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馮友蘭，比《中國哲學史》更有史料價值的竟是他的檢討書？！

馮（友蘭）先生的檢討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歷程，有極大的歷史意義，可以算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思想狀態的結晶。所以，不但不應該刪掉，反而真應該給它出個單行本。這不是為他個人，而是為當時中國整個文化界、知識界留一份典型史料。——何兆武

前不久，我（何兆武）在《科學文化評論》雜誌上看到對鄒承魯院士的訪談。記者問他：「西南聯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賞誰，最不欣賞誰？」鄒承魯說：「最佩服的是陳寅恪，最不欣賞馮友蘭。」這話說來似乎有點大不敬了，不過當年我們做學生的大多對馮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還是由於政治的原因。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後一篇《應帝王》等等，都是給蔣介石捧場的。

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1942年，教育部舉辦過一次全國學術評獎，就我的記憶，國民黨當政二十二年中僅舉行過這麼一次。當時評出一等獎兩名，一是馮友蘭的《新理學》，也是《貞元六書》的第一本，另一部是華羅庚關於數論的著作。馮書的評審者是張君勱，對馮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馮先生在學術上是有貢獻的，但是否即如張君勱所推崇的那麼高，恐怕不無疑問。洪謙先生隨後發表一系列文章，評馮先生的哲學，幾乎是全盤否定、一無是處。解放後，馮先生對自己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自我檢討，張君勱在海外看到之後大為生氣，又把馮先生罵得狗血淋頭。

1945年國民黨在重慶開全黨的代表大會，主席團有十幾個人，自然都是國民黨最重量級的人物了。馮友蘭也躬逢其盛，赫然名列其中。後來聽說國民黨要他做中央委員，他沒有接受，還是留在學校里教書。那時候在民間，民主的氣氛還是佔上風，所以大家跟馮先生的思想就拉開了距離。國民黨也曾表示出一副民主的姿態，要在基層進行選舉，街道上貼出一個大榜，寫著：選民誰誰誰，某月某日選舉。好友王浩跟我講，一次和馮先生聊到此事，馮友蘭說：「中國以後要走民主的道路。」王浩說：「可那只是故作姿態，都是假的呀。」馮友蘭答道：「不能這樣說。既然當局肯這麼表示，就說明它真心要這麼做。」一個大哲學家，天真得宛如一個三歲的小孩子。不要說那時候，就是今天也一樣。貼個選民榜，然後讓每個人去選舉，這就是民主了？還差得遠呢。

馮先生後來沒有去台灣，其實他完全有資格的，可是他留了下來，這是他的功績。解放後，馮先生又高舉緊跟毛澤東思想，不斷寫檢討，說自己是唯心論的，以前主要是為蔣介石服務等等。或許是他說得太深刻了，或者怎麼樣，總讓我們覺得有點過分。記得有一次他在檢討上說：現在大家都要做毛澤東的小學生，我還不夠格，我現在要爭取做毛澤東的小學生。他就檢討到這種地步，就這麼謙虛。「文革」時候，馮先生又跟著四人幫走過一陣，這是他一貫的作風。江青有一段時候特別提倡女性要當權，批孔高潮之際，馮先生已年近八十，以梁效寫作班子顧問的身份隨江青到天津。不幸因病住進醫院，病榻之上還力疾寫了一系列詠史詩，其中有兩句力捧女皇，「則天敢於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參與到喧騰一時的「女皇頌」之中。不久「文革」結束，北大陳啟偉先生有一篇《評梁效某顧問》的文章，所批的就是馮先生。

1980年我去美國的時候，曾和一位台灣學者閑聊。他說台灣有四大無恥文人，第一個是錢穆。接著又說了三個名字，不過因為我們和台灣隔絕得很厲害，所以我都沒有聽說過。後來他又說，大陸也有「四大」，哪四位呢？第一郭沫若，第二馮友蘭，第三xxx，第四xxx。這是我第一次聽人這麼說，起初以為只是台灣的說法。後來看到徐鑄成先生的回憶文章，說他在解放之初來清華大學曾見過馮先生，想不到後來馮先生竟名列「四大」，可見「四大」之說大陸亦有之。徐先生生平的立言真誠、立場進步，這是眾所周知的。

「文革」結束後，馮先生又寫了好幾次檢討，說自己在「文革」時候犯了錯誤，違背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有一次開會，我遇到塗又光先生，他在河南人民編《三松堂全集》。我問：「馮先生的歷次檢討收不收？」他說不收。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那都是言不由衷。」我不同意這種觀點。作為一個全集來說，凡是他有的就都應該收，至於言之由衷還是不由衷要由讀者來判斷，不能由編者決定。不然就應該叫選集，怎麼能叫「全集」？雖然有的人那樣說是迫於壓力，比如翦伯贊死的時候，兜里還揣著個條兒：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他為什麼要這麼說？是真相信，還是其他的什麼原因？有一種猜測，認為他是為子女著想。因為假設要寫「打倒……」的話，恐怕他的子女都不會有好下場。究竟他最後怎麼想的，誰也不知道了，可是這些作為原始資料都應該保留。馮先生的作品也不例外，而且我以為，馮先生的檢討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歷程，有極大的歷史意義，可以算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思想狀態的結晶。所以，不但不應該刪掉，反而真應該給它出個單行本。這不是為他個人，而是為當時中國整個文化界、知識界留一份典型史料，這甚至於比他的著作還重要，更有價值得多。學術可以否定，可是作為歷史的見證，他的檢討永遠具有史料價值。

（本文選自《上學記》增訂版，何兆武口述 文靖執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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