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靠什麼成為日本的意見領袖?日本甘心嗎?
一、松田武《戰後美國在日本的軟實力》的立意
戰後日美關係的「實質」及其演變是學者們經常討論的話題。一般學者們會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美關係沿著一種由佔領時期的「強制性磨合」到「日本對美從屬性合作」再到冷戰後「合作與摩擦並存」的道路前行。針對日美關係的這種演變過程,學者們往往以美日安全保障問題或經濟問題為中心來展開論述,而對兩國的文化關係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而且,國際關係史學界的許多學者逐漸認識到,從傳統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國際關係研究視角已不足以更為深入地解釋戰後日美關係何以會長期維持一種合作與衝突相互交融、卻仍然十分牢固的現象,從而更加註重從文化的角度來進行解讀。
有鑒於此,松田武教授指出「要建立一個分析框架,把安全保障、經濟、文化這三個構成兩國關係的要素全部綜合起來」來分析戰後的日美關係。松田教授藉助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來論證戰後日本何以會形成一種對美國的「依存關係」,並借用「世界體系」和「文化霸權」的概念來剖析美國對日軟實力戰略的實質和弊端,同時指出日本自身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以及文化特徵和冷戰格局的變動對這種「依存關係」的衝擊和阻礙,進而得出日本對美形成了「半永久性依存」這個結論。
二、美國軟硬兼施,培養日本知識精英的親美癖好
通讀松田之書可以得知,二戰後作為霸權國的美國在改革日本文化、建立和發展同日本的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極力避免讓日本國民認為自己制定的日美文化交流計劃帶有「文化帝國主義」的色彩。但是,美國利用之前有關日本的地域研究成果,認識到戰後日本國民在精神和心理上處於真空狀態,而日本傳統的等級序列觀念、集團心理和國民信奉權威主義的心態等等可以被用於培植日本的親美派。
美方所制定的日美文化交流計劃儘管遵循「雙向性」、日美共同策劃和官民協調與合作的三項原則,但其無不是從自己霸權國的立場來思考日美文化關係的。更為重要的是,在日美文化交流制度化的過程中,美國將自己的經濟實力如洛克菲勒基金會所提供的資金同自己的文化吸引力巧妙地結合起來,用以振興或支助日本知識分子從事美國研究、召開美國研究研討會,其結果正如松田教授所述,一方面鞏固了日本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學閥制度和大學內部的派系特徵,另一方面致使日本的研究者養成了依存於美國的習慣和癖性。
美國精心培養起來的這些日本精英階層為了表示感謝,一直默許美國的文化霸權,而且對此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結果,美國對日奉行軟硬兼施的政策導致日本形成了「難以割斷的對美國的依存體質」。而這些正是美國巧妙運用軟實力的體現,也是美國軟實力的危險之所在。
三、滿足戰後日本自認是亞洲領袖的虛榮心
松田教授指出,美國對日軟實力戰略還體現同日簽訂《對日媾和條約》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過程中。戰後隨著兩極格局的形成,將日本留在西方國家陣營之中,是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之一。為此,一則美國對日奉行「軟和平」原則,與日本這箇舊帝國構築友好關係,同時對日執行「完全的且沒有制約的」主權回復原則,以讓日本成為自發的、協作的、可信賴的自由世界的一員,並充分考慮到了對日媾和所需要的條件,即保障日本的安全;保證日本在經濟上的存立;擴大發展與日本的文化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所簽訂的《對日媾和條約》,以及在充分照顧到日本國民自尊心、免除其芥蒂心理之後所達成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正是美國恰當地運用自身的軟實力讓日本在軍事上形成對美國依賴的例證,進而也實現了美軍駐留日本的兩個目的——既結束了在日本的「力量的真空狀態」,保護日本免收外國襲擊,又能防範日本自身的魯莽軍事行動。
在松田教授看來,維持日美兩國國民之間的友好關係,對日美雙方而言都是有益的。在日美關係史上,從佔領統治日本這個特殊時期的局勢來說,作為霸權國家的美國的國家利益與作為美國小夥伴的日本的國家利益是相符的。而且,對日佔領結束以後,日美兩國形成的這種「從屬性協調」的國家利益關係可以說在根本上仍在持續。
四、利用日本的民意
此外,美國的軟實力還被應用於「同化」日本的普通民眾。美國佔領當局利用現代的宣傳工具、建立文化中心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地使日本國民了解美國的文化、理解美國、進而認同美國的文化。與此相配的措施是發揮日本社會精英特別是親美勢力的作用,利用日本普通國民的權威主義心理,讓知識精英向普通國民傳播美國的深層價值理念,進而順理成章地在日本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對美依存體系。
還有,日本之所以會形成對美國的半永久性依存關係,與冷戰格局的形成和變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據松田教授所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冷戰局勢愈演愈烈,日美關係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國的人氣和研究美國的熱情在日本也隨之提升。日本的知識界,特別是媒體界對於有關美國的信息和知識的需求急劇增加,從脫口秀等電視節目中的短評到刊登在書籍或大眾雜誌上的報道,美國研究的成果極受歡迎,成為了富有價值的商品化的東西。
