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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師在江湖:沒落知識分子或官場文化紅人?

李耕/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占卜從業者接觸各色人等的命途敘事,嘗盡人間況味,他們既是江湖的代表也深解「江湖」之意。」江湖」的標籤,常讓這個行業抬不起頭來。其實作為一個文化里約定俗成的概念,「江湖」涵義豐沛。以下三個故事體現出「江湖」的三種「調性」:江湖是「邊緣底層」,是「世界」,是「習性技法」。用社會科學略顯呆板的話說,江湖分別關涉社會結構分層、對社會的整體想像以及慣習或能動性。

「江湖」是橫亘於我和報道人之間的一個障礙。我的報道人是被冠之以「風水大師」、「周易專家」、「算命先生」、「江湖術士」等種種名頭的占卜從業者。而我是象牙塔里的「三好學生」,沒有任何「社會經驗」——女的,不抽煙,不喝酒,很無聊。我為我所缺少的「江湖氣」感到自卑,田野調查也沒有做的很透徹,估計至今我也沒有獲知足夠多的「行業內幕」。況且顯然的,揭露內幕、寫複雜的人事,優秀的深度報道寫的更精彩。我只能靠老老實實的搭時間,留取一些記憶深刻的人和他們的言行。憑藉理解增進之後自然生髮的同理心,抹去一些「江湖人生」與「無聊人生」的差別。


「我就是社會的底層」


第一次聽說劉忠是從一個鄉鎮的副鎮長那裡。彼時副鎮長正被這個「刁民」搞得不勝其煩。劉忠聲稱他的房子在基建工程中被破壞了,一直在向鄉政府要賠償。副鎮長不得不頻繁跟「矢志不渝」的劉忠交涉,最後竟成了半個朋友。副鎮長跟我說:「你研究算命先生的話,去找老劉吧——他認為他是我們鎮最好的算命先生,但是一個顧客都沒有!哈!」


五十多歲的老劉因為「歷史原因」,結婚晚。他和他的病妻及兩個孩子住在鎮上仿古商業街的二樓,一樓做起居室及占卜館。老劉一直沒有穩定職業,一度長期沉迷賭博。我們一見面沒多久,他就很自然的說:「我就是社會的底層。」

劉忠聲音洪亮,臉膛方正,像個一身正氣的老軍官。其實副鎮長和老劉在私下裡都稱讚對方——「老劉人不壞,就是脾氣不好。」——「我們副鎮長不壞,為我們鎮的發展做了好多事情,不圖回報。」


劉忠坦陳他年輕時是幫派成員,因為強迫過路司機「賣」名貴木材進了監獄。自從做了「木材生意」後,劉忠眼裡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無聊」的了。出獄後一直沒有長期穩定的職業。劉忠兒子的小學老師在一次閑談時提到,小男孩在作文里抱怨他的爸爸懶,不工作,逃避養家的責任。


劉忠經常發些時政宏論。他有大量的時間參與各種抗議,有時候在政府門前靜坐或與交涉人員爭吵。最新的抗議有關征地。劉忠自己沒有農地,他為他親戚爭。「我沒官沒錢,但是,我得活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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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騙人,還沒人聽我的」


為了提高賭博贏的概率,劉忠開始研究易經和占卜技術。他聲稱去年已經發現了一個獨門技術,不過近一年以來卜館門可羅雀。劉忠認為這事非常不公平:「那些賺了錢的做周易的,全靠騙人!我不騙人,還沒人聽我的。」


劉忠說他命盤裡有「將星」,暗示他如果在戰爭年代,會是員大將。但是一個和平年代的將軍是沒用的。他一直珍藏著他過世父親在建國之前參軍榮獲的軍功章,小心翼翼地用兩層綢和紙包著——有時也拿去跟政府討價還價,以軍屬的身份。


「我們這行業就是沒落知識分子的臨時飯碗」


「你在你的筆記本上記下——我們這行業就是沒落知識分子的臨時飯碗!」戴著近視眼鏡的牛立勇以這句話結束了一段講述,站起身來繼續專心裝修他的門臉房。門臉房很小,外面掛的招牌的口氣不小:「全球中華易學研究會」。牛立勇新近給房間打了隔斷,分成里外兩間。外面放辦公桌,待客占卦算命,裡面作簡單的茶室。茶室四圍掛著印上名家書法作品的塑料布。這幾天,牛立勇的門臉房老出現幾個他稱作弟兄的人進進出出,來幫他裝修。

風水師在江湖:沒落知識分子或官場文化紅人?



