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如何憑藉「捐款」走上首富之路
文 | 蘇小和
摘自《從大歷史看企業家》,東方出版社 2016年3月。
編者按:美國鋼鐵巨頭安德魯·卡內基曾說:「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因此,他幾乎將所有個人財富都捐獻給了社會公益事業。近年來,有不少美國億萬富豪選擇將家產「裸捐」,即特定範圍的個人資產全部捐給公益事業。瑞銀與普華永道的一份報告稱,歐洲和亞洲的億萬富豪通常會將家族產業傳承給子女,而在美國,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億萬富豪會將家業交給後代。在日漸風行的「裸捐」風潮中,不乏微軟比爾·蓋茨,Facebook CEO扎克伯格這樣的領頭者。
在感嘆美國「裸捐」文化之時,我們不由得反思中國富豪的「募捐文化」。晚清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胡雪岩,無疑是「中國式捐款」 的代表人物。在中國政商文化與晚清複雜時局之間,他如何憑藉「捐款」走上首富之路?
胡光墉,字雪岩,1823年生人,比三個著名買辦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中最年長的唐廷樞(1832年),還要年長近十歲。
關於胡雪岩的史料極少,正史中的記載更少,所以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世俗的演義留下了空間,於是胡雪岩「傳奇」的身世和故事鋪天蓋地,但絕大多數屬於民間人云亦云的道聽途說,並無史料依據。
而對於他的歷史評價,就更是褒貶不一,相差懸殊。
胡雪岩像
因為史料的匱乏,關於胡雪岩早期的人生,就有兩個難解之謎,第一是他籍貫的爭議,第二是他的發家之謎。
1
先說籍貫,一說他原籍是安徽績溪,一說他就是杭州人。安徽籍之說主要是源於一些胡雪岩後裔的陳述,而胡雪岩的研究者則從多方史料考證,認定他本就是杭州人。關於胡雪岩籍貫問題的辨析,對於企業家層面的研究並沒有什麼意義,而他的經營活動主要位於杭州,與當時的貿易、金融中心上海緊密相關。事實上胡雪岩的企業垮塌在上海,這也確定了他與1883年的上海金融危機,直接關聯在一起,所以將胡雪岩的企業家生涯定位在上海,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2
二是他早期的發跡之謎,這個問題相比起籍貫就多了一層意義,因為相比起鄭觀應、徐潤這樣的買辦,胡雪岩的發跡方式更加的本土化,與當時如火如荼的對外貿易並沒有什麼直接關聯,這也確立了他作為一個傳統型企業家在晚清經濟格局中的位置。
關於他的發家,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1
胡雪岩在錢莊做學徒時,私自將500兩銀子借給流落在杭州的候補官員王有齡,後王有齡發跡為了報答他,便資助他自設錢莊。
然而,根據史料中對於王有齡仕途之路的記載,王有齡並無可能依靠胡雪岩的贊助才得以走上仕途,因為在王有齡在報捐鹽大使之前、之後,直至簽獲「實缺」,始終隨侍其父宦遊雲南,從未到過浙江。而在正史中提及王有齡的晉陞,也較為詳細:「道光中,捐納浙江鹽大使,改知縣。歷慈谿、定海、鄞、仁和,皆有聲。以勞晉秩知府。咸豐五年,授杭州知府。」且通篇未提及胡雪岩。
2
胡雪岩擅自將2000兩銀子借給一個湘軍營官,後來該營官如期還貸,得知胡雪岩因此遭不幸,就將他引薦給浙江巡撫王有齡。
