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治天下（推薦好文）

文史 05-01

孝治天下

----《孝經》札記

董葛

《孝經》，顧名思義是一部專論孝道的經文，但細讀深思，實質上它是一部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專著。在不足二千的經文中，「治」字出現了十多次，且絕大多數章節，表面在講「事於親」，實際是講「事於君」；表面在講「齊家」，實際是講「治國」。「孝治」作為宗旨貫穿於全部經文。

經文起始，孔子在闡明「孝」的概念時，就開門見山提出了「孝治天下」的論點。

在「開宗明義」第一章，孔子問他的學生曾子：「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意思是問曾子，『先帝有一種崇高之德，至妙之道，用其治理天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大家皆相親相敬，國泰民安，和諧無怨。你知道是什麼嗎？』

當曾子回復自己不知曉時，孔子教導：「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就是說，上述的至德要道，即為孝道。這個孝道，是德行的根本，是教化的出發點。由此，將孝道定義為治理國家、教化民眾的根本道德。

孔子在明確提出孝治天下的論點後，不惜筆墨，分別在「開宗明義」、「孝治」、「聖治」、「廣要道」、「廣至德」、「事君」等十三章篇幅進行了闡述論證，其餘的五章也無不涉及忠君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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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德要道

先王是如何以孝治天下? 何為先王治理天下的「至德」?何為先王治理天下的「要道」? 孔子在「孝治」、「廣要道」、「廣至德」三章中，分別專題作了論述。

在「孝治」章中，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西周當時擁有八百諸侯（史書記載實際上大小有一千七百多家），無不國泰民安。聖明的先王是如何以孝道治理天下？孔子在此高度歸納了三條：一是不論國之大小，天子對其使臣都能待之以禮，對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更是以禮相待。天子這樣以禮敬對待天下人，自然就得到天下人的禮敬，得到各國諸侯的愛戴和擁護。二是作為一國之君的諸侯，治國時不僅能以孝敬之心對待自己的子民，而且更是關愛鰥夫和寡婦這樣的弱勢群體。所以百姓們就擁護國君，社稷自然長遠。三是治理采邑的卿大夫，象對待自己的妻子兒女一樣愛護著奴婢僮僕，不使他們失望，大家都能愉快生活。正因為這樣，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無論天子還是諸侯，無論官吏還是百姓，無論家主還是臣妾，上下都將行孝作為道德的根本，全民將孝敬作為行為準則，大家都互相恭敬，互相愛護，互相照顧，故父母在世的時候，都能幸福安樂，父母去世後，靈魂尚能安享祭奠。普天之下，必然風調雨順，和諧太平。

為進一步論述為什麼要把孝道作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又如何有效地倡導和推行孝道，並在執政的具體實踐中收到成效。

在「廣至德」章中，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孔子認為，倡導孝道最為有效的做法是，執政者首先為天下人做好表率。教人行孝道，首先大小官員人人都象孝敬自己父母一樣孝敬天下所有為人之父母，讓天下的父母都得到孝敬。教人行悌道，首先大小官員人人都象恭敬自己兄長一樣恭敬天下所有為人之兄長，讓天下的兄長都受到恭敬。教人行臣道，首先大小官員人人都象尊重自己上司一樣尊重天下所有為人之上司，讓天下的上司都受到尊重。因為每位官員都能如此謙卑、恭敬，對每個人都能夠做到平易近人，老百姓則自然就會把你當成父母官。要達到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非孝道莫屬。

在「廣要道」章中，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

在此章，孔子提出了「四莫」，作為孝治天下的實施大綱。即:教人們相親相愛，非孝道莫屬；教人們恭敬和順，非悌道莫屬；社會要移風易俗，非樂教莫屬（這裡的「樂教」，應理解為現代的傳媒輿論）；國家要想長治久安，非禮法莫屬。可以說，這裡的「孝道」、「悌道」、「樂教」、「禮法」，涵蓋了整個社會政治生活。針對「禮」，孔子進而闡明，所謂「禮」，歸根結底就是一個『敬』字。因此，尊敬他人的父母，其子就會高興；尊敬他人的兄長，其弟就會高興；尊敬他人的君王，其臣就會高興。雖然只尊敬了一人，但事半功倍，千千萬萬的人會感到高興。孔子認定，這就是把孝道作為「要道」的充足理由。