日本的研究者意識到了日本社會的這種美國文化熱,並取經於美國。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為了應對共產主義的威脅,順勢對日本知識分子展開文化攻勢,發動「真理運動」,以防共產主義乘日本國民在精神和意識形態雙方面的「真空狀態」而入,並對日本的需求表現得十分「慷慨」。這樣不免有很多日本的美國研究者對美國的「慷慨」的依賴心理愈發強烈。從而導致這些身為道德評論家的、研究美國的知識分子們,愈發難以承擔自己原本的社會責任。
可以說,戰後美國在運用自身軟實力的時候處處散發著靈活巧妙的味道,達到了潤物細無聲的戰略目的。不過,松田教授和其他學者一樣認為,美國對日軟實力戰略之所以會取得很大的效果,除了美國文化有其自身的吸引力之外,是離不開日本國民的配合與合作的。
兩國之間的文化關係並非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以統治-從屬關係為前提的文化帝國主義關係。作者認為,不可否認,美國對日本的影響遠遠大於日本對美國的影響。然而,美國對日本的影響並非單方面的簡單的過程,不是憑藉其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政治和經濟實力給日本施加壓力,強行地讓日本人接受美國文化和美國人的思維方式。美國文化滲透到日本社會的方式也不是日本人單純地、被動地接受美國文化。
實際上,日本國民受美國文化刺激而產生的反應是多種多樣且複雜的。日本人中有的特別積極地、貪婪地想要學習美國文化的人,也有抵抗美國文化的流入、全面否定美國文化的人。總而言之,日本人是有選擇地在汲取美國的文化。
五、不甘心的日本保守主義勢力
那麼,是不是就可以說日本人對外來文化所持的選擇態度是日本形成對美半永久性依存關係而非永久性依存關係的重要原因呢?從松田教授的論述來看,可以這麼說。然而,在松田教授看來,這種選擇態度除了含有依存美國的傾向之外,也有蘊藏著脫離美國控制的國家主義傾向。針對後一種傾向,作者特別指出日本保守主義勢力的價值觀。
具體而言,日本保守主義勢力的終極目標是,在西方價值體系和日本價值體系之間取得絕妙平衡的基礎上對日本進行改革,以日本固有的傳統和價值觀為基礎構想日本的未來,期望日本的未來是不同於西方發展模式的亞洲發展模式。他們確立了經濟獨立的目標,並只打算學習西方文化中的科學技術,而這意味著日本領導者必須向半封建主義、權威主義等與日本的舊體制有著密切聯繫的各種傳統的日本價值觀妥協。
保守主義者不斷強調,日本的目標是通過尋找能夠解決國內資本主義矛盾的方法來攻克「現代」,這意味著「在政治、經濟、思想各個領域打敗民主主義、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
隨著佔領臨近結束,加之亞洲各地國家主義浪潮的刺激,日本國家主義情緒也表現得日益明顯,如公開嚴厲批判佔領改革;重新審視在佔領初期盲目而全面地接受美國式事物的態度;不再直接引進西方文化,重新評價本國的文化遺產;強調在日本傳統生活中體現的精神和物質的價值等。
在此背景下,日本保守主義的復興、崛起和重新執政,令美國人深切地感受到兩大必要性:一是,為了將日本國家主義的復活變成是富有建設性的東西,必須使用包括心理戰項目在內的一切手段,以規定其方向。第二是避免讓戰後日本由於國家主義的復活而回歸到戰前獨立的軍國主義的日本。而且,由於日本經濟狀況的改善前景未必明朗。所以,美國人開始更加重視日美關係中的文化因素。
可是,美國對日實施軟實力戰略的過程中儘管極力掩飾自己的原初目的,但是由於美國對日文化政策常常以不民主的方式貫徹民主主義的理念,如提倡言論出版自由卻又出於冷戰需要建立審查制度妨礙日本知識分子的這種自由,進而破壞了自身文化在日本國民心中的形象,使得美國軟實力戰略的功效大打折扣。因此,可以說佔領時期移植到日本的民主主義在制度方面、思想和價值觀方面都沒有深深紮根於日本國民中,不能只歸因於日本社會和日本人自身所存在的弊端。
六、我們該如何看戰後日美關係
由此可見,美國在對日運用自身軟實力的過程中,雖然精心竭力制定周密的計劃、充分利用對日本的地域研究成果和各種現代宣傳手段,讓日本國民自上而下地在文化上形成對美國的依存關係,但是卻很難抹滅日本的國家主義情緒和日本文化中的傳統因素,也很難在風雲變幻的冷戰格局中保持對日的絕對優勢。
回過頭來看,對日佔領時期,美國所能做的不外乎根據日本和國際的實際形勢來制定具體的應對方案,並巧妙地與日本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最大限度地獲取、保證和維持美國在日本乃至東亞地區的利益。
不過,話又說回來,美國的軟實力戰略之所以會在日本取得相當程度的成功,而沒有在世界其他地區取得如此的成效,巧也就巧在美國有著獨自佔領日本的優勢,而日本國民的戰敗體驗則驅使他們向強者學習。並且佔領初期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文化政策的負責人,沒有完全拋棄固有的成見,也自認為美國在道德、文化和知識方面全面領先於日本,樂於向日本輸出自己的文化。
就戰後美國對日文化改革和民主輸出的成效來看,如我國學者張曉莉所言,「儘管從5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保守主義政治力量打著加強愛國心、爭取民族獨立的口號清算佔領時期包括文化改革在內的各項民主化改革遺產,但其結果只是對日佔領時期以美國為模型塑造的公民文化的局部修正與調整,美國改造日本文化的成果並沒有被消除,日本人在相當程度上完成了從臣民到公民的思想轉變」。從這個層面來看,可以說這是美國軟實力的善面和成功之處。
如果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或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批駁美國軟實力有其危險性,也無可厚非。但是,正如約瑟夫·奈所言,作為一個描述性概念,而非規範性概念,軟實力既可以被用於正義目的,也可以被用來作惡。也就是說,判斷美國軟實力的善惡很容易被加入主觀臆斷。這樣,對於研究者而言,就要更多地像松田教授那樣對珍貴史料以及後續的解密檔案,加以悉心的搜集、鉤沉、整理和爬梳,並在此基礎上探本溯源、闡幽發微,得出更為客觀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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