此種說法尚有一定的可信度,因為胡雪岩所任職的阜康錢莊的主要經營就是向貧困落拓的營官放貸,在太平軍戰爭正激烈時,武官的前景顯然更好,所以胡雪岩因向武官放貸而結識王有齡的可能性較大。
3
根據他的嫡曾孫胡亞光的敘述而來,胡雪岩早年在阜康錢莊做學徒,主人膝下無子,看胡雪岩勤敏有膽識,對他非常器重,在去世時,就把錢莊留給了他。
這種說法並沒有史料可以證否,如果胡雪岩從錢莊主中接手了錢莊生意,而王有齡在杭州要與太平軍作戰,與他合作也是很順理成章的,只是這種說法少了一點敘事上的精彩性,提不起讀者興趣而已,因而各種戲說胡雪岩的傳記、小說,都沒有採納。
第四種說法比較特殊。
4
1860年,也就是咸豐十年,正值太平軍攻打杭州,時任杭州巡撫的王有齡召集紳商討論抗敵之策,胡雪岩所在的錢莊主膽怯不敢與會,讓胡雪岩代表。胡雪岩慷慨陳詞,認為守城最重要的是糧餉,並自告奮勇借錢辦糧,王有齡依他言而行,只是待他買糧歸來後,杭州城已經被圍,胡雪岩只能返回上海將糧變賣,到數年後左宗棠重新收復杭州後,胡雪岩又買糧運回陳明一切,並得到左宗棠重用。
當太平天國之亂興起,晚清深深陷入內戰時代,清政府的正規軍無力抵禦,只得承認且利用如湘軍這類准私人武裝,以此來鎮壓各地的農民起義。顯然,中央政府國庫空虛、財源枯竭,完全不能給予這些私人武裝劃撥經費,因此這類武裝的首要問題,正在於軍費不足。不過,辦法還是有的,朝廷開始下放軍餉權,令各地督撫自尋財源。同時,開徵厘金,讓地方軍隊向民間市場提取現金流。
見證清代厘金稅制
著名的厘金制度,的確是為了謀取軍費而來。隨著大量的領土丟失,作為傳統的軍費來源,田賦(即地丁稅)受到極大影響,厘金則取而代之,漸漸成為軍費支出的主要源泉。1862年湖廣總督官文在奏摺中稱,「當時各省軍費浩繁,賴於本省丁賦課稅者不過十之三四,藉助厘金鹽牙者實居十之六七。」由此可見厘金制對軍費的有力支撐。
事實上,厘金制的設立,開始就是為了應對太平天國,但當太平天國偃旗息鼓,這種臨時性的制度卻穩固下來,並得以延續。事實上,厘金收入的穩定增長,不但成為當時軍費的重要部分,在晚清政府整個財政收入中,厘金也佔到越來越大的比例。據估計,光緒五年(1879)後,全國厘金歲入可能達到2000萬兩以上。而從1885年起,厘金占晚清財政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0%,為晚清財政的四大支柱之一(另三項為田賦、鹽課、關稅)。
胡雪岩「戒欺」
左宗棠奉朝廷之名,舉兵西征,費用緊缺,一度令他大傷腦筋。他的軍費,除了正賦如各省協餉(協餉實際上就是各省本該上交而未上交,從而轉移支付到他省的財政收入,其實等於由中央財政撥付)之外,面臨著很大的缺口。好在當時,對外貿易的發展,已經蔚為大觀,這讓左宗棠有了一條籌謀軍費的新途徑。第一,關稅收入的出現,外國人總稅務司的設置,使得海關稅收成為完美的貸款抵押物。這個始於1867年西征借款的方式,深遠影響了之後的中國官方舉債。對於左宗棠的西征幫助當然更大,我們從1881年英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關稅曾多次成為左宗棠籌款的抵押物。第二,對外貿易的深入,使得金融業發展神速,一批有經驗,有財力的外商及金融機構進入中國,使得軍隊通過貸款尋求資金成為可能。
朝廷疲於應付,因此很快批准了左宗棠的籌款計劃。這是很有效果的行動,因為中央政府的信用背書,西征借款變成一種准國債,一時間響應者眾多。它應對短期的軍費缺口,是對於協餉制度的一種補充。協餉具有隨意性和分散性的特點,對於左宗棠來說,是一個不太穩定的未來現金流,並不足以應對戰爭的要求,但是准國債性質的西征借款,卻有「籌措巨款,一氣貫注」的套現作用。而且,現實的看,借款的最終償還,依然需要依靠各個省關的協餉,這種制度安排,顯然減輕了左宗棠的壓力,因此他認為,「借款愈多,則息耗愈輕,年份愈遠,則籌還亦易,在彼所獲雖多,在我所耗仍少。」