為進一步論證「孝治天下」，在「三才」章孔子講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也就是說，孝之所以為至高德行，是因為孝是人民道德的根本，是人民品行的首要，如天地常規，天經地義，順乎民情。先王正是遵循了天地之德，順從了人心所向，將孝道作為全民的價值趨向，作為社會自下而上的統治手段，國君以孝治國理政，民臣以孝修身齊家，則自然「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不需嚴肅的教育，不需嚴厲的統治，就達到了天下大治，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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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孝作忠

《孝經》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繫在起來，從倫理道德升華為政治理念，使「孝道」具有了更鮮明的功利傾向和政治色彩。在《孝經》第一章，孔子就對「孝道」作了明確的定義：「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按照這個定義，行孝是一個系統的、連續的過程，且分為三個階段。青少年期，在家事奉雙親，為之始孝。邁入社會後，將孝親的精神用於社稷，服務民眾，為國家建功立業，為之中孝。忠是孝的本意，是孝中大孝。到了老年，要反思自己，完善人格，修身自好，這便是立身，為之終孝。「終

於立身」是孝道的最高層次。

為了使「移孝作忠」的論點合情、合義、合理、合法，孔子從父子之愛的自然法則，從士族行孝的要點要旨，從孝道實現揚名後世的目標需求，從古代刑法角度等各個方面，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詳盡論證。

在「聖治」章中，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孔子認為，父子之愛，是天生的，是自然的法則。父親對子，有兩重恩愛，即是慈親，又是嚴君，所以恩愛之厚，莫重於此。這就是說，父親在兒女心目中是兩種角色，一種是慈親角色，一種是嚴君角色。慈親講愛，嚴君講敬。愛敬是孝的兩個方面，兒女愛父母，就必然敬重父母，否則就非真孝。這樣，兒女從小養成孝敬，成人後自然忠君。

在「士」章中，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在古代的統治階層排序中，士族是介於卿大夫和庶民之間的階層，泛指學子和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相當於現在的大學生和剛開始從政的機關公務員。對於這個屬於社會未來群體的孝道要義，孔子明確概括為：用侍奉父親的那種心來侍奉母親，用尊敬父親那種心尊敬上司，即「母取其愛，君取其敬」。進而明示，用孝心去侍奉君上，則為忠，用敬心去尊敬上司，就能順。只有這樣，士才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章末，孔子引用《詩經》裡面一段話：「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意為士族盡孝，欲使自己的父母不受恥辱，就必須起早貪黑，加倍努力，競競業業，竭力盡忠。教導士族，對父母要孝，對上司要忠。忠與孝乃為士族孝道的完整要義。

在「廣揚名」章中，孔子提出「揚名後世」是孝道的高級標準，它只有與忠君緊密聯繫才可能得到實現。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在此章，孔子從孝道「揚名後世」的自身需求，對移孝作忠的論點，作了進一步論證，並繼而提出齊家、治國相一致的主張。孔子認為，孝子以愛敬之誠孝親，移作事君，必能忠君；孝子以和悅態度敬兄，移於事長，必能順長；孝子將家務處理得頭頭是道，移於公務，必能有條不紊。故此，忠出於孝，順出於悌。在家行孝，出外忠君，不僅聲譽可顯耀一時，而且忠孝之名，將永遠留傳於後世。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便是「開宗明義」所言，「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實現了揚名後世的高級標準，做到至孝。

在「五刑」章中，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孔子在此引用古代刑法，目的是論證移孝作忠的合法性。按照古代刑法，罪名有三千條，刑罰分墨、劓、剕、宮、大辟五種。五刑中，最大的罪名是不孝之罪。不孝中，首罪就是「要君者無上」，對上不忠，可謂「無天」。因為，在古代君王就是天子，對君王的尊敬猶如敬天，故而要挾非禮君上者就是「無天」。次罪為「非聖人者無法」，之所以謂之「無法」，是因為聖人的教導都是本性本善的行為規範和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則，這些法則，有利於維護社會秩序。如果無視或否定聖人的教化，必定使人心無所依從，引發社會不安，故而非聖人者就是「無法」。再罪是「非孝者無親」，因為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基本單元，不孝敬老人，不尊重長輩，無視孝悌者，就是產生不安定因素的根源，謂之「無親」。所以，孔子將無天、無法、無親這三罪謂之三惡，並警示這三惡為「大亂之道」，是引發社會動蕩的惡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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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體力行

