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記憶：日本關東地震 援助卻換來屠戮 90%溫州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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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殺？700多名華工、留學生罹難 90%多為溫州人

1923年9月2日，也就是日本關東地震的次日，日本宣布全國戒嚴，開始時災區戒嚴任務實際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團」承擔的。當日，災區流傳說朝鮮人趁亂放火，而且還往水井裡投毒。於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項針對朝鮮人的大屠殺計劃出台。從9月2日下午開始，在軍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團」對朝鮮人聚居區進行了極為冷血的殘酷屠殺，大量動用冷兵器，死者幾乎都無完整的屍首，死亡人數約在6000~10000人左右。

日本《讀賣新聞》發布的「朝鮮人罪行」

在大屠殺過程中，日本人同時也將矛頭對準了中國人。儘管日本政府日後一口咬定是在鎮壓朝鮮人的過程中「誤殺」華人，但那些溫州工人中，不少還沒剃去滿清的長辮子，穿著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華人。實際上，除了對華工下手外，中國留日學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在回國後給「全國各報館轉全國父老昆弟伯叔姊妹」們一封公開信，極為悲憤地介紹了他們的受難情況：

「其時，東京及附近各縣謠傳朝鮮人有投火下毒者。於是竭軍警、青年團、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鮮人，無論老幼男婦，恣意慘殺。其最可怖者，為朝鮮人、支那人往往同提並論。中國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禍，被故意殺害毆辱者，不可勝數，刀棒拳足一時交加，殆不以人類相待。

「浙籍韓潮初、沈誦填、蔡經德、陳悼諸人，曾經多方證明確為中國人，也不免毒打幾斃，並且聲言支那人亦應打。

「江蘇人蔣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東京橫濱間，賃居日人家中，災後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殺支那人』。後經幾許哀求，始免一死……

「彼時之日人悲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殘忍刻毒，聞之戰慄。且因中國排日，故每遇中國人，恆易受感情之衝動，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時為掃蕩華工之好機會。」

事後的統計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殘害的華人，共716人，其中當場死亡622人、失蹤11人（事後查出一些已遇難）、負傷83人（事後一些人傷重死去）。在這些遇難者中，來自浙江溫州、處州的共658人，死605人、傷53人。另有溫處籍華工42人（其中死34人、傷8人），雖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詳，未統計在內。合計浙江華工遇害總人數為700人，其中死639人、傷61人。消息傳回溫州、處州，從通衢大道到鄉野小村，幾乎處處哭聲。

1923年10月8日，這些滿身傷痕的華工們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看到碼頭上歡迎他們歸來的溫州旅滬同鄉會和上海協濟日災會，無不痛哭失聲。至此，日本人殘害華工的事件公諸於眾，輿論一片嘩然。

圖為當時國內媒體報道此事時的宣傳畫

援日熱潮變為抗議的憤怒

在1923日本關東地震 中國救援展現罕見凝聚力的文章中提到，當時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中國對日本關東地震提供了積極有效的救援，也基於此，10月18日，中國駐日代辦張元節回到上海，帶來了一個「超政府、超黨派之純粹代表日本國民」的日本謝賑團，計劃到大連、奉天、天津、北京、洛陽、漢口、南京、杭州、上海等處巡迴答謝。

當日，張元節與日本東方通訊社理事等人，出席了上海方面的歡迎大會。在會上，面對輿論的質疑，張元節與兩位日本人一道為日本開脫。從日本死裡逃生回來的「共濟會」總幹事王兆澄質問他：「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既然是合法登記的社團，那王希天「失蹤」一案（王希天公費留學生，來自長春。在日本留學期間，投身到捍衛國權的運動中，是「五四運動」的組織者之一，與周恩來關係密切。在日本的教會工作，將大量精力花在了維護在日華工的權益上，甚至聘請日本律師為華工討要工資，申請成立「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被不少日本人視為眼中釘。），中國使館為什麼不作為？華工被難後，中國使館為何不進行調查？曹錕所捐獻的救濟旅日華工的款項，為何工人始終未得分文？張元節當即語塞。

歡迎會上的交鋒見報後，輿論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熱潮一變而為抗議日本屠殺華工。

上海《晨報》社論說：「日本震災，我國表其深摯同情，力盡救恤之義，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兩國關係，促進國民親善，乃日本於災震發生之際，對於華僑極為殘酷……吾人對於日本震災，雖具有同情，而對於虐殺則不能不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若不亟謀謝恤之法，則中日間感情將因此而愈難改善矣。」

關東大地震屠殺照

掩蓋事實 流於表面的懲罰

日本人對此先是矢口否認，隨即承認這只是誤殺。

10月21日，戒嚴期間的新聞封鎖解除，《朝日新聞》報道了屠殺華人和王希天失蹤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鎖。當《讀賣新聞》試圖在11月7日跟進報道時，其預備刊登在頭版頭條的報道《殘害中國人事件》，在發行前就被「槍斃」。

11月22日，日本右翼頭山滿，向日本政府呈交一份請願書，題為《關於地震區內的殺傷事件請予大赦》，要求赦免那些屠殺朝鮮人、中國人及日本本國持不同政見者的兇手，認為他們都是「為皇國維護治安，由於善意」。

1924年1月21日，日本新任清浦內閣對頭山滿的「請願」進行了討論，認為地震期間有「誤殺」、「誤傷」行為的民眾，可按輕重予以特赦，但軍警人員不在特赦範圍之內。

4月24日，日本橫濱地方法院判決如下：戕殺華工人犯8名，其中4名判有期徒刑2年，緩期2年執行；2人判有期徒刑18個月，緩期2年執行；2人證據不足，當庭釋放。而至於撫恤金，則總共賠償700多名死難者和傷者20萬日元。

1918年，王希天(前排右二)與留日同學周恩來(前排右一)等合影

永遠成為「失蹤人士」的王希天

屠殺案發現場的戒嚴部隊，是日本陸軍野戰重炮兵第三旅團。該旅團參謀遠藤三郎大尉受命掩蓋王希天被殺真相，經過策劃，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王希天主動要求去習志野集中營照料華工，軍方派人護送，但在途中，應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將其釋放，不知其下落。軍方隨即與內務、法務、外務三個部門進行了溝通。直到1981年，年邁的遠藤三郎接受日本參議員吉川一夫的秘書田原洋訪問時，才詳盡地披露了殺害王希天的經過和掩蓋事件真相的活動，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關東大震災與王希天事件》，轟動一時。

11月7日，日本內閣會議結束後，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法務大臣、陸軍大臣共同密商，並報請總理山本權兵衛批准，正式決定將王希天事件真相掩蓋起來，並確定了對中國調查團的應對策略：「好好招待，給予儘可能的方便，讓他們感受到我官憲沒有阻止他們調查」。

因為證據完全被毀，中國政府調查團及中國民間宗教家調查團，均無功而返，只能接受日方的說法，王希天也就長期成了「失蹤人士」。

不反思無未來

在中國援助日本的熱潮剛剛興起時，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人的災難，實在是日人夢想不到的事，大驚嘆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但在10月6日，該報又發表社論《震災對於中國之影響》，提醒日本政府和民眾：「由中國人心裡生出許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長與否，有一半的責任完全在於日本。」災後中日關係並無改善，此後更兵戎相見，日本政府對此應做徹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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