於從方士編造的神仙不死夢中醒了過來。

《漢書·武帝紀》沒有記敘上述情節，只是簡單地寫道：「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

上引武帝追悔之言與田千秋奏對之語，來自《資治通鑒》卷二二的記敘。《資治通鑒》的「漢紀」出自劉邠之手，其所取用之史料，大大超過了《史記》《漢書》範圍，這段記載或者有可靠根據。據此，可以想像武帝的追悔之念，蓋直接發源於覺察到方士的欺騙，以及長生之不可求。所以，首先罷廢的「傷害百姓、糜費天下」之事，就是在各處等候神人光降的方士。而觀武帝之言，稱從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似乎是對自己在位五十餘年的歷程基本上持全面否定的態度，而且用「狂悖」來形容，更稱「不可追悔」，其悔過之心燭然可見，也確乎發自內心，絕非作態之辭。他以九五之尊，對群臣明言己非，確乎超出常人之所能，更非一般君主之所能。古往今來，文功武略，逾越漢武帝的帝王君主，或不乏其人，然而對群臣如此痛自非悔者，則並不多見。

六月，武帝回到甘泉宮。不久，就下了著名的輪台詔。《漢書·西域傳》「渠犁國」下述輪台詔之本末云：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台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征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熢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武帝下輪台詔的直接導因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一起，奏言在輪台以東的捷枝、渠犁地區（今新疆尉犁一帶）開展屯田，並在渠犁屯墾區與敦煌連城之間修築亭障，以便將敦煌以西至鹽水上游的亭障向西延伸到渠犁乃至輪台地區（今新疆輪台東）。正如田餘慶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這裡的重心是修築連城與渠犁之間的亭障，並非在渠犁屯田。所以，桑弘羊等命令昌分部行邊，同時令敦煌太守、都尉「明熢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都是為修築亭障作準備的。

這一建議，雖然是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首提出的，聯署的還有當時的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但創議的應當是商丘成。在此之前，征和三年（前90）三月，御史大夫商丘成受命將二萬人出西河郡（治平羅，在今內蒙古准格爾旗南境），與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重合侯馬通（出酒泉）一起，兵分三路，進擊匈奴。後來，李廣利兵敗，投降匈奴；商丘成進至凌蒙山，無功而返；馬通軍至天山，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及民眾而還，而馬通軍在東歸途中，死者數千人。馬通（又作「莽通」）本為武帝身邊的侍郎，在巫蠱之禍中因功封為重合侯，並沒有多少軍政經驗。田千秋其時剛任丞相（田千秋於徵和四年六月剛由大鴻臚升任丞相），於邊事向無所知。桑弘羊是賈人之子，此前一直擔任大司農、搜粟都尉等職，是武帝朝後期著名的財臣，其於邊事軍政亦相隔甚遠。所以，當時實際負責邊事的朝臣，應當是商丘成。商丘成也是在巫蠱之禍中因擊衛太子之功而受任為御史大夫的，很可能與劉屈氂、李廣利是一黨，當時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很可能急需興邊事以自固。如果此議果然是商丘成首先提出的，那麼，武帝的否決，就有進一步清算劉屈氂、李廣利一黨的意圖。到翌年（武帝後元元年，前88年）六月，商丘成因罪自殺，馬通與其弟馬何羅亦因謀反被殺，舉凡因在巫蠱之禍中擊討戾太子有功之人，率被廢棄，劉屈氂餘黨被徹底清除。所以，武帝這時候的「悔」，最重要的，可能是對處置戾太子事件不當的後悔。輪台詔針對商丘成的建議而發，背後隱含的是對商丘成、馬通等在擊討戾太子之役中有功之人的「恨」，以及自己當年信用這些人的「悔」。因為巫蠱事件的結果，使武帝後顧空虛，後來雖然立了劉弗陵，然弗陵幼弱，顧命大臣再忠心，也遠遠趕不上衛太子可靠。武帝當然痛悔自己舉措失當，中了劉屈氂、李廣利一黨的詭計，必然會痛恨劉、李的黨羽，如商丘成、馬通以及馬何羅之類。

