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晉南是「五帝時代」的核心地區
羊頭山炎帝陵（資料圖）
一、晉南及其附近地區是中國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發現最為豐富的地區。這裡有著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與歷史時期一脈相承的人類發展歷史。在華北北部泥河灣有距今20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存，沿著太行山向南及晉南地區，分布著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存，還有一些舊石器時代晚期及細石器遺存，它們與華北北部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徐水南庄頭遺址（1000～8800 BC）、北京東胡林遺址（8700～7800 BC）與轉年遺址構成舊石器與新石器時代之間的「完整」年代序列，並且與當地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存在時代上緊密相連。
二、中國農業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尤其是長江中游地區的湖南與江西等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出土的人工栽培稻穀。北方旱作農業的「粟」應該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出現，河北南部磁山遺址、河南裴李崗遺址已經出土了人工栽培「粟」。但是新石器時代中期，無論在中國南方或北方，栽培植物都不是人類主要的食物來源，採集仍然在先民的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只是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期之末與新石器時代晚期，栽培植物才成為先民的主要食物來源，人們的栽培植物品種也由一種發展為幾種，而傳說的神農炎帝就應該出現在這一時期。
三、傳說的神農炎帝之出現，是中國古代農業文明的歷史性標誌，神農氏的繼承人是炎帝、后稷不同時期的「農神」等。趙志軍《植物考古學：理論、方法和實踐》認為：「中國有兩個農業起源中心區，即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北方粟作農業區和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中心的南方稻作農業區。」高平屬於中原地區的北方粟作農業區。就中國歷史文化而言，中國兩個農業起源中心，作為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北方粟作農業區要比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中心的南方稻作農業區重要，它們可以從以下幾點看出：
第一、中國古代的「五穀」包括稻、黍、粟、麥、菽，粟或黍即「稷」，「稷」為百穀之長。
第二、從另一角度來看，「龍」是中華民族神化的「圖騰」，而「龍」與農業息息相關，「龍」實際上早期是中國古代北方的「農神」，「龍」在甲骨文中多與人們求雨有關。中國黃河流域比長江流域的農業生產區，對「水」的需求更強烈。因此「龍」對於「北方旱作農業」更為重要。
第三、自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之初，黃河中游地區實際上成為早期中國的核心地區，這裡的農業經濟之於國家政治比其它地區更為重要。因此這裡的以「粟」、「黍」為代表的農業經濟，成為國家農業經濟的象徵。我們只要從「國家」政權象徵的「社稷」即「社」之土地與「稷」為國家經濟象徵，即可看到「稷」之重要，而「稷」即「粟」或「黍」，而非「稻」。「稷」是作為「農神」的「后稷」與「農神」活動地的「稷山」均在中原就說明這也就是為什麼「社稷」以「粟」、「黍」為農業物化載體，中國古代的「農神」——「后稷」及其根據地「稷山」出自北方旱作農業地區也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晉南的小米至今享譽全國，這應該是晉南悠久「歷史傳統」的反映。晉南及其附近地區（河北南部新石器時代中期河北南部磁安遺址等）又是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考古發現時代最早的地區。
四、晉南及其附近地區還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形成考古發現的關鍵地區。這裡應該是繼神農炎帝之後的「五帝時代」核心地區，以高平為中心，河南新鄭黃帝故居在其南，濮陽帝嚳、顓頊與虞舜在其東北，襄汾陶寺的「堯都平陽」在其西北，夏商都邑在其西南。按照傳說的「五帝時代」應該來自「三皇」時代，「五帝時代」其直接「傳承者」應該是神農氏—炎帝。那麼神農氏的傳說恰恰在「五帝」的核心地區就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了！
四、從史前到「三代」中原之「中」的三次變化以高平為中心。考古發現的仰韶文化的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髀骨、龍山文化的襄汾陶寺的圭表與三代的何尊銘文、《保訓》竹書反映的「地中」變化與「定型」，可以看出晉南高平基本位於上述不同時期的三個「地中」之「中」。傳說神農炎帝在此是十分值得重視的。
五、高平羊頭山仰韶文化遺址的發現，對探索神農炎帝傳說無疑是個非常重要的信息，這一考古發現的進一步深入開展是十分急需的科研工作。我們期待羊頭山仰韶文化遺址的更多、更重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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