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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身體理想

構建身體理想



Fig. 1, 「Alison Lapper Pregnant」 at Trafalgar Square in London.

本輯「障礙美學」的第二篇來自安·米利特-賈蘭特(Ann Millett-Gallant)發表在《殘障研究季刊》上論文的編譯。她以藝術家馬克·奎因(Marc Quinn)2005年為倫敦特拉法爾加廣場創作的公共雕塑《懷孕的艾莉森·萊普(Alison Lapper Pregnant)》為案例。萊普本人也是一位藝術家,奎因的這尊雕塑將她裸體的、天生沒有雙臂、並且正懷孕的形象曝露在公共空間之中。


米利特-賈蘭特認為大多數公共空間的紀念碑以英雄人物為主,潛藏著「健全主義」的態度,它們「描繪了政治的穩定和停滯,而不是反映社會變化」,而奎因則用萊普雕塑發布了一種公開聲明,將有生殖權利的殘疾女性以一種反英雄的方式「展現為具有創造力的社會主體」。


構建身體理想:


《懷孕的艾莉森·萊普》和障礙的公共展示

文/ Ann Millett-Gallant


編譯/ 嫿琳


2005年,藝術家艾莉森·萊普(Alison Lapper)因其同名肖像雕塑《懷孕的艾莉森·萊普》在特拉法爾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的第四基座展出而聲名鵲起,該雕塑有11英尺高,重13噸(Fig. 1)。萊普同意讓英國藝術家馬克·奎因(Marc Quinn)在她懷孕7個月的時候進行裸體鑄模,並公開展示;很多人稱該作品是兩位藝術家的合作(Fig. 2)。這件充滿爭議的雕塑使得模特的身體和她的人生故事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出生時就是短腿且沒有雙臂的萊普,是英國協會旗下殘疾兒童和殘疾藝術家項目的成員,她是一名單親媽媽,也是一位以殘疾婦女親身經歷為創作源泉的藝術家(Fig. 3)。由珍貴的義大利大理石鑄造的雕塑,姿勢隨意,並被放置於一群海軍上將的雕像中,萊普被推舉為文化多樣性的現代女英雄,然而這件作品也被視為奎恩的一次無謂的宣傳噱頭。萊普身體的曝露超過了她是裸體的事實,鑒於萊普成長於公共機構環繞的曝晒環境之中並且與公共生活的互動又極為有限,對她來說,這件作品確實像是一次「出櫃」。《懷孕的艾莉森·萊普》提出了一個公開聲明,即這個殘疾婦女被展現為具有創造力的社會主體,她擁有生殖的權利,而且她有權代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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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Marc Quinn and his miniature version of Alison Lapper Preg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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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Alison Lapper.


公共藝術提出了社會和藝術的再現問題,以及社會中某些成員可見性與隱蔽性的議題。公共空間和公共雕塑通常被性別化為白人男性,而且公共空間在態度上大多是健全主義的(Ableist),更不用提無障礙環境(或這方面的缺乏)。最有效的公共藝術,創建了關於藝術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誰被列入或排除在「公眾」的概念之間的對話。

建造在休閑和商業空間的公共藝術項目,傳統意義上都旨在創造一個和諧的社區,增加遊客,並使空間更人性化和美觀。在上世紀80和90年代的英國,《懷孕的艾莉森·萊普》所身處的這個國家,有許多公共藝術項目是作為促進城市更新和提高生活品質的一部分而被資助的。因此,關於露天壁畫和雕塑的公共委託增加了,為1999年的特拉法爾加廣場的第四基座計劃奠定了基礎。公共藝術的培訓項目也得到了發展。這些舉措導致了藝術的蓬勃發展,並以此假設藝術具有內在的社會和教育價值。這些公共藝術項目被認為具有創造社會和諧的「教化」效果,但同時又指出了固有的公共差異、緊張和排外主義。意欲迎合「公共」這一概念最廣泛的含義,公開資助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意味著具有批判性或爭議性,它們是為了創造經濟、環境和社會效應,並根據主流的社會價值觀而建造的,因此遵循著公共紀念碑的傳統。社會地理學家馬爾科姆·邁爾斯(Malcolm Miles)解釋道:「紀念碑的製造是在一個佔主導地位的價值觀框架內,作為一個民族歷史構建的元素……它們意味著至少有一部分的價值共識,沒有這些共識它們的敘述不會得到認可」。歷史上,紀念碑描繪了政治的穩定和停滯,而不是反映社會變化。此外,邁爾斯強調紀念碑是歷史的敘述版本和視覺傳達,尤其是那些在權力構建下製造的紀念碑。紀念碑往往特指具有執行權力的行為,例如戰爭、征服、歸附、殖民主義和暴力,因此紀念碑使權力合法化並迫使這種權力視覺化。


