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三匝對北大教授姚洋的辛辣批評
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在《讀書》雜誌2006年第12期發表了一篇文章《經濟學是科學嗎？》，我前不久才從一微信公眾號上讀到，不過他提出的觀點我認為至今仍有討論的價值，我想這也是公號此時轉載此文的用意。
公號轉載此文時把文章分成了三個部分，分別加上了小標題，我認為這些小標題的概括是準確的：一，經濟學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二，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自大症；三，經濟學應該以產生思想為滿足。
為什麼經濟學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姚洋說：
「如果說屬於科學硬核部分的數學和物理學理論是建構而非推演出來的，屬於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則只能是在給讀者講故事了。標準的教材書把經濟學描寫成一種建立在推演基礎上的科學，可以從理性假設出發推演出一整套關於經濟運行的命題。但是，現實中的經濟學家肯定不是使用推演方法來構造他們的理論的，那種從寫下效用最大化問題開始，然後走到哪裡算哪裡的做法，是經濟學初學者才做的事情。好的經濟學家一定是先有了一個故事，然後才試圖用數學模型去證明它。
「為什麼一定要用數學模型呢？因為自然語言是有漏洞的，許多看似完備的論證實際上包含了一些暗含的假設或較大的邏輯跨越。數學是一門嚴謹的語言——至少在它的公理前提下如此；只要假設條件是可以接受的，數學的嚴謹邏輯就足以保證結論的可靠性。
「但是，經濟學模型和數學理論之間的一個顯著差別在於，所有數學命題都可以還原為少數簡單和符合直覺的公理，而大多數經濟學命題做不到這一點。這種差別源自數學研究對象的機械性和經濟學研究對象、即人的主動性的對比。數學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比經濟學的複雜，但它研究的對象卻具有機械性的規律，這邊條件變化一下，那邊肯定出現可預見的結果。經濟學則沒有這個運氣。人是具有主動性的動物，會有意識地去試探物理世界並改造之。這種主動性造就了人類豐富的歷史，但卻與經濟學的方法論之間產生了衝突。經濟學的模型方法本質上具有和數學一樣的機械性，要用這種機械性的模型來解釋人的行為，其間必然產生脫節。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承認，經濟學永遠無法成為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
（上圖：姚洋）
這不是什麼創見。眾所周知，亞當·斯密1776年3月出版《國富論》以後，經濟學才從社科領域獨立出來。經濟學的歷史不過短短200多年時間，遠遠稱不上是一門成熟的學科。「經濟人」的假設，本來就不周全，此假設從根本上限制了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從來都不是自然科學，即便在它越來越數學模型化以後。薩繆爾森少年得志，33歲出版的教科書《經濟學》暢銷一個世紀，以至於他曾驕傲地說：「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由我所寫，那麼法律就由其他人去擬定吧。」但即便如此，他也強調，經濟學至今還不是一門科學。科斯也曾多次尖銳地指出，經濟學正日趨進入想像的真實，「當經濟學家發現他們不能分析現實世界中出現的問題時，就創造一個他們能夠把握的假想世界。」
沒有創見不是什麼大問題，其實在文章第二個部分，姚洋馬上就回答了他寫這篇文章的用意，簡單來說，經濟學患上了「科學主義自大症」。「科學主義自大症」的表現是：一，經濟學家蔑視其它社會科學，以經濟邏輯代替深入的社會、政治和歷史分析；二，急功近利，以為經濟理論可以指導實踐，並立即產生實際效果。「米爾頓·弗里德曼是這方面的鼻祖。他提出的檢驗經濟學理論的標準是，一個理論的好壞取決於該理論的預測能力。這是一個完全科學主義的標準。如果一個理論能夠預測未來，則它就一定能夠指導決策，直接改變世界。可是，多少經濟理論的預測能夠得到穩定的事實或實踐支持呢？……經濟系統中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要想用過去發生過的「規律」去預測明天的事情，幾乎是不可能的。與此同時，人的主動性會使任何預測都失去意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理性預期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盧卡斯在評論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時早就指出，如果一個政策被公眾預測到了，則這個政策肯定會失效，因為公眾會提前採取行動應對它。經濟預測也一樣，一旦它發表了，公眾就會提前反應，從而導致預測的失效。」