胡雪岩故居
按照這種思路,左宗棠大舉借債,從1867年到1881年間,左一共6次舉借外債,本金達到1595萬兩,對於西征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麻煩還是存在的。左宗棠西征借款,最大的負面因素是其高昂的利息,數次借款,年息最低9.75%,最高達到18%,高於通常的利息一至兩倍以上。這引起了各方不滿,特別是協餉各省的大員,因為這高昂的利息,最終需要他們買單。
現在的問題是,為何左宗棠捨近求遠去,要去募集更為麻煩的外債呢?事實上,向國內民間的籌款也一直在進行,比如借款和納捐,但這不足以彌補左氏的軍費缺口。1878年,左宗棠第五次西征借款,胡雪岩介入,嘗試仿照外債的形式,試圖以5000兩為一股,在華商中募集350萬兩。但最終的結果,卻只募到定額的一半,剩下的一半還是只能依賴滙豐銀行解決。
胡雪岩書法
本土商人消極的原因,可以從馬士(英駐上海領事)在1881年的報告窺見:「看來也許是奇怪的,一個顯然擁有大量資源的國家竟然被迫向外國人借100萬鎊之類的小額貸款,而且若非以高到幾乎任何其他大國都不肯出的利率,甚至連這個微不足道的款額也借不到。但人們必須記住,中國人對統治階級很不信任。因此雖然錢莊主、商人和紳士並不缺少財富,但他們寧願讓錢閑置不用,或投資於土地、房屋,只獲得外國貸款利息一半多一點的利潤,也不願把錢借給政府,因為每當政府涉及的只是本國國民時,任何時候它都可以泰然地拒付其債務。」
總之,官方儘管努力向本土商人借款,1866—1883年總計借款達1165萬兩,但因為政府信用下降,仍然無法完全彌補軍費短缺,所以向外商的高利借款不可避免。
在這樣的局面下,與外商合作向來愉快的胡雪岩,就成為左宗棠不可或缺的融資人才。這是1867年,左宗棠第一次西徵募款,就委任胡雪岩前去上海,與外國金融機構商談。這筆借款具有範本效應,它以海關稅作為擔保,相關的總督、巡撫及海關稅務司都為其背書。之後外國銀行對清政府的借款,基本都依據這個形式進行。
《申報》上關於胡雪岩謀劃錢塘江大橋的報道
胡雪岩的確有他的本事。與當時中國政府的低信用不同,胡雪岩這種在市場上自由騰挪的企業家,反而能夠贏得外國商人的信任。劉聲禾在《異辭錄》中記載,「西征之役偶乏,則假洋債,尤非光墉弗克舉。」可見胡雪岩當時的地位。官員們似乎都看好胡雪岩,兩江總督劉坤一曾致函左宗棠,表示「此間認借洋款,自不能不照胡道辦理,以期妥速。」
當然,胡雪岩乃一介生意人,在借款高昂的利息中,胡雪岩作為中介,實際上肯定能夠分得一杯羹。比如1877年的借款,原本與外商商定的利息為10%,胡雪岩卻高報至15%,以至於引發了總理衙門的調查,並最終得到追究。以現在的目光來看,以商人身份賺取中介費或利差本也算正常,但身處內憂外患的晚清,在軍費事務上如此行事,難免引來「奸商貿利,病民蠹國」 的罵名。
某種意義上,胡雪岩就是在籌款與軍火之間遊走,一時間,他甚至是一名影響大時局的企業家,他是真正能夠直接幫助左宗棠的大人物。
一是幫助左宗棠籌軍餉。
「浙江紳士布政使銜在籍福建補用道胡光墉,經臣奏辦理臣軍上海採運局務,已逾八年,轉運輸將,毫無缺誤。臣軍西征度隴,所歷多荒瘠寒苦之區,又值頻年兵燹,人物凋殘殆盡,本省轄境,無可設措,各省關欠解協餉,陳陳相因,不以時至……胡光墉接臣預籌出息借濟緘牘,無不殫誠竭慮,黽勉求之,始向洋商籌借巨款,格於兩江督臣非體之議中止,繼屢向華商籌措,均如散解到,幸慰軍心。」
二是購買軍火輪等西洋器械。