按照上引《漢書·西域傳》的說法，輪台詔的背景，是武帝「悔遠征伐」。《漢書·西域傳》並稱：「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顯然，是認為武帝後悔的「遠征伐」包括了三十二年來武帝所主持的各種征伐。田餘慶先生指出，所謂「師行三十二年」，是指自元光二年（前133）至太初三年（前102），並引《漢書·西域傳》徐松補註，謂：「自元光二年謀馬邑，誘單于，絕和親，為用兵之始。其後連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貢獻，凡三十二年。」田先生又引《漢書·五行志》：「自是（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以解釋所謂「海內虛耗」之辭，並進而認為早在元封五年（前106）前後，武帝就已經意識到長期出師征伐給國家民眾所帶來的沉重負擔，因而有意改弦更張，轉變政策，只是由於與戾太子的矛盾衝突等因素，一直拖著未辦而已。這個解釋雖然宏大深刻，更言之成理，令人佩服，但由詔書所見，武帝陳述自己真正後悔的「遠征伐」，實際是指剛剛失敗或至少是無功的征和三年之役。陳蘇鎮先生說：

細讀輪台之詔，武帝興兵數十年，而詔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他後悔誤信軍候弘之言及「皆反謬」的群臣計謀與占筮「卦兆」，從而做出錯誤決策；更後悔在海內虛耗、百姓疲敝、政局動蕩、不能再大舉遠征的情況下，沒有及時轉變政策，因而招致慘重損失，使已經相當嚴重的局面又雪上加霜。

所說可能更為切合實際。不僅如此。武帝對征和三年之役的後悔，可能還包括了對李廣利、馬通乃至商丘成的任用，使李氏一系勢力坐大，給本來就已經非常複雜微妙的形勢增加了更多的可變因素。

李廣利是昌邑王髆的母舅。衛太子被廢、衛氏夷滅之後，朝中勢力最大的，就是李氏集團。《漢書·劉屈氂傳》載：

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

劉屈氂與李廣利是兒女親家，一在內為相，一在外為將，朝廷內外更廣布黨羽，隱然可左右朝政，擁立昌邑王髆。其謀雖終為武帝所破，劉屈氂被腰斬，李廣利兵敗投敵，但本已大傷元氣的漢朝，又受到了一次大的殘害：李廣利所領七萬精銳盡陷，馬通所部四萬騎存者亦無多，只有商丘成所部二萬得以較完整地保留下來；朝中能臣名將，經過又一次殺戮，所剩更少。這些，一定都會讓武帝感到很痛心。因此，所謂「海內虛耗」，最根本性的是人才虛耗，武帝環視滿朝文武，幾已無人可用。他在晚年驟然提拔重用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人，固然因為這些人確實忠勇可靠、才幹卓然，但當時朝中也確實沒有資歷、才幹更為合適可靠的其他人選。

要之，武帝晚年的後悔，大約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信用方士多年，求取長生之葯卻終不可得；二是巫蠱之禍處置過當，至戕殺嫡子，動搖皇家根本；三是發動征和三年之役，使劉屈氂、李廣利一黨乘機坐大，隨之而來的一系列事變，更使朝廷內外均受到進一步損失，漢家天下人才虛耗，兵少將寡，無人可用。這三個方面的後悔，涉及武帝自己的身心、身後的繼承人以及身邊的臣工，從大處而言，也都關涉國運大政，但其出發點，卻主要是武帝自己，是武帝從自身立場出發，對一系列做法與事件的反省，反省的範圍也比較有限，可能說不上是對他數十年來政治的徹底反思。