「邊緣」意義上的江湖,聚攏了很多被體制排擠出來或主動拒絕「組織」、「體制」工作的人


牛立勇四十多歲,講話充滿了歷史典故。我認為他是當地我所認識的占卜從業者里最博學的一位。但他說他已經好多年不看和占卜算命無關的書了。「我年輕的時候,看許多文學,像《安娜·卡列尼娜》,後來社會閱歷增加,我就不想看書了。」

牛立勇曾經闊過。手工業和小生意保證了牛立勇幼時所在的農村家庭的富庶,「六七十年代,人人吃不上飯時,我們家還借錢給別人咧。」他在80年代上了中專。畢業後在一家工廠做管理。後來承包了廠里的飯店,又倒賣過原料,賺了一些錢。


「但是,1997年之後,一系列的霉運開始找上我了。」先是一次宴會中被醉漢暴打,同年橫遇車禍。在單位又和領導鬧掰。2001年,牛立勇開始做占卜算命。2003年一家省報報道社會上的占卜風氣時採訪過他,因為當時他在當地開館較早,門面好。他從事副業的消息不脛而走。作為國企人員卻從事「封建迷信」,他只好辭職。更大的挫折來臨:「2008年,投資損失了一大筆錢。猜猜我損失了多少?」叉開拇指和食指,他苦笑道:「八十萬。」牛立勇再次感嘆說:「算命就是窮途末路讀書人臨時棲身的!」


牛立勇偶爾會提到他以前的某某同事已經變成了高官,某某同事已經風生水起。一天牛立勇提到我們共同認識的老姚,一位富商。牛立勇說他和老姚很熟。我問老姚信算命嗎?牛立勇說他肯定信也花過錢。我問「你給他算過或看過風水嗎?」「沒有。他得正兒八經的邀請我。飯桌上給看個手相什麼的,沒問題,玩玩嘛。但是我的職業也有尊嚴。沒有正式的邀請,就算老姚我也不幹。」


一個牛立勇的同行在一次跟我的閑聊中提到他,「你知道老牛為什麼掙不著錢嗎?他太有原則,太有自尊!他認為不合適的事他就不做。」這位在當地佔卜算命行業做得頗有成績的人說,「但是干我們這行,你得靈活。」


兩年後我再去找牛立勇。他已經把招牌從「全球中華易學研究會」換成了「房產中介」。


「每個月我得花半個月時間陪領導們玩」


鮑豪四十歲左右,留著快到肩膀的半長發,愛穿中山裝,口才好,態度誠懇。他在北京開諮詢公司,做風水與起名有關的業務,在一個大型門戶網站上擁有自己的起名專欄。作為走上層路線的從業者,鮑豪只做社會精英的業務。必然的,他的個人網站上放了許多與明星、企業家、退休官員的合影。知道鮑豪的占卜從業者挺多,除了羨慕他的成就也不乏微詞。有些人認為他並不怎麼懂技術,就是靠聯絡、靠開會來積累人脈和名氣。


鮑豪一開始在老家小城市開起名館,後來搬到了省城。在省城遇到一個「貴人」,賺到第一桶金。自此,鮑豪的客戶群體就沿著這個貴人的朋友圈往外擴展,最後揮師北京。他平時接風水和姓名諮詢的案子,在幾家公司擔任長期風水顧問。鮑豪有時會率領幾十個風水師給樓盤看風水,很拉風。


鮑豪這樣描述自己的時間安排:「每個月我得花半個月跟領導們玩,參加過很多省市活動。」各地都在招商引資,若潛在投資商看中一個地塊,鮑豪讓其相信那裡有好風水,在那裡做開發的話能大賺。項目簽訂後,他拿報償。


鮑豪和老家城市的領導交朋友後,成為新一屆當地政協委員。鮑豪立刻把這個頭銜印上名片。鮑豪在老家媒體上作為政協委員懇切地強調保護傳統文化的重要性。私下裡也表達類似的意思,「一旦我們被西方洋文化入侵,馬上就完了。中國沒有什麼文化,易經是最早的根。我們在學校講課,讓知道「四書五經」的舉手,結果舉手的都不到一半,多可怕!」

風水師在江湖:沒落知識分子或官場文化紅人?



在「高大上」的展場舉辦易學會議,讓行業聚會變成了一場關乎象徵資本的江湖大會演


在他諸多的頭銜里,只有一個傳統文化有關的組織是比較正式的。「其他組織都不敢活動!我們開會只能說是研究周易,絕對不能提應用。」他盤算著在家鄉建立「X市傳統文化保護協會」的組織架構——組織活動是他的長項。鮑豪的公司每年都要籌備一個大型易學會議。「在大會堂、政協、北大、社科院、釣魚台都開過會。我的協會主辦,北京公司承辦。每年浪費2個月時間。去年北京我們收費1700,包吃住,是虧損的,找了贊助,能保證不虧本。本來我早就不想做了,後來有朋友叫我去做下,這種事情牽扯精力大,得動用各種關係。他們一聽易學年會,就反感,社會的認可度還不行。」「我們經常在名校給企業家講課,企業家是高端群體,他們代替我們傳播。你給領導講完,他就把瓶子封閉了。領導的私事不讓你說啊。有領導私下信,你讓他給你做點事情,他就說『你做但我不能給你簽字』,怕這怕那的。那我們自己出錢來做。從協會來講,縫隙里生存很難。」作為見多識廣的「大師」,鮑豪的言辭經常高屋建瓴,「全國工商聯沒有這個專業,這個行業在全國怎麼也得有幾十萬人,但沒有管理,只能讓這個行業更糟糕。」