孝治天下，關健是執政的各階層都能心存孝道，身體力行，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樣，才能使「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經文中，孔子不僅歸納了先王時期執政者力行「孝道」的言行規範，而且祈願後繼執政者「君行六事」。

在「聖治」章中，子曰：「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孔子在此祈願執政者，一是講出話必思量人們能否奉行；二是做出事須考慮人們能否快樂；三是道德為人們所尊敬；四是行事為人們所效法；五是容貌舉止端莊可觀；六是動靜進退合乎禮儀法。這謂之「君行六事」。若以這樣的作風面對百姓，百姓自然敬畏、愛戴，且事事效法。所以德教就能夠順利推行，政令就能自然貫徹。

在「天子」章中，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經文中，既是孔子對先王孝治天下的回顧，也是對後繼天子的祈願，言簡意賅，充分體現了先王「國以人為本，人為德為本，德以孝為本」的治國理念。孔子認為，先王愛人如己，仁者無敵，正如《弟子規》所言：「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即天子親愛自己的父母，必定博愛，絕不會對他人的父母有半點厭惡。恭敬自己的父母，必定廣敬，也絕不會對他人的父母有絲毫怠慢。這樣，天子率先垂範，普天之下的民眾都能廣泛受益，百姓就會自然效法，人人博愛廣敬，「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社會自然和諧，世界必然大同。

在「諸侯」章，孔子提出諸侯盡「孝」的基本要道。警誡其千萬不能驕奢淫逸：「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在古代，包括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在內的各方諸侯，上奉天子之令，下轄庶民之命。相當於現在的省、直轄市級黨政軍一把手，掌管著一方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要政。所以孔子特別教誡，「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對上替天子行道，對下為民眾造福，不驕不奢，廉明清政。在政務處理方面，要遵法守禮，謙恭下士，力戒凌上慢下，剛愎自用；在財務處理方面，要謹慎度用，量入而出，力戒貪圖享受，奢侈浪費。只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才能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永保基業，天長地久，也才能使腐敗以此自覺杜絕，國家以此安定，民眾也以安居樂業，達到「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的理想境界。這既是諸侯當行的盡孝要道，也是諸侯立身行遠的長久之計。

作為輔佐國家行政官吏的卿大夫，事君從政，承上接下，是孝治天下的重要環節。在「卿大夫」章，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孔子總結了先王時期有效做法，明確將「三不敢」作為卿大夫行孝的主要內容，主張不合乎先王禮法所規定的服裝不敢穿；不合乎先王禮法的言語不敢說；不合乎先王規定的道德的行為不敢做。這樣，才能做到言無口過，不因言語不當導致失誤，行無怨惡，不因行為不端招致怨憤，從而祿位可保，宗廟可祭，光宗耀祖，澤及後人。正如唐玄宗在《孝經御注》所言：「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在服、言、行三方面，孔子尤為重視言、行兩問題，經文僅四句話，就有三句是在講言、行。因為卿大夫作為天子或諸侯的大臣，雖不負守土治民之貴，但為國家的中堅，領袖的輔佐，對於執政的良窳，起有重大的影響。古代的卿，相當於現在的國家部委和省市廳局領導，大夫，相當於國家部委的司局長和省市廳局的處級幹部，統屬國家高級公務員。他們的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產生極大的社會效應，對執政的嚴肅性和有效性，無不產生極大影響。如果這些卿大夫都能自覺傳承「孝道」，按照君王的廉政要求，生活注重廉潔，待遇嚴禁超標，言必守法，行必尊法，兩袖清風，一塵不染，在自奉、言語、行為三方面都能主動遵紀守法，嚴格做到「三不敢」，則就為卿大夫盡職盡責，盡到孝道。其結果，必然有促於官民和睦，上下無怨，社會和諧，達到天下大治。