（二）輪台詔文本復原

《漢書·西域傳》謂武帝在接覽桑弘羊等人的上疏後，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其所錄詔書云：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眾。曩者，朕之不明，以軍侯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毋）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這裡引錄的詔書，應當不是詔書的原文，而是節錄。《西域傳》末班固贊謂武帝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可知此詔書的語氣，應當是非常「哀痛」的。在今存詔書文本中，有「曩者，朕之不明」、「今朕不忍聞」這樣的語句，可以見出其哀痛之情。然今本詔書首句「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其下並無哀痛「老弱孤獨」之言。且其第二節述及輪台屯田始末，甚為詳悉，由此反推，其所言「益民賦」之事，亦當略言民賦重困之情，以明其拒絕益賦之意。而今本詔書僅此一句，蓋因在《西域傳》中錄用此詔，故於益賦之事僅節用一句。又《漢書·食貨志》說：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食貨志》所引「方今之務，在於力農」，與《西域傳》所引「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之句，顯然是同一詔書文本的不同節錄。那麼，此一詔書的內容，或者當包括以趙過取代桑弘羊為搜粟都尉（桑弘羊當即於此時轉任御史大夫）。而《西域傳》在節錄此詔書之後，續云：「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結合上引《食貨志》，封丞相田千秋（即車千秋）為富民侯，也可能包括在此詔書之內。

如果上述揣測不誤，那麼，此一詔書的內容，大抵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針對有司「增加民賦三十，以助邊用」的奏請，給出的答覆。此前有司的奏言，今已不得見。所謂「益民賦三十」，即每口增加口算錢三十。漢代的口算錢，就是人頭稅。《漢書·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齣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這是漢王四年（前203）的定製，一直沒有改。徵收的算錢，主要用於「治庫兵車馬」，即軍費開支。除算錢外，還有口賦錢。《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說：「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有司所奏增收民賦三十，可能主要是在算錢上加的，未包括口賦錢。據上引詔書，武帝沒有同意這個要求。但實際上，武帝時百姓的口算賦是有所增加的。《漢書·蕭望之傳》載宣帝時京兆尹張敞之言，謂：「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所言並不確實。《漢書·貢禹傳》記元帝時說：「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則知武帝時曾將口賦錢的起征年齡從七歲提前到三歲。上引《漢儀注》所說口錢從二十錢加到二十三錢，也是武帝時的事。更為重要的是，武帝詔書中說有司「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反對的，只是給老弱孤獨加賦。我懷疑「有司」的「益民賦」奏中，除了人均算錢增加三十錢，可能還有延長口算錢納賦年齡的打算，比如將口賦錢的納賦年齡從七歲提前到三歲，將算錢的納賦年齡也相應地向前、向後延伸之類，所以，武帝詔書中才會特彆強調這樣做是「重困老弱孤獨」。否則，只是人均增加算錢三十錢，又哪裡說得上是給「老弱」以重困？詔書下文說要「止擅賦」，也只是要禁止官員擅自加賦，並非說不加賦。

總之，輪台詔中關於「益民賦」的內容，只有一句話，殘缺較甚，不能落實其具體內容。但由文義及前後背景揣測，我認為詔書原文可能是對此前有司提出的「益民賦」主張作出回應，肯定了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加了賦，口賦錢加三錢，可能就是在此時），對其中涉及「老弱孤獨」的部分則作了調整，但並沒有完全否決「益民賦」的主張。

二是拒絕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等人的奏請，屯田輪台（以東之渠犁），並修築亭障。這是今本詔書的核心內容。詔書先述剛剛結束的車師之役的艱難困苦與損失慘重，然後追述此役之緣起。軍候弘之上書頗奇怪。軍候，是軍隊的中下級軍官，比六百石，掌一曲之眾。《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秦人，是漢時匈奴對「中國之人」的稱謂。軍候弘上書說，匈奴人把馬的前後腿都捆住，送到長城之下，跑過來大聲說：「秦人，我送給你們一匹馬。」匈奴自動送馬前來，大概被看作為吉祥之事吧。但這樣的事情很不尋常，不可能是真實的，很可能是在當時普遍製造「祥瑞」的氣氛中，好事者製造出來的一件「祥瑞」，意在引發戰爭。這個小伎倆，武帝應當是很易於覺察的，但他竟然沒有，所以說是「朕之不明」。「漢使者久留不還」，當是指蘇武等出使匈奴的使者長期為匈奴所留，不能回返。「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注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蓍，筮也。龜，卜也。」蓍是一種草，蒿屬，青色，據說有靈異。當時朝野意見曾一致認為應當進討：成忠、趙破奴等認為匈奴自縛其馬，是兵敗之兆；有的人認為匈奴這樣做是虛張聲勢，意在掩飾其兵馬不足的實情；方士、太史觀察星空、氣勢，又占卜問卦，結果都是大吉，以為匈奴必破，機不可失。決定出兵之後，即以卜卦的方式擇將，選定貳師將軍李廣利為統帥。鬴山，當為五原塞外的山，可能就是《匈奴傳》所見的夫羊句山。這是北出五原的一路大軍，是此次漢軍的主力，有七萬人。詔書稱「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其進軍路線與方略當是由武帝親自製定的。「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這是「朕之不明」的第二個方面。至於馬通、商丘成之敗，則是李廣利軍敗之後引發的連鎖反應，所謂「失一狼，走千羊」，所以不能責怪二將。總之，軍敗之責任，在於「朕之不明」，不能明察縛馬書之偽，也不能明於任將。如今，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所以，目前不能再「遠田輪台」，「起亭隧」，進一步擾勞天下了。