然而,許多當代的倡議已反駁了這樣的歷史依據。本著民權和非殖民化運動以及後現代主義的精神,這種紀念碑的歷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爭議。許多人挑戰了「公共」藝術是社會包容的這種理念,因為政治運動反對藝術的假定性和意識形態的表達。許多少數族群要求被代表,並糾正公共藝術中關於性別、種族和階級線路的傳統偏見。包括障礙權益和藝術項目在內的這些倡議要求公共藝術通過融入非傳統的藝術形式和呈現多元文化的方式來代表多樣性。許多當代公共藝術項目尊重被邊緣化以及被主流價值觀和體系所消除的個體,並藉此明確地反對現狀。這些項目試圖抓住當代城市人口的不安與活力,並且不僅意圖創造對話,而是創造爭議。被藝術批評家蘇珊娜·萊西(Suzanne Lacy)命名為「新類型」的公共藝術,圍繞著藝術和公眾之間的社會及表演互動,並要求公共空間的非殖民化。我將《懷孕的艾莉森·萊普》也納入這些公共藝術的形式中進行考慮。


該雕塑將萊普塑造為歷史上沒有被充分代表的人群的代表。萊普把作品置於這種倡議的最前沿,她聲稱:「我把它視為一種向女性、殘疾和母親所進行的現代的致敬……該雕塑為殘障做出了最終的聲明——那就是殘障可以和其他存在的形式一樣美麗且有效。」她承認對那些長時間被社會貶值、羞辱,並被公共生活排除在外的身體和身份認同者而言,她的身體成為了一座紀念碑。萊普還說:「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會看到殘障身體——更不用說是一個裸體的、懷孕的而且又很驕傲的殘疾身體。」這裡,萊普將她的身體視為一種反紀念碑式的形式,因為就傳統的公共紀念碑的主體而言,它很「另類」,也很反理想化。關於該雕塑的正面反饋也將其標榜為一種解放的反理想。例如,該作品的委託主席Bert Massie在《衛報》引述中聲稱:「祝賀馬克意識到了在崇尚年輕和『完美』的人的眼中,殘疾的身體很少具有力量和美感。」該文章還指出,殘疾人權利委員會非常歡迎這座雕像,將它視作驕傲的源泉,它也是對出於完美的偏執而認為殘疾的身體不正常這種觀念的打擊。其他像萊普這樣的人認為,這件作品描繪了一個在視覺生活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的特殊化身,至少是通過正面的方式,作品拓寬並使美的含義人性化了,同時也賦予了一部分被社會侮辱的個體以人情。該作品會促使觀眾質疑他們所謂的「完美」,同時也質疑,萊普想要代表誰的完美。


這件作品在視覺上的作用是通過反完美來混淆「完美」。奎因的作品特別地引用了18~19世紀時期的新古典主義藝術。新古典主義的具象繪畫、雕塑和建築項目常常通過描繪偉人和有權勢之人的豐功偉績來傳達英雄主義和倫理道德。通過復興古典主義的任務,新古典主義的藝術家們試圖通過平衡的、對稱的、「健全的」,甚至是非常健全的身體來描繪永恆的美和文化理想主義。新古典主義基於的古典主義傳統中,人物是根據不同個體中最詩情畫意的特徵和數學推導的比例而構成的,從而創造出一個綜合的「完整的」身體理想。所以,新古典主義及其古典主義的遺產通過建構身體美學來與哲學和政治理想溝通。從文藝復興到現在的西方文化中,這種新古典主義的形式是典型地通過宗教和政治英雄的公共雕像來實現的。