姚洋提出的問題客觀上是存在的，而且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在中國，經濟學帝國主義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經濟學家高高在上，自以為掌握了這個世界的所有真理。他們眼高於天，睥睨其他領域的所有學者，他們敢對任何領域的任何問題高談闊論，即便他們對這些問題一無所知。他們奔競於權錢兩門，胯不離鞍：一撥人削尖了腦袋想當「帝師」，甚至以能給執政者講一堂課為人生最高追求。我曾在清華經管學院聽過一個教授講課，他的專業是公司戰略，但整堂課上講的除了市井段子就是抒發自己的抱負——一定要到「海里」去講一堂課！另一撥人熱衷於跟財富圈廝混，廝混的三板斧不過是所謂宏觀經濟預測（蒼天，這國的宏觀經濟趨勢跟禿子頭上的虱子有何兩樣？需要學富五車的經濟學家去預測嗎？）。於是，中國成了在國外備受冷落的所謂經濟學大師熱衷走穴的國度，成了世界上盛產經濟學家的國度。一些人只要讀過幾本經濟學通俗讀物就敢自稱經濟學家，更何況那些在國外名牌大學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的角色。經濟學家成了空中飛人，財富大佬似乎也願意為動輒二三十萬以上的講課費買單。試問，有幾個企業家認識中國一流的政治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在我看來，雖然中國學界普遍浮躁，但至少上述四個領域的不少學者比經濟學家還是要有真才實學的多，因為他們還有時間、也願意做一點學問！
在國外，經濟學家遠遠沒有在中國這樣吃香，且以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為例說明：撒切爾夫人說：「經濟學太重要了，不能僅僅把它留給經濟學家去研究。」透露出來的是對經濟學家的不屑。老布希非常厭惡拉佛鼓吹的供應派經濟學，直斥其純屬「巫術」。約翰遜聽了加爾布雷斯的策對，禁不住大爆粗口：經濟學家「做的研究報告好比把尿撒在褲襠里，自己覺得熱乎乎地蠻受用，卻和別人八竿子打不著。」
經濟學帝國主義為什麼在中國的表現如此突出？根本在於在我們這裡信奉的是唯發展主義，經濟發展高於一切，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按我一個朋友的說法，我們是想「用飛奔來解決狂奔中出現的問題」。我們甚至假裝狂奔中沒有出現問題，因為我們忒自信。
2016年4月4日，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發了一條微博：「我有時覺得，應該把收入翻番，實現小康社會，經濟總量世界第幾這樣的目標都淡化了，使這個社會從容淡定一點，正常一點。有理想有抱負，不在這個。這樣，領導人壓力會小一點，估計老百姓也不會有多大意見。而經濟和社會，說不定能發展得更好一點。世界上很多國家不都是這樣嗎？」他說得對，我本想回復「一廂情願」，但為了避免誤會，我只是含蓄地指出，我們這裡是不敢淡化經濟增長的，我們這裡流行的是政治經濟學，「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一把高懸的利刃，也是一個魔咒。
回到姚洋的論述。如果他的論述到此結束，我根本沒必要再寫這篇註定引文繁冗的駁論文章，問題在於他文章的第三部分。在我看來，他看到了問題，但開錯了藥方。
姚洋開出的藥方是，「經濟學應該以產生思想為滿足」。中國當代最缺的不就是思想家嗎？這正是我感興趣的話題。但細讀姚教授對「思想」的定義和論證，我有些愕然。姚洋寫道：
「回到經濟學領域，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拋棄了科學主義，我們還剩下什麼？我想，經濟學家們要調整心態，意識到經濟學是和歷史學無異的學問。歷史學復原和解釋大尺度的歷史，經濟學復原和解釋短期發生的歷史。兩者的共通之處在於研究者想告訴讀者一個他認為正確的歷史。「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意味著，不同的時代會寫出不同的歷史；進而言之，不同的人也會寫出不同的歷史。經濟學亦如此。每個經濟學家的理論都是他自己對已經發生的經濟事件的一種解釋，這個解釋肯定不是歷史的原貌，而只反映經濟學家個人對歷史的詮釋。經濟學之所以比其它社會學科顯得更科學一些，是因為它的方法論是「科學」的。前面說了，經濟學的方法論和它試圖要解釋的對象之間存在天然的差距；那麼，為什麼經濟學還要使用這種方法論呢？對於像貝克爾這樣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大師而言，方法是定義一個社會學科的唯一標準，而經濟學的方法比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能夠更好地解釋社會現象。