「上海為洋商會集之所,泰西各國,槍炮火器,泛海來售,競以新式相耀。巨於閩浙總督任內,飭胡光墉挑擇精良,不分新舊,惟以便利適用為要。嗣調督陝甘,委辦上海轉運局務兼照料福建輪船事宜。胡光墉於外洋各器械到滬,隨時詳細稟知,備陳良楛利鈍情形,伺其價值平減,廣為收購,運解軍前,攻堅緻遠,尤為利器,各軍營競欲得之,而價值並未多費。」
由此,左宗棠在朝中極力抬高胡雪岩,認為「核其功績,實與前敵將領無殊。」 既然左宗棠如此肯定,那麼胡雪岩從左那裡得到的回報,就是驚人的。
首先是權力回報。無論是官款的控制,還是海關銀號,胡雪岩都是享受特權的生意人。晚清關稅的稅銀是由海關銀號進行具體的管理和上繳。胡雪岩至少直接或間接參與管理以下幾個海關銀號:
寧波,擁有16名從業人員。每年的利益可達5萬兩。
溫州,共有15名從業人員,利用稅金的操作從每季度的匯款中獲得利潤。
廈門,1872年胡光墉被任命負責海關銀號,同為阜康銀號經營者的何松年被派往廈門具體負責。因此,海關銀號的二數就成了阜康銀號的分店,其從業人員也兼做阜康銀號的工作。
漢口,乾裕銀號,有30名從業人員(由鄭詒伯,曹田波經營,都由胡雪岩僱傭)
胡雪岩藉助與官方密切的聯繫,以及管理海關銀號的便利,「籍官款周轉,開設阜康銀肆,其子店遍於南北,富名震乎內外」 。
胡雪岩故居俯視圖
其次是政治地位回報。比如眾人羨慕不已的黃馬褂一品官職,就是左宗棠幫助爭取而來。光緒四年,應左宗棠的上奏,朝廷破格嘉獎胡雪岩布政使銜,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不過這個極高的榮耀,史料記載有點不統一,更多處記載,說胡雪岩被賜頭品頂戴。如李蒓客《越縵堂日記》,「階至頭品頂戴,服至黃馬褂」。而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則認為胡雪岩「遂晉頭品頂戴,黃馬褂」。汪康年《庄諧選錄》說,胡雪岩「由布政使銜候選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贈及三代如其官」。
一時間,胡雪岩可謂紅得發紫,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陳述過,晚清商人有捐官的習俗,財富積累之後,會掏出銀兩,為自己買一個虛職,作壯膽或者虛榮之用。胡雪岩也做過這樣的事情,他曾經通過納捐,獲得了江西候補道這樣的虛名。如今竟然被朝廷賞穿黃馬褂,顯然更為難得,讓萬人仰慕,這是中國企業家在向來重農抑商的帝國時代,能夠獲得的最高榮譽。
第三當然是經濟回報,讓胡雪岩成為那個時代最富有的中國人之一。與左宗棠合作之時,胡雪岩在借債中賺取利益,並開設阜康銀號,遍及沿海沿江貿易圈,他廣泛涉足典當業、生絲貿易、醫藥業等,事業達到了頂峰。春風得意之時,胡雪岩乃是杭州城的風雲人物,關於他富比陶朱的民間傳言,不勝枚舉。晚清有所謂「為官當學曾國藩,為商當學胡雪岩」的民間傳言,各種零碎的記錄散落在正史或者野史當中。
如有史料稱,
「觀察盛時,理財之名大著,富可敵國,資產半天下。……起第宅於杭州,文石為牆,滇銅為砌,室中雜寶詭異至不可狀,侍妾近百人,極園林歌舞。偶一出遊,車馬塞途,僕從雲佣,觀者嘖嘖嘆羨,謂為神仙中人」
這位「神仙中人」究竟有多少財產如今不得而知,有說兩千萬兩,也有說三千萬兩。但這些都只是一些籠統性的說法,且言者都是與胡雪岩並無直接關聯的外人,胡雪岩的資產明細、估值,沒有像徐潤這類具有現代意識的商人那樣完整地記錄保存下來,所以這種對於胡雪岩財富的描述,與如今「百萬富翁」、「億萬富翁」這樣的概稱沒有本質區別。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綜合當時當地的社會名望、財富總量,胡雪岩是當時杭州最有影響力的企業家,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說胡雪岩的財富具體數字,是個未知之謎,那麼,關於他的花天酒地的生活,則廣為流傳。