然而,許多評論家認為奎恩的藝術史參照是顛覆性的,特別是因為他關注殘障的身體。例如《星期日時報》的藝術作者瓦爾德瑪·佳尼斯卡扎克(Waldemar Januszczak)就《懷孕的艾莉森·萊普》作品寫道:


用純潔的大理石來鑄造艾莉森·萊普,奎因是在指涉希臘人;他在和菲狄亞斯、米開朗基羅、約書亞·雷諾茲爵士辯論,和每一個曾經在藝術中堅持用標準形狀來表現人類的權威進行辯論;他給艾莉森·萊普的藝術關注和卡諾瓦(Canova)給予約瑟芬皇后的藝術關注是同量的。似乎這還不夠,奎因還厚臉皮地將他的雕塑和古典主義藝術的殘存——斷臂維納斯和無腿的阿波羅,相提並論,那可是古董收藏家的主要「食物」。這些都是很重大的成就。


上文中我用下劃線的部分強調了佳尼斯卡扎克是如何在藝術史,尤其是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圖像中將奎因對肢體不全者的運用描述為對抗和修正主義的,就好比這些作品因為被截肢者的特性而冒犯了這些傳統。這個評論暗示了在奎因作品的批評解釋中存在著某些對肢體不健全者的功能所持的社會偏見。然而,對《懷孕的艾莉森·萊普》(作品)的藝術價值的批評或許暗示了人們對艾莉森·萊普懷孕(作為一個化身和社會主體)這件事的同步反對。許多人因為奎因利用了對價值觀的衝擊和他在公共空間展示殘疾人身體的禁忌性而指責他。這件作品起到了讓成見可視化,並可公開辯論的作用。


另一「方面」(或殘餘的部分),對《懷孕的艾莉森·萊普》的正面評價進一步將公眾眼中代表殘疾的雕塑複雜化了,因為他們意圖把萊普視作一位英雄。倫敦的市長,肯·利文斯頓(Ken Liverstone)稱:「《懷孕的艾莉森·萊普》是一位現代的女英雄,強壯、令人敬畏又充滿希望。」這個想法喚起了一個對殘疾英雄的刻板印象,那是建立在社會對殘疾人的悲情和低期望值為前提下的殘疾英雄。


這些描述中的萊普是個什麼樣的英雄,一個廢除了對合適的身體與令人震驚的身體描述的英雄,還是一個將「克服困難」的刻板印象改頭換面的英雄,忽視殘疾的社會構造,以及基於殘疾是個人「問題」的困境。在代表女英雄這個框架下,該雕塑為公眾慶祝了萊普的障礙,又或許去政治化了殘疾,或真的是美化了殘疾,將它作為一個邊緣化的社會結構。或許它也重新定義了我們對英雄主義的想法,將一個殘疾人物設定為一個積極的榜樣。


萊普的懷孕可能也為她的英雄主義增添了問題,那就是萊普通過遵循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標準,以母親的身份成為她「克服」殘障的一種手段,金·Q·霍爾(Kim Q Hall)就此提出了質疑。霍爾引用奎因說的話:「對我而言,《懷孕的艾莉森·萊普》是一座關於人類未來可能性以及人類精神強大適應能力的紀念碑。」霍爾將這個評論設定在女性歷來具有為國家繁衍後代的義務這種政治宣傳的框架里;這樣的教條與特拉法爾加廣場上所描繪的國家英雄相類似。霍爾認為奎因和許多其他人以此雕塑為榮是因為它符合父權制度和異性戀的價值觀,即堅持繁衍後代才能證明女性有價值。