這一段敘述相當詳盡，絮絮叨叨的，完全是一個老年人的口氣，很可能就出自武帝的口述，而且沒有經過較大的潤飾，其中所反映的悔過與痛心之情，也是真實的。但武帝的痛悔，僅及於徵和三年之役，並未包括數十年來的征伐；其所否決的，也僅是屯田輪台、起亭隧之議，並沒有說要中止對外的征伐。

三是拒絕大鴻臚等議請，募囚徒以送匈奴使者。大鴻臚的奏請，今亦未見。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其時任大鴻臚的是田廣明。漢代大鴻臚，為秦代典客之改稱。《續漢書·百官志》記大鴻臚：「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既可，以命群司。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匡四方來，亦屬焉。」所以，迎送匈奴使者，屬於大鴻臚的職掌範圍。詔書沒有明言大鴻臚此議的具體內含，但從下文「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來看，大鴻臚的請求，很可能是要招募囚徒敢死之士，扮作衛送匈奴使者的士兵，前往匈奴，尋機刺殺匈奴單于以「報忿」，以報復漢軍失敗的怨憤，所以武帝才會說，「即便是春秋時代的五霸，也不會這樣做」，何況我大漢呢？而且匈奴防範甚嚴，此舉事實上也不可能成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顏師古注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上集，即上計。漢時郡國每歲皆遣使者至京師，報告當地戶口、賦稅等各方面情況。這裡是說朝廷實際上並不完全掌握邊塞的真實情況。「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顏師古注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這兩句中間當有脫文，此句並非緊接上句所言，中間省略的部分，當是說匈奴的情況。

所以，這段詔文也當是節錄而來，並非原文。其意旨是否決大鴻臚招募囚徒敢死之士隨匈奴使者前往匈奴，尋機刺殺單于的動議，並分析當時邊境地帶漢軍與匈奴的態勢，認為漢軍並不佔優勢，所以不宜挑釁生事，而應保持邊境安定。

四是關於「當今之務」。詔書稱：「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同樣的話，亦見於《鹽鐵論》卷四《地廣》篇「文學」所引，作：「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所以詔書原文一定有類似的話。所謂「禁苛暴」，是禁止官吏嚴苛暴政，不能以嚴刑酷法對待百姓；「止擅賦」，是禁止官員擅自加賦；「力本農」，即鼓勵百姓專心務農，發展農業經濟。但這幾句話，其實都比較空洞，在任何時候說出來，都是正確的主張，似乎並沒有確切的政策內涵。僅僅根據這樣的抽象表達，就認為這意味著武帝的大政方針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把國家政治的重心，從軍事領域轉移到經濟領域來，從對外擴張轉移到對內安定、發展經濟上來，似乎很難服人。實際上，這段話的核心，乃在後面的幾句：「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馬復令，即養馬得免徭役之令；「以補缺」，或有缺文，應是指補充上文提及的邊塞障候各種逃亡缺失的士卒以及相關武備設施。同時，沿邊各郡國的守、相（二千石官）都應當條陳畜養軍馬、籌劃邊防、補充武備的方略，讓上計吏帶到京師來。這三件事情（修馬復令、補缺武備、郡國二千石上呈邊防方略）都非常具體，與上文的「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這樣抽象而宏大的方針完全接不上，二者之間要麼有大段的缺文，要麼所謂「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云云，只是抽象的幌子，並沒有打算實際落實。