科斯反對這種說法，認為定義一個社會學科的標準仍然應該是這個學科所研究的對象；如果經濟學只是因為它的方法而存在，則其他學科也會學會這種方法，那經濟學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沿著科斯的這個思路，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學和歷史學的差別在於，經濟學考察小尺度的歷史，而歷史學考察大尺度的歷史。歷史學可以忽略個體層面或者短時期內的因果關係；經濟學則不然，它的主要任務是解釋個體層面和短時期內的因果關係，它的方法論因此就必須提供一定的推理能力，以便對因果關係做出明確無誤的判斷。這樣做的後果自然是經濟學理論的片面性。在片面而趨於深刻和全面而流於膚淺之間，經濟學選擇了前者。
「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對此一定是心領神會的。他為讀者構造一個故事，並用經濟學的語言把它敘述一遍，這個過程就是經濟學的證明。證明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在更加接近現實和模型的可操作性之間取得平衡。數學家嘲笑經濟學家是賣狗皮膏藥的，因為經濟學家如果不能證明他們想要的結論，就會修改他們的假設。我個人認為，這不能成為對經濟學的一個批評，因為經濟學在本質上就不是科學，而是歷史學之一種；經濟學的論證不是科學的論證，而是更接近於一種形式的藝術表現。一個好的經濟學模型，讀者總是可以從中讀出「美」來。
「比如保羅·克魯格曼的幾篇肯定會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論文，就是具備美的要素。克魯格曼的假設都很簡單，他從不諱言這些假設並不符合現實，但也認真地說明，它們是對現實的提煉。克魯格曼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在簡單的假設前提下構建一個並不複雜但卻極富彈性的模型，而他的結論又往往出人意料！在美這個層次上，所有學問都是相通的。有記者問丁肇中，他為什麼對自己的理論有信心。他回答：「因為我的方程式是美的。」同樣，一篇好的小說也是美的。但這美並不在它使用了許多華麗的詞藻，而在於它的結構和行文。村上春樹的語言很平實，但他的每部小說都給讀者構建了一個奇幻的世界，並把讀者一步步引入其中，讓人流連忘返。好的經濟學論文也引人入勝，不同的是，小說以故事取勝，而經濟學以思想取勝。思想改變世界，經濟學家應該以產生思想為滿足。」
原諒我幾乎照抄原文，我這樣做只是為了避免誤解作者的原意。如果讓我縮寫這段論證，我想如下縮寫或許不至於曲解：經濟學的職責是解釋短期發生的歷史，這種解釋必然不是歷史的原貌，只是經濟學家對歷史自圓其說的解釋。這種解釋之所以合理，是因為它的方法「科學」。（至於這種方法到底是什麼，到此關節點上，姚洋教授輕輕帶過了，因此我只能聯繫其文章的第一部分猜測，他大概指的是數學模型吧。但他似乎不贊成貝克爾的觀點，而傾向於科斯。然而他明知道科斯對經濟學依賴數學模型曾給予嚴厲批判，科斯反對方法至上，重視研究對象，所以他話鋒一轉，「沿著科斯的這個思路，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學和歷史學的差別在於，經濟學考察小尺度的歷史，而歷史學考察大尺度的歷史。」這幾處轉折的邏輯到底在哪裡呢？）姚洋可能也發現了自己的邏輯混亂，於是，他訴諸於「美」來掩飾自己的邏輯混亂。他最後舉出的例子居然是村上春樹的小說！但我真看不出在他眼裡，小說與經濟學到底有何不同。且不說一流的小說家一定是思想家，只說「經濟學以思想取勝」，此處的「思想」究竟所指為何？難道就是師心自用或者是藉助於所謂的數學模型的自圓其說？但小說不是也需要自圓其說嗎？
「思想改變世界，經濟學家應該以產生思想為滿足。」以自圓其說地對短期發生的歷史進行解釋而產生的「思想」，就能夠改變世界，這世界也太容易改變了！姚洋的結論看來比克魯格曼還「出人意料」！
姚洋提出了一個大問題，但他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於是，邏輯混亂，語無倫次，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過，頭腦不清最多說明他不是一個合格的思想家，這倒並不是什麼罪過，要命的是，他由此篤定地認為，經濟學家的職責是解釋短期發生的歷史。但在我看來，經濟學家既不能預測未來，也不能解釋歷史，尤其是短期發生的歷史。