主流價值觀強調婦女的繁衍暗示了社會成員中有生產力的女性是一個有繁殖能力的人,尤其是在婚姻的機制內。萊普其實離光榮的核心家庭相去甚遠,她出生於一個單親的、工人階級家庭,由母親撫養長大,她自己也是一位沒有結婚的母親,並受惠於殘疾人藝術家群體的公共福利項目。許多人可能視萊普的選擇為不道德的,她的生存是一種公共負擔,所以她其實並沒有扮演國家英雄的角色。


萊普的母性狀態挑戰了社會和藝術中對女性身體的完美期待。《懷孕的艾莉森·萊普》在美術史和流行文化中混淆了對身體的認知,完全是因為對許多人而言,該作品武斷地引發了殘疾的身體會生產另外一個「不完整的」孩子的恐懼——「破壞了的」身體和「破壞了的」家庭。


該作品更廣泛地擁護了飽受爭議的殘疾婦女和單親媽媽們的生育權利。此外,根據主流的價值觀和獨斷的高質量生活之含義的社會標準,關於萊普通過創造下一代來實現她角色的嘗試可能會導致殘疾的後代,任何類似這樣的觀點都仍舊是一種恐怖而非勝利。萊普成為母親的「行為」沒有實現社會理想,因為該雕塑成為了具有矛盾內涵的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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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Marc Quinn, The Complete Marbles series.


觀眾對這件作品的反應似乎是兩極分化的,或驚訝又或鼓舞,但在不同程度上都隱含著渴望從殘疾的身體中得到教育,從而證明它的展示是有道理的。許多批評這件作品和奎因的《完整的大理石》系列作品(Fig. 4)的人們,要求就模特的不健全和這種展示的意義向社會做出解釋。佳尼斯卡扎克也指出:「像人類失去肢體,或者畸形母親所生的孩子這樣嚴肅的主題,畫廊有義務停止美學的遊戲,並澄清藝術家的意圖。」這完全表達了觀眾渴望醫學的診斷以使作品變得更令人愉悅並且少一些嘩眾取寵。然而,該雕塑也促使一些觀眾質疑他們想要知道身體「發生了什麼」的渴望,以及質疑殘疾的身體必然意味著事故或侵害的揣測。把殘疾的身體當作一種教育的概念與公共藝術的領域相關,特別是該領域將身體變成一個紀念碑加以指導,因為在很多人眼裡公共藝術具有教導和告知的職責。新古典主義作品通過對歷史事件的理想化和英雄主義的描繪,把仿古典主義的身體描繪成意在教授道德的構圖。曾經服務於歷史和道德指導作用的人像,以及堅持新古典主義慣例的公共雕塑持續著這一傳統。「紀念碑」一詞起源於拉丁語中的nomere,意思是「為了提醒」、「規勸」、「警告」和「指導」。令人難過的是,研究怪胎秀的學者們指出,這個詞的來源也出現於「怪物monster」一詞,這解釋了殘疾身體為什麼歷來被視為超自然的鋪墊或科學錯誤的指標。


因為《懷孕的艾莉森·萊普》這件作品,萊普自己的作品和生活也因此而得到關注,她最近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其中,她把奎因的雕塑和她自己創作的裸體自拍像聯繫在一起,這些照片表達了她在自己肌膚內的舒適,並對她被視為身體殘缺和不性感的個人歷史進行了挑戰…… 就雕像的裸體爭議,萊普這樣寫道:


在大多數的社會,即便是在今天的英國,懷孕婦女不被認為擁有美麗的身軀。再加上,失去雙臂的矮個子一般被視為更不美麗的。我目前就是擁有兩種劣勢的人。馬克怎麼可能會認為人們願意看以我為對象的雕塑呢?雕像是為了取悅和讚美而被創造並展出的呀。會有人欣賞一座裸體的、懷孕了的、殘疾婦女的雕像?