胡雪岩的巨額花銷可能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是他奢侈的生活。汪康年稱,
「杭人胡某,富埒封君,為近今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非尋常所有」 。說胡雪岩的生活奢靡,這並不是詆毀,而是事實,不過另外一個必須同時陳述的事實是,胡雪岩也是一個有慈善之心的人。汪康年說,「當其受知湘陰相國,主持善後諸事,始則設粥廠,凡養生送死賑財恤窮之政,無不備舉,朝廷有大軍旅,各行省有大災荒,皆捐輸巨萬金不少吝,以是屢拜樂善好施之嘉獎,由布政使銜侯選到被一品之封典……」
胡雪岩的確有施捨之心,他知道自己的財富來自官商結合,因此需要回報給社會一部分。在太平天國起義席捲東南半壁的時候,朝廷權勢削弱,左宗棠這樣的前線軍官,可以說權傾一時。胡雪岩和他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雙方各取所需,家財累積直線上升。這樣的盈利模式,顯然隱含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作為捲入政治的代價,胡雪岩投身於當時社會的慈善事業,顯然有著不錯的政治效應。
這可能是很多善於官商結合的中國企業家都會採取的策略,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如此,究竟是把胡雪岩定位成紳商,還是定位成官商,就是一個難題。的確,沒有左宗棠的幫助,胡雪岩不可能發達,但沒有胡雪岩職業商人的信用,左宗棠也不可能找到胡雪岩。因此,說胡雪岩是官商,有道理,說他是紳商,是晚清時代不錯的私人企業家,也有道理。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企業家普遍具有的特徵:有市場精神,善於整合政府關係,達則兼濟天下。從同治年間開始,胡雪岩就介入公共設施的建設中,他的第一次公共建設行為,是設立錢塘江義渡,此舉到他破產,方才停止。有一段時間,他計劃建造錢塘江大橋,甚至已經花費了一千餘兩銀子,聘請英、德法三國的工程師親往考察。 「武林胡方伯(胡雪岩)以錢江渡船每遇風猛浪狂時有傾覆之慮,故擬仿上海格式,於江面起建大橋。」 「錢塘江建築大橋之事,前延請英、布(德)、法三國精究工程之士八九人,前往履勘數次,所有履勘酬資已約用一千金,由胡雪岩方伯籌墊。」可惜這個計劃最終未能成功。
除了慈善與公益,胡雪岩的直接的捐納,尤其是捐助左宗棠部隊,也是嘆為觀止。左宗棠在上奏時稱,「胡光墉呈報捐賑各款,合計銀錢、米價、棉衣及水、陸運解腳價,估計已在二十萬內外,而捐助陝、甘賑款,為數尤多,又歷年指解陝、甘各軍營應驗膏丹丸散及道地藥材,凡西北備覓不出者,無不應時而至,總計亦成巨款。」
?《從大歷史看企業家》蘇小和著 劉曉光主編 東方出版社 2016年3月
過去一百多年是一部濃縮的中國商場發展史,匯聚了中國商場、官場與國際市場對撞的所有難題。本書精選十一種改變時代的典型中國企業家,從晚清的胡雪岩、鄭觀應,到當代的秦曉、柳傳志等企業家的命運中,解析中國企業在官商纏鬥、國際變革背景下的十一種發展思路和生存、致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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