中國很多經濟學家是以解釋短期發生的歷史——「中國模式」自任的：李稻葵就明確地告訴過我，中國經濟學家有責任向世界「解釋中國」；在我即將提到的下一篇文章里，姚洋也明說「中國學者的責任是用國際社會能夠聽懂的語言，把中國的事情說清楚」。因此，雖然姚洋未必是這種論調的首倡者，但中國不少經濟學家的確與姚洋懷抱共同的志向。與此同時，姚洋多年來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實踐自己的抱負，為此他不惜成為自己曾經反對過的那類人——「科學主義自大症」患者，以經濟邏輯代替深入的社會、政治和歷史分析。
在《經濟學是科學嗎？》發表10年後，姚洋在《文化縱橫》2015年6月號上發表了轟動一時的雄文《中性政府與國家政治精英的選拔》。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是：「一個中性政府是一個不屬於任何利益集團、也不為任何利益集團服務的政府……和一個有偏的政府相比，中性政府少了很多政治羈絆，不用為政治利益的平衡而瞻前顧後，因此更可能把精力放在長期經濟增長上面。中國政府在過去三十多年裡基本上扮演了一個中性政府的角色。這裡說「基本上」，是因為在某個時期、某個局部，我們總是能發現政府是有偏的——改革初期偏向農民和經濟特區，在90年代國企改革中又讓工人階級承擔了絕大多數的改革成本，等等。但長期而言，政府基本上走了一條中間道路。一個中性政府不僅有利於經濟增長，還能為選拔體制提供堅實的基礎。試想，如果中央政府是少數人的政府，或者完全被民粹主義所裹挾，它還可能實施官員的選拔嗎？」
姚洋的論證邏輯是：西方民主制度已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淖，政治家只能討好民眾，而不敢承擔作為領袖的職責——帶領民眾走向持續增長的黃金世界。中國的制度不用過多考慮民意，所以官員敢於作為。又因為中國選拔官員的制度能將幹吏選拔出來，所以它是比西方更好的制度。而所謂幹吏，就是能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官員。
姚洋的結論是：「（中國的）選拔體制不是一個完美體制，也不太可能成為中國的終極體制，但是，它的精髓可以給民主制度的改造和再設計提供有益的指導。也許，讀者讀了下面兩位印度裔學者對中國和印度政府的對比後就更能體會上述判斷的意義：值得記住的是，中國和印度在經濟表現方面的差異不在於這兩個國家擁抱市場的程度，因為它們都已經這樣做了；毋寧說，差異來自於中國的黨國體制，作為一個經濟組織，比印度的國家組織更加主動、更加賢能，也具有更好的人力資本。在堅實的基礎上重建印度國家組織不僅關係到印度將有什麼樣的未來，而且關係到它是否有未來。」
且不論姚洋的論證邏輯和結論，單說他的事實性描述，也就是論證的起點——中國政府是中性政府，不受利益集團影響——你是不是會啞然失笑？看來吳敬璉先生對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揭示完全錯了，看來「打老虎」也根本沒必要了。親愛的教授先生，你是生活在這個國家嗎？
兩篇文章對比起來，第一篇文章像是宣言書，第二篇文章簡直就是辯護詞了。如果說第一篇文章還希望就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謂「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第二篇就直接拋開國情論、特殊論，直奔「中國模式」普世論了，這顯然就是主義範疇的話題了。說到這裡，我已經沒興趣批評姚洋在第二篇文章中所體現出的那種經濟學帝國主義和經濟學家對唯發展主義的病態迷戀了，更沒興趣批評他對政治學常識的無知了。讀者諸君如果對此篇雄文有興趣，可以搜來看看，便知我的評論並非血口噴人。
姚洋的著作不多，茲舉兩部書名，讀者可知其治學方向：《作為制度創新過程的經濟改革》、《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
我是經濟學的門外漢，沒有資格定義經濟學是什麼，但我可以肯定地說經濟學不是什麼。至少，他不應該是小說。如果姚洋真認為經濟學家應該創造思想，那麼我可以理解成他希望自己成為思想家。不過，恕我孤陋寡聞，我從來沒聽說過解釋短期歷史就可以成為思想家的，尤其當短期歷史一開始就被定義為是歷史房展方向且具有普世意義的時候。經濟學家如果要搶胡錫進總編的飯碗，又何必自命經濟學家或思想家呢？
我曾多次說過，一個人要能稱得上思想家，其運思必須達到四個標準：原創性（不宣貫教條）、體系性（邏輯自洽）、現實性（從問題出發，不憑空高蹈）、歷史感（認識到限制條件）。現在我想補充兩個標準：前瞻性（方向、路徑、方法）、利他心（為了人的解放）。不知用此標準衡量姚洋，他是否夠格成為思想家？
走筆至此，突然想起侯耀文、石富寬、師勝傑表演的一個群口相聲。為了用師勝傑的車，師勝傑無論如何胡咧咧，侯耀文都得打圓場。比如，師勝傑說，他買的英國純種賽馬長八尺，高丈二，不小心掉在茶碗里淹死了，侯耀文就得解釋，這馬怎麼掉茶碗里就給淹死了，那一個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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