她把塑造一個拘禁社會的爭議歸結於一般的裸露,特別是懷孕和殘疾。許多人會覺得這件作品不道德,因此直接反對新古典主義,道德的傳統,然而,正如萊普所闡述的,道德判斷在旁觀者眼中是主觀的。


萊普沒有覺得自己被利用了。關於她為什麼決定為奎恩做模特,萊普寫道:


那是1999年1月,我接到一個叫馬克·奎因的藝術家的電話……我當時非常懷疑。我想他可能只是另外一個長期想利用殘疾,利用它的好奇和價值的人。然而,當我們交談之後,我發現馬克對大部分人想要描繪的殘疾不感興趣。他沒有憐憫或說教——我知道他想要的不是一個怪胎秀或者某些奇怪的性徵的焦點。


在這裡萊普承認把殘疾的身體比作傷感的英雄或怪異的壯觀是有問題的,這兩種比喻都把殘疾身體當作所謂正常的一種象徵和教訓。她深刻地將兩種比喻結合在一起。但通過和奎因的合作,萊普做出了一個聲明,即在現代社會中對殘障的公共教育、曝光/接觸,從而改變刻板印象和現狀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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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rafalgar Square,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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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Admiral Horatio Nelson"s Column at the center of Trafalgar Square.


特拉法爾加廣場(Fig. 5)是提出和質問這些問題最理想的場所。現代城市,尤其是像特拉法爾加這樣的公共廣場,是為了遊客們的凝視、城市監控和商業觀光而建造的。特拉法爾加廣場,由約翰·納什(John Nash)設計並由查爾斯·巴里爵士(Sir Charles Barry)在19世紀20和30年代建造而成,為紀念英國海軍上尉和著名的帝國主義海軍上將霍雷肖·納爾遜(Admiral Horatio Nelson, 1758-1805),該廣場得名於納爾遜在西班牙特拉法爾加角贏得的最後一場戰役。以19世紀羅馬主義在英國的復興為特色,廣場上的建築和雕像描繪政治理想是特別新古典主義的。納爾遜大人(1785-1805)的紀念碑成為了廣場的視覺中心(Fig. 6)。納爾遜站在一個高185英寸的基座上,俯視大眾,這種新古典主義的相似性延續至今。以凱旋的羅馬圖拉真柱為模型,納爾遜的雕塑和它周圍的環境將現代的英國置於了羅馬帝國的傳統之中。納爾遜的周圍是其它英國軍事英雄的紀念碑,並表現為完美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在廣場的南側是一座查爾士一世的騎馬像,擺著一副代表王權和征服的約定俗成的姿勢,這個姿勢是以著名的羅馬馬克·奧勒利烏斯大帝雕像為基礎,並採用了路易十五和拿破崙所喜歡的姿勢,強調了他們的軍事力量和領導才能。納爾遜柱兩旁是亨利·哈維洛克爵士(Sir Henry Havelock)和查爾士·詹姆士·內皮爾爵士(Sir Charles James Napier)的銅像,特拉法拉爾廣場的北牆的前面是巴蒂(Beatty)、傑利科(Jellicoe)和坎寧漢姆(Cunningham)將軍的半身像,他們都是知名的軍事領導人。所有的「英雄」都因為他們參與了印度、埃及以及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開拓而得到重要的嘉許。和廣場的設計如出一轍,紀念碑展現了英國歷史和社會特殊的一面,即權力取決於那些隱形表達的從屬關係。這些男人的身體以新古典主義的形式建立起來,成為了象徵父權和殖民的英國歷史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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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A close-up of Admiral Horatio Nelson』s status.