五是相應的人事調整，包括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任趙過為搜粟都尉等。田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以一言悅上意，遂得拜丞相、封侯，時人輕之。《漢書·車千秋傳》說：

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台蠱驗，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

這裡所錄武帝致田千秋的「報」（回答），似可以看作輪台詔書的一個補充。我們看武帝對自己「不德」行為的反省，主要包括劉屈氂與李廣利的陰謀逆亂，巫蠱之禍之流及士大夫，以及丞相御史等百官之未能履行職責。「朕日一食者累月」，並無任何可樂之事，應當是實情；「痛士大夫常在心」，也不完全是虛話，雖然更「痛在心」的可能是太子與皇后之死。「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意思是說：「我做了那麼多的錯事，慚愧無地，後悔不及，活那麼長做什麼呢？」如此痛悔之言，針對的都是巫蠱之禍、劉李之謀等，而與「遠征伐」、「傷害百姓」並無多少關聯。因此，田千秋做丞相，揣測武帝之意，努力奉行寬仁之政，勸武帝施恩惠，緩刑罰，改變以前大事誅罰的做法，使朝廷的政治氣氛有所緩和，臣僚們不再像前些年那樣戰戰兢兢，而「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但桑弘羊改任御史大夫，也可能就在此時或稍後，說明武帝並非要徹底改變國家大政方針，其任用田千秋，不過是用來緩和太過緊張的政治局勢而已。

（三）「晚而改過」

關於漢武帝的這一詔書，田餘慶先生《論輪台詔》一文曾有詳論，甚為詳析。他指出：「漢武帝所頒布的輪台『哀痛之詔』，是中國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較成功的嘗試，它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所謂『昭宣中興』，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百年之久。」田先生此文，最初發表於1984年，其撰寫，正當「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撥亂反正」時期，可能受時政變化之啟發，田先生所強調者在於武帝晚年的「改弦易轍」，其著眼點主要是漢政權的延續，以及政治經驗與教訓的總結，所以，他特彆強調：

漢武帝作為早期的專制皇帝，實際上是在探索統治經驗，既要儘可能地發展秦始皇創建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又要力圖不蹈亡秦覆轍。在西漢國家大發展之後繼之以輪台罪己之詔，表明漢武帝的探索獲得了相當的成功。漢武帝罪己之詔雖然不能像所謂「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那樣，臻漢室於鼎盛，畢竟挽回了將頹之局。不過，輪台詔能夠奏效，是由於它頒行於局勢有可挽回之際，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禎罪己，詞旨可謂酷切，但是既非其時，又無其方，不足阻闖王的鋒銳。所以漢武帝雖然提供了專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為止的王朝歷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漢武帝以「罪己」詔取得成效的皇帝，卻不多見。

田先生沒有明說，但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武帝的輪台罪己詔，不管其主觀動因如何，至少在客觀上，它是一個政治手段，是一場政治「秀」，其目的，是以罪己的方式，收拾分崩離析的殘局，挽救已處於崩潰邊緣的漢王朝。武帝的罪己詔，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達到了其目標。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個成功的政治經驗。

陳蘇鎮先生的看法與田先生有所不同。他認為：武帝雖然以詔書形式公開否定了益民賦、增田卒、築亭障等主張，希望停止遠征及與遠征相關的一切擾民勞民之事，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使國家得以恢復元氣，但在總體上說，輪台詔「並未全盤否定武帝數十年的開邊事業，更未否定其全部事業」；輪台詔也不意味著武帝改變了原來的主張，「他只是推遲了征服匈奴的時間，放慢了經營西域的節奏，使百姓得以喘息，使國力得以恢復，使對外戰爭引起的社會矛盾得以緩解」。而且，陳先生還認為，以霍光為核心推行的「昭宣之治」，實際上是武帝事業的繼續，並沒有「改弦易轍」，改變國家的大政方針。勞榦先生的看法，和陳先生比較相近。他說：「漢武帝輪台之詔，也只是認清楚了當時的客觀情勢，為了國家一定要做一番休息，決不允許再做新的進取。但在武帝的志願裡面，並未完全放棄進取。這就是武帝指定顧命大臣之中，桑弘羊還要佔一席地的原因。」