誰比誰更「江湖」


占卜從業者堪稱街頭的民俗學者、人類學者。接觸各色人等的命途敘事,嘗盡人間況味,他們既是江湖的代表也深解「江湖」之意。」江湖」標籤,常讓這個行業抬不起頭來。其實作為一個文化里約定俗成的概念,「江湖」涵義豐沛。上述三個故事體現出江湖的三種「調性」:江湖是「邊緣底層」,是「世界」,是「習性技法」。用社會科學略顯呆板的話說,江湖分別關涉社會結構分層、對社會的整體想像以及慣習或能動性。


雖然劉忠很坦蕩地用了「底層」這個詞來定位自己,但作為貪求「政治正確」、不坦蕩的研究人員,我想迴避「底層」這個被用濫了的帽子,用描述法來框定:王法、法律、體制管控之外的亞文化群體。前現代社會裡,走江湖的人的重要構成,類似於王學泰先生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分析的「遊民階層」(連闊如先生的《江湖叢談》也記錄了很多從事所謂「危害社會的江湖行當」的人)。典型人群有雜技、相聲、評書、快板、唱戲等行當里的藝人,流浪漢,妓女、賭徒、盜賊、放高利貸的、基層衙役,還有算命看相、行醫賣葯的。除了盲人、靈媒,一般占卜需要識字能力,這類人屬於王學泰所謂「過剩的」,沒有辦法被官場吸納的知識分子。在另一種古代階層行業分等「三教九流」里,他們連同畫師、遊方僧道同屬「中九流」。總之,跳出「士農工商」,離開家族、土地,缺乏安穩體面的謀生方式與居住地的人,就得走江湖去。到了當代,「邊緣」意義上的江湖,聚攏了很多被體制排擠出來或主動拒絕「組織」、「體制」工作的人。可以說,下崗工人、失地農民,以及牛立勇所代表的被解除公職的知識分子在一段時期內直接壯大了占卜從業者的隊伍。


江湖又大到如同社會的投影。這個社會充斥不確定性、挑戰、危險和意外。江湖作為人們對整體世俗社會的想像,總有幾分負面的「複雜」性。Steinmuller和吳飛發現,「社會」在中國公眾心目中,似乎總是和危險、冷漠關聯著。當家長訓導自己即將「走上社會」的孩子時,他們的擔憂在於孩子脫離家庭可信任的溫暖,走入冷漠的三教九流的陌生人裡面,會受打擊,遇困難,吃虧,經歷「接地氣」的轉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便一出校門就在辦公室做體面的職員,也有辦公室政治,身陷職場「江湖」。一個人的「社會」經歷越豐富,從事過的體制內外的行業越多樣,體驗到的世界的複雜性與豐富性越稠厚,他就越夠格被稱作「江湖人士」。江湖就是我們對真實社會生活的感受、判斷與想像。尤其近三十年來,不透明的社會遊戲規則,多變的形勢讓人難以對事情走向產生有效的預判,橫生「命運多舛」之感,促使人們求助於綜觀宇內的占卜技術來幫助認知。

風水師在江湖:沒落知識分子或官場文化紅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不論是邊緣社會意義上的「走江湖」,還是一般社會意義上的「人在江湖」,憑經驗得以身段靈巧者為「老江湖」,到了越軌或打擦邊球的程度就是「江湖伎倆」。社會成員都得具備並施展與「江湖」相稱應的技巧和能力,在不確定性中不斷尋找安身的權宜之法。不管是弱者的武器,還是強者的霸權,日常策略人人有份。在文化民族主義抬頭的當下,憑藉豐厚的書本知識作依託的占卜,製造出許多「易學大師」「周易專家」。參加研討會、獲取資格及榮譽證書等等都是行業立身之技。如鮑豪所言,不承認和失於管理讓行業更亂更「江湖」。江湖入不了廟堂的眼界, 只能山寨式的模仿現代治理系統所認可里的「專家體制」與「證書體系」,參會資格、技術等級證書變成可以定價的商品。從業者參加在名牌大學、著名會展場所舉辦的易學會議並照相留念,讓行業聚會變成了一場關乎象徵資本的江湖大會演。


上述江湖三調,分別從社會結構、文化心性和個體行動策略的角度,透過被拆解後的本土概念來反思現象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人們總是把占卜從業者這個群體輕鬆捧到天,又隨手摔到地。不管是「江湖術士」,「周易專家」還是「大師」,他們跟多數普通人一樣,為謀生奔波,在自卑與自得之間來回跌宕。他們所行走的江湖,有邊緣一面,又是人世百態的投射。他們自身的命運以及所掐算的命運,編織出一個水面上的意義之網,充盈著中國式的社會想像力。於變幻激流中騰挪轉身,於人世浮沉中抓取支撐生活的信條,在這個意義上,誰又比誰更「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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