《懷孕的艾莉森·萊普》——一個怪異的反英雄的主角,因其大理石的質地,女性的曲線和安詳的姿態,在這種家長式作風的環境中顯得格格不入。但也有其他人覺得這個雕塑和其它紀念碑在一起很和諧。萊普被象徵性地、肉體上地與納爾遜上將本人進行過比較,因為萊普的雕塑重新解釋了殘疾和非殘疾英雄以及奇觀的概念。珍妮特·哈特(Jeanette Hart)寫到:「……納爾遜只有一個手臂,一隻眼睛是瞎的,但人們只知道他是個偉大的人;沒有人給他貼標籤。」納爾遜1974年被法軍在科西嘉捕獲的時候真的有一隻眼睛是瞎的,他1979年在迦納利群島被捕時失去了胳膊。他帶著這些殘疾仍然繼續領導他的部隊,直到1805年在特拉法爾加戰役中去世,這一壯舉增加了他作為民族英雄的地位。納爾遜的雕像在柱子的頂端,他制服的袖子被懸掛在胸前並塞在了他的西裝外套里。這是一個描寫領袖的傳統姿勢,但是納爾遜的袖子是空的(Fig. 7)。站在柱子底下的觀眾是看不到這一幕的。奎因對艾莉森·萊普的公共展示以及其與納爾遜柱子的對比,或多或少說明了殘疾的身體一直都是英雄主義視覺存在的展現。把萊普視作為英雄,重新解釋或延伸了英雄身體的形象,或許這一稱號並非是簡單地改變克服困難的刻板印象,而是在一個特定的位置和歷史背景下,把她身體的意義描繪成一個公共形象。


自1990年起,第四基座項目的競爭稿件都在內容和形式上有意地挑戰了特拉法爾加廣場的貴族主義、民族主義和家長式威權的傳統。正如藝術評論家保羅·厄舍伍德(Paul Usherwood)所描寫的,萊普繼續了這種嘲諷廣場的「大男子主義的必勝信念和形式」的當代趨勢。萊普的新-或後-古典主義的藝術形式也象徵著傳統與顛覆之間的突破性界限。通過展現矛盾,萊普再一次恰到好處地與特拉法爾加廣場融為一體,並且將其歷史轉換成對公民權利和人權的當代爭論。其實,圍繞著特拉法爾加廣場周圍作品的爭議有很長的歷史了,而且歷來充滿了衝突。


特拉法爾加廣場是這個城市最受歡迎的聚集點,還是這個城市的公共處決場;抗議政治、經濟、宗教的場所;軍事法干預的場所;階級鬥爭的場所;抗議要求自由言論和權利的集會地;婦女投票權、公民權利、爭取自由和反殖民化的聚集地;此外還是支持和反對戰爭、支持和反對法西斯主義、支持和反對猶太主義、以及親共產和反共產主義集會的地方。令人難過的是,所有的這些行動主義的展現都代表了19世紀以來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複雜和對立面,而且重要的是,大部分這些示威活動都以納爾遜紀念柱的基座為中心,因為其物理優勢和重要的象徵意義。納爾遜和萊普的紀念碑都體現了內容的多重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都成為了多重視角的見證者。特拉法爾加廣場上納爾遜和萊普的身體都讚揚了公共辯論的必要性。


艾莉森·萊普的雕塑以及其社會和象徵意義一定要放在特定的上下文內進行考量。該作品體現、轉換並使其所在的空間在歷史上變得當代化了。《懷孕的艾莉森·萊普》通過激發爭論和異議從而繼承了特拉法爾加廣場的傳統。關於雕塑的爭議和許多公開的反對意見激活了它的社會功效。萊普的身體得到展出引發了關於社會中的藝術角色以及殘疾身體作為英雄和奇觀作用的建設性的調查。它要求我們對什麼樣的身體應該或不應該在公共場所展示以及如何展示的假設提出質疑。作品所提出的關於殘疾含糊不清的表現,既是解放的又是刻板的,這很有必要引起爭論。關鍵是萊普自己在討論中也很積極,她與奎因的合作以及她對作品的公眾調節展現了殘障者的視角,而不僅是關於殘疾,這對任何有成效的對話都是必要的。