我傾向於認同陳蘇鎮先生的看法。還可以略作補充的是：在我看來，巫蠱之禍後的三年多時間裡，武帝考慮的重心一直放在重立太子、並為太子準備輔政班底方面。征和三年（前90）六月，試圖與李廣利一起擁護李夫人之子昌邑王髆為太子的丞相劉屈氂被殺，李廣利在前線投降匈奴，李氏家族夷滅。後元元年（前88）初，昌邑王髆死，死因不明。至此，昌邑王這個潛在的太子集團徹底覆滅。其時齊王閎已死，燕王旦、廣陵王胥皆有過失，不能立，武帝乃不得不設法扶立幼子弗陵（鉤弋夫人趙氏所生）為太子。《資治通鑒》綜敘其事，謂：

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欲立弗陵為太子，先殺其母，以去除母后干政之危險；復寵霍光，托以後事，甚乃以周公相期，皆為非常之舉。而武帝布置甫畢，於後元二年（前87）二月乙丑立弗陵為太子；隔了一天，武帝即死於五柞宮。所以，武帝晚年，即使曾有改弦易轍、全面調整政策的想法，但實際上其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安排繼位者，並為繼位者準備輔政班底方面，也不太可能全面考慮並真正實施其政策調整。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試圖進一步理清輪台詔頒發之前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武帝所面對的問題，以及他所表示出來的追悔之情，儘可能復原輪台詔的本來面貌，然後去弄清輪台詔的真正意旨及其目的。換言之，我試圖把輪台詔還原到武帝晚年政治與個人心境的特定背景之下去考察，更著意於看一個身居至高無上之高位的落寞老人，在豐功偉業的盛宴之後，面對著杯盤狼藉的殘席，如何去反省自己，「復原」這場盛宴的準備、開宴以及走向殘席的過程，找出某些讓自己追悔的關節，去追問自己何以會如此。因此，我更關注從這個詔書中可以見出的武帝發自內心的痛悔之情，以及基本出自個人動因的、對自己錯誤的認識和糾正。換言之，我相信武帝的痛悔和改正錯誤的決心基本上是發自內心的，而不僅僅是一種政治表演；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感受到武帝的人格力量是超乎尋常的，因為以帝王的威權與強大的國家資源，去成就豐功偉業，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難的卻是承認自己的錯誤，甚至是否定自己的豐功偉績，這種否定所需要的勇氣和力量，遠遠大於創建豐功偉業所需要的勇氣和力量。

如所周知，武帝的功業，大約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諸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建封禪、禮百神等文化事業；二是「外攘夷狄，開疆拓土」，包括收兩越、擊匈奴、通西域、開西南夷等對外軍事外交活動；三是「內修法度，立法建制」，包括收相權、行察舉、削王國、改兵制、設刺史等政治軍事措施，以及統一貨幣、管鹽鐵、立平準均輸、算緡錢等經濟制度的改革。從以上的分析可以見出，武帝的痛悔，主要涉及信用方士、巫蠱事件之處理以及征和三年之役三個方面，並未涉及武帝朝政治的核心方面，而且提出的措施，也主要是策略性調整與局部政策性調整，並非國家大政方針的改變。儘管如此，輪台詔的頒布，仍然充分顯示出武帝非凡的政治智慧和他自己的省察，這種省察，是痛定思痛之後的反省和覺悟，能達致這種覺悟，非有大智慧與大勇氣者所不能為。朱熹說：「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輪台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志向遠大，有所作為，這對於帝王來說，並不難；難在能夠認識自己的錯誤，而且公開地說出來。朱熹所說的「天資高」，也包括有足夠的能力與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樣的「天資」，是最難能可貴的。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二末，對武帝的一生作出了一個總概性的評價，說：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司馬光所否定的部分，大多屬於為政與事功；而其肯定的部分，則主要是武帝的個人品格，「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顯然，在「晚而改過」這個問題上，武帝的個人品格發揮了重要作用。