總之，無論國家，還是團體、單位、企業，領導希望下屬能夠忠於職守，最有效的方式是領導本身力行孝道，為人師表。只有這樣，才能「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正如《論語》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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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倡導諫爭

孔子特別反對愚孝愚忠，極力主張「諫爭」，認為「不爭則非忠孝」，若兒女看到父母有過而不去勸諫，一味順從，就會陷父母於不義，這是不孝；人臣見到領導有過失而不去勸諫，盲目服從，就會陷領導於不義，這就不忠。經文中不僅在兩個章節中提到諫爭，而且還將「諫爭」專列一章，對其進行了詳細論述。

在「諫爭」章，「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當學生曾子請教孔子，如果兒女將慈愛恭敬、安親揚名都做得很好，一切順從父母，這是否可謂孝子？孔子聽後，連說兩句此言差也。接著教誨：從前，天子、諸侯、卿大夫身邊都曾有敢於直言勸諫的大臣。天子身邊有諫臣七名，諸侯身邊諫臣五名，卿大夫身邊諫臣三名。由於建立了訥諫、勸諫機制，所以即使天子偶有失察，也不至於失去天下；諸侯一時未善，也不至於亡國；卿大夫間有差誤，也不至於丟掉封邑。士身邊如果有敢於時進忠言的朋友，他就能夠保持美好的名聲；父母如果有敢於規過勸善的兒女，他就不會做出不義的事情。所以，面對父母、君王有不義的行為，做兒女和臣僚的，不僅不能盲目服從，而且必須竭力諫爭，勇於匡救。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孝忠。

但是，諫爭還必須講究策略，講究藝術。古人云：「武死戰，文死諫」，這當然說的是極端情形。《論語》中，也有「君子信而後諫」的警語，這些都是古人諫爭的藝術精典，值得我們借鑒。臣僚欲達到的勸諫的效果，首先平日要忠於職守，取得君王的信賴，在你諫爭時他就易於接受。當然君王也有一時昏晦，根本聽不進不同意見，那就另當別論了。這時犯顏諫爭，也許就是不得不採取的方式。《晏子春秋》和《史記滑稽列傳》等經典名著中都記載了許多巧妙諫爭的事例，足以說明講策略、有藝術的諫爭效果，均值得後人效仿。

在「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孔子在專論如何事君時，又再次強調諫爭的重要性。他認為君臣之間，休戚相關。作為一個稱職的臣子，事奉君王時必須做好兩件事。一是上朝時，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獻計獻策，竭力盡忠。二是退朝後，不僅要檢討自己的言行是否存有過失，還要思慮君王的政令是否存有不妥，如何防微杜漸。對君王正確的決策，堅決遵照執行，對君王的過失，要竭力勸諫，防患未然。只有這樣，君臣之間才能同心同德，上上下下才能互愛互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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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孝治天下」是《孝經》的核心論點，是處在春秋戰國歷史大變動期間的孔子，對西周時期文武二王及周公治國理政的經驗總結和嚮往。在以宗法家族制度為基礎的君主專制社會裡，出於社會現實的本身的需求，歷代統治階級都把「國以人為本，人以德為本，德以孝為本」的理政觀念，尊崇為自下而上的執政手段和治國方略，把孝治推崇到政治倫理和治政理念的核心地位，有其特定的歷史實踐意義。從那以後，在歷時兩千五百來年的中國社會中，歷代統治階級多數都把孝道視作施政治國綱領的核心內容，帝王將相、巨子碩儒為《孝經》作注者代有其人，孝治天下的踐行者更是層見迭出。

孝道，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孔子所推祟的先帝之道、明王之政、聖人之治、君子之行，無一不對歷代產生深刻的影響。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建設蓬勃發展的新時期，發掘《孝經》的精神實質，汲取其積極因素，這對於提高國民素質，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化精神文明建設，乃至廉明執政，社會安定，都有著不可忽略的借鑒價值。

作者：董葛已授權

作者簡介：董革，筆名董葛，男，山西省直機關退休幹部，高級經濟師、高級政工師、高級科技諮詢師。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山西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媒大學國學與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三晉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曾在《山西日報》、《山西文學》等報刋雜誌發表文章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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