通過比較奎因作品和萊普以自述殘疾女藝術家的經驗為內容的身體藝術,提供了關於殘疾和視覺呈現的重要對話。生於1965年,萊普在機構化的環境和藝術學校中長大。雖然她一直很善於藝術創造,但是萊普就自己需要不斷地在智力上、藝術上和性別上證明給非殘疾人士而發表意見,就因為她所謂的「缺乏」解剖學意義的假設。19歲的時候她搬到了倫敦,在那裡萊普第一次獨自居住,並進入布萊頓大學學習,28歲時畢業並擁有純藝術的學位,她在索斯維克買了一個房子,繼續從事她的藝術家工作。萊普一直是BBC系列劇《我們時代的孩子》的主角,她每年都會出現在該劇中;密爾頓傳媒為丹麥第二電視台(Denmark』s TV2)拍攝了關於她的一個小時的紀錄片,名為《艾莉森的孩子》,該紀錄片在許多其它國家也播出過,並獲得了義大利電視大獎(Prix Italia)和列奧納多大獎(Prix Leonardo)。2003年,萊普因為她對藝術做出的貢獻而獲得了MBE大獎。從布萊頓大學畢業後,她一直全職為英國口足畫家協會(MFPA)工作。這個項目的資金來自於藝術家創作的賀卡裝飾圖案,並由MFPA銷售,萊普寫道她仍舊享受生產這種風俗畫和風景畫,與此同時創作她的自畫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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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Venus de Milo, Louvre Museum, Paris, France.


萊普自我寫照的人體藝術,包括了攝影、雕塑和裝置的形式,是她連續的自我發現的過程。在布萊頓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位固執己見的觀眾質疑了萊普創作的非殘疾身體的人體作品的性質,暗示也許萊普還沒有完全接受她自己的身體。這一刻成為了萊普的轉折點,因為她開始想像將她自己的身體作為一件藝術品了。受到一張印有斷臂或「壞掉的」希臘雕像《米羅的維納斯(Venus de Milo, Fig. 8)》照片的啟發,她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樣子,萊普開始用她自己的身體鑄造石膏模型,並擺出類似維納斯的姿勢自拍。萊普的畢業作品展出了一件觀眾要用手和膝蓋才能進入的裝置,這個高度正好是萊普自己的身高,從這個高度觀眾才能看到她整個身體和部分身體的攝影和雕塑。這件裝置創造了一個環境使得觀眾不得不離開他們自己生理和感知的舒適區。萊普的裝置探索了觀眾和藝術家自己觀看、判斷和經歷殘疾身體行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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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Alison Lapper, Untitle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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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Venus of Willendorf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is a fertility goddess, showing her full, nurturing breast and a shapely body that is pregnant-ready.


萊普的自畫像作品和她特別把米羅的維納斯(一種藝術和女性美的文化標示)的擬人化,探索了殘疾和性慾之間的複雜互動,尤其是女性。萊普在一個公共藝術展示的地方毫不羞恥地進行公開暴露(《懷孕的艾莉森·萊普》),源自於她耗時更長久的、在藝術與個人歷程中、作為一位性感的並且確實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所作的「出櫃」。主流大眾眼中的萊普總是被假定為無性的,但與此相反,萊普的作品中湧現出一個大膽而誘人的身體形象。萊普的《無題(Untitled, 2000, Fig.9)》表現了三個她自己的裸體,擺著像維納斯S形曲線的造型。攝影的媒介清晰地表達了她的肌肉組織、皮膚和胸部的曲線,同樣也美化了她上臂的「殘肢」。黑色的背景和她那大理石一般雪白的肌膚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對比,從而產生了一種逼真的圓形雕塑的效果。這張照片玩弄了觀眾對於古典雕塑(特別是愛和生育女神, Fig. 10)和殘疾肉體的認知,以及對「完整」和「殘缺」身體的理解。