甘肅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所出觚上書，一般認為是武帝遺詔的抄寫本，據說是一個戍卒手抄的。抄本不全，文字舛誤頗多，然其意仍大致可通解。抄本詔書文字云：

制詔：皇［太］（大）子，朕體不安，今將絕矣！與地合同，［終］（眾）不復起。謹視皇［天］（大）之［嗣］（笥），加［增］（曾）朕在。善［遇］（禺）百姓，賦斂以理；存賢近聖，必聚諝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圯］（汜），滅名絕［祀］（紀）。審察朕言，［終］（眾）身毋［已］（久）。蒼蒼之天不可得久視，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絕矣！告後世及其［子孫］（孫子）。忽忽錫錫，恐見故里，毋負天地。更亡更在，如廬，下敦閭里。人固當死，慎毋敢佞。

這當然不是遺詔的全文，文字也不會是原文，但從其語氣看，仍可信是出自武帝之口，特別是「朕體不安，今將絕矣！與地合同，終不復起」，「蒼蒼之天不可得久視，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絕矣」，以及「人固當死，慎毋敢佞」三句，顯然出自垂死之人，而不會是代擬遺詔的大臣之手。

這份遺詔抄本，主要包括兩個內容。其一，「謹視皇天之嗣，加增朕在。」這是給顧命大臣的，要求他們恭謹地看視、維護嗣君，「比我在世的時候還要用心」。其二，「善遇百姓，賦斂以理；存賢近聖，必聚諝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圯，滅名絕祀。審察朕言，終身毋已。」這是給嗣君的，希望他善待百姓，賦役征科按照規矩；要選用賢士，親近聖人之教（當指儒家），這樣，天下的賢才士大夫就會為你所用；你只要尊崇聖教，敬奉祖先，就符合做天子的標準了。秦二世而亡，你一定要記住這個前車之鑒。這份遺詔里也提出亡秦的問題，但顯然是漢初以來君臣頻頻以秦亡作為鑒戒的慣常表達，在這裡提出來，而且特別提到胡亥，不過是為了讓幼年的嗣君更加悚惕而已。陳蘇鎮先生說：「從武帝為身後之事所做的精心安排來看，遺詔的基本思想，應當是要求昭帝及霍光等人繼承他的事業，並繼續執行他晚年定下的政策。」

我更注意的卻是這篇遺詔里所透露出來的武帝個人對生的留戀。「我的病越來越重，現在要死了。我將要回到大地的懷抱，再也不能站起來。」「誰也不能永遠活在蒼天之下，永遠在大地上行走。我的事業到此結束了。」這樣感性的語句，寫在遺詔里，大約也非武帝莫能為。「忽忽錫錫，恐見故里，毋負天地。更亡更在，如廬，下敦閭里。人固當死，慎毋敢佞」一般理解為「告後世及其子孫」的內容，然細繹其意，更像是武帝的自言自語：「戰戰兢兢，非常害怕要去見地下故里的祖先了；回顧一生，並未有負天地的託付，所以不用愧對天地。死、生又有什麼區別呢（更亡更在，或者可理解為『死』與『生』可以互相變換位置）？也許，在那個世界上，我也會如同生活在自己家裡一樣，就像仍然活在世上那樣感到溫暖舒適。人固有一死，又何必留戀這個世界呢？」佞，《說文》釋作「巧調高材」，也就是花言巧語、假裝的意思。「人固當死，慎毋敢佞」，意思應當是：每個人都要死的，就不用再花言巧語地想留在這個世界上了。話雖然這麼說，可是，通篇遺詔里，流露出來的卻都是對生的留戀，對死的恐懼。「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人生如朝露，去日苦多，古今同慨。在死亡面前，帝王與庶民罪隸同歸於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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