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為什麼出了那麼多的學術大師？

 唐曉敏

民國時期出了許多學術大師。劉夢溪一張口就說出了一大批人：「梁啟超、胡適、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以及廖平、梁漱溟、胡適、傅斯年、顧頡剛、辜鴻銘、熊十力、馬一浮、錢穆、魯迅、郭沫若、馮友蘭、金岳霖、楊聯升、蕭公權、唐君毅、牟宗三、董作賓、方東美……」那一時期出大師，論其原因，首先應該是教育。這些大師多是很早就接受了優質的教育。如錢基博在自傳中說：「五歲從長兄子蘭先生受書；九歲畢《四書》、《易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古文翼》，皆能背誦，十歲，伯父昌公教為策論，課以熟讀《史記》，諸氏唐宋八家文選。而性喜讀史，自十三歲讀司馬光《資治通鑒》、畢沅《續通鑒》，圈點七過。（錢基博：「自傳」，見《最後的名士——近代名人自傳》，第184頁，楊光編著，黃山書社，2008年）

顧頡剛七歲時，即讀完了《孟子》，他說：「就是這一年的冬天，我讀完了《孟子》，我的父親命我讀《左傳》，取其文理在《五經》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根底然後再讀深的。我讀著非常感興趣，彷彿已置身於春秋時的社會中了。從此魯隱公和鄭莊公一班人的影子長在我的腦海里活躍。」又說：「我讀《詩經》，雖是減少了歷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輕妙，態度的溫柔，這種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顧頡剛：《走在歷史的路上——顧頡剛自述》，第7、8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其實是社會文化的影響與熏陶。當時的許多家庭是有文化的家庭，而社會也比較有文化氣氛。姜亮夫去四川時，注意到四川的文化氛圍。他說：「四川之地文風很盛，民間讀《五經》、《四書》很普遍。在去峨眉山的路上，抬轎人前後對答往往用詩句，尤其是用唐詩。」又說：「在四川，大體說來，十三經、廿四史及重要詩文集都可找到刻本，雖精緻不如江、浙，但量不少，價也廉，民間百姓買得起。如宜賓刻本《三國演義》，字大，繡像也好，此書鄉下十多歲小孩幾乎都會講一點。（姜亮夫：「憶成都高師」，見《姜亮夫文錄》， 第182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當時，鄉下十多歲的孩子幾乎都會講一點《三國演義》，而「抬轎人前後對答往往用詩句，尤其是用唐詩」，這就是當時的社會文化程度。有這樣的社會文化土壤，出大師也是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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