藝術為萊普提供了一種質問別人和她自己對她身體認識的手段,並在公眾的眼中重新塑造了她的形象。2000年在布萊頓的Fabrica畫廊舉辦的一個展覽延續了這些主題,展覽展出了萊普從童年到成年的雕塑作品和攝影。攝影部分的展示故意包含了交叉的類型,包括藝術的自拍像、朋友拍攝的萊普生命中關鍵時刻的快照,以及她早年的醫學照片,這些照片質疑了觀眾在不同視覺語境中觀察她的身體的假設。特別把醫學照片包括其中是為了緩和觀眾,包容並阻礙萊普感覺像是一個醫學奇觀和樣品的經驗。的確,萊普獨特的醫療歷史與她的創作歷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她的回憶錄中記載著一系列關於她的身體的客觀化和可恥的展示,因為醫生要拿她的身體 「指導」同伴們什麼是畸形和異常;萊普談論過許多她被測量和特別鑄造成石膏的經歷,無論是在醫學還是藝術的語境中。展覽中的其他作品展示了用復古的黑白風格拍攝的萊普的臉,那是經典的好萊塢式的攝影。這些照片被特別地放置在地板上的相框內,並由鹽晶體覆蓋著。觀眾需要跪下來,把晶體刷掉才能看到萊普的臉,她的臉被攝影描繪得很柔和,令人回想起老式的迷人照片,從而彌補了醫學圖像中的硬邊樣式。要求觀眾與這些作品的互動,以及他們關於身體遮飾、揭示和掩藏的主體,使得展覽具有表演的性質——這是另一種殘障身體的公共展示。


萊普一直致力於在她的作品中展現殘疾身體的藝術性,並強調身體的殘疾也值得被審美化地展示。和奎因一樣,她的作品並置了作為象徵性寓言的身體以及作為肖像對象的身體描繪。作為一個寓言式的人物,《懷孕的艾莉森·萊普》遵循了展現女性身體的傳統,特別是把女性身體作為一個英雄的、善良的、和父權社會價值觀的象徵。作為一個從各方面來看都是新古典主義的雕塑,《懷孕的艾莉森·萊普》實現了形而上學的、身體寓言的物質化現實。然而,萊普對這種長期保守的理想的主要反抗,從她身體閃耀的表面輻射了出去,並訴說著英國公民的「另類」故事。她既符合又改革了殘障的刻板印象,同時也是英國「公眾」的刻板印象。萊普的自拍像還額外展現了她特殊經歷的圖像描繪,同時雙向地增強了被認為傷風敗俗的女性的力量。古大不列顛遵從智慧和工藝女神密涅瓦的遺旨,將其視為象徵守法貞潔的公民女神;作為這些女神的轉世輪迴,萊普通過為雕像擺姿勢和創造自我表現,給特拉法爾加廣場和英國民族帶來了全新的歷史。


在調解《懷孕的艾莉森·萊普》所引起的爭端中,萊普的角色已經發出了某種聲響,她是一種對懷孕的肢殘婦女的描繪,同時也是一位當代藝術家;萊普自己的作品經歷了更多的關注,儘管速度緩慢,但對殘疾在古今視覺文化中的重要對話和再現做出了貢獻。奎因和萊普的作品使觀眾重新思考並審視在不同語境和嚴格約定的社會理想框架外的身體展示。這些藝術家質疑了新古典主義的完整性,以及其他在藝術和日常生活中展示身體的完美化以及/或是殘缺化的傳統。這些並置也強調了將殘疾和非殘疾藝術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彼此進行對話,和放在更大的視覺語境中對話的必要性,這樣才能通過新的視角,並以殘障的角度來看待藝術。通過合作,這種對話可以為公眾視野中的殘障締造新的、多維度的形象,而且可能可以為公眾塑造新的、自由的身體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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嫿琳,紐約州2016年新生效法律所界定的「臨時殘疾人」。


Special thanks to Men-chun Lee, a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in New York.特别致謝在紐約從事特殊教育的李孟純老師。


原文出處:


Ann Millett-Gallant, 「Sculpting Body Ideas: Alison Lapper Pregnant and the Public Display of Disabilities」, in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28, n. 3, (Summer 2008).


(文章供學習交流,尊重原作者版權。)

構建身體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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