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是怎樣走向前台的

本文看點

1、不同的系統環境可以塑造不同的能力和表現。

2、系統運轉有其獨特規律，只考慮系統利益的人，在系統之內的境遇往往不佳。

3、系統對峙過程中設置緩衝性人物是非常必要的一環。

小人物是怎樣走到前台的

文/端木賜香

作為伊里布的私人長隨，鴉片戰爭中的張喜僅是個小人物。

但是鴉片戰爭讓清政府開始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讓張喜這樣的小人物走向了歷史的前台負責夷務。張喜為什麼能走向歷史的前台，今天我們又該如何認識張喜的夷務活動，其最後命運如何？

這些問題，既能彰顯傳統中國的政治邏輯與文化底蘊，還能昭示中國近代化起步的遲緩與轉身的笨重，至今仍值得我們深思。

張喜為什麼能走向歷史的前台

張喜能走向歷史的前台跟他的主人伊里布有關。

伊里布（1772－1843），字莘農，愛新覺羅氏，鑲黃旗紅戴子，滿進士出身。鴉片戰爭爆發時任兩江總督。定海失陷後，道光命他為欽差大臣前往浙江查辦，具體任務就是收復定海。

伊里布知道憑天朝的水師力量，定海是收不回來的。但是他從英國特別重視英俘方面抓住了一個砝碼：釋放俘虜好說，但是英方得先歸還定海。

為此中英雙方展開了六次交涉，中方談判代表就是他的家丁張喜。後來的南京談判之前期接觸，中方主要談判代表依然是張喜。

清政府的夷務之所以能落到張喜這樣的小人物身上，原因很多：

第一，從傳統思想來講，《禮記》云：「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張喜僅是伊里布的家丁，談不上什麼人臣，出面與夷人交涉，不違古制。

第二，從清政府的統治者來講，不管是道光還是咸豐，對夷務大臣的指示一直是：不要親自接觸夷人。1841年1月，在粵東負責夷務的琦善向道光彙報交涉情況，說該夷約自己赴澳門面談，自己沒有同意。道光為此誇他「頗有識見，國體不失」。1842年8月13日，南京談判負責人之一耆英上奏說：為了不使夷人輕視，暫給張喜賞了軍功頂戴，派他前往夷船議事。道光批曰「尚可」。耆英接著說：「如果將來議有成說，奴才自應會同，面見該夷酋，以定大局」。道光批曰：「既有成說，總以不會面為好」。除了硃批，道光又專門下發密諭：「逆夷狡猾異常，該大臣等不值以身試驗，朕意總以不見面不是。儻議有成言，大局全定，自當昭示大信，消其疑慮。但必俟該夷兵船全數退出，酌定適中地方，約定夷目前來，該大臣等方與面見，切勿輕上夷船，致有意外之變」。咸豐時期，英法聯軍進北京，遠在避暑山莊躲避夷禍的咸豐聽說弟弟恭親王親自和夷人見面了，痛心地硃批曰：「此次夷務處處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仍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統治者既然都把天朝大吏與皇家宗室親見夷人當作「有傷國體」、「不成事體」之事，夷務之事就只能落到一些末節小吏甚至張喜這樣的家丁身上了。

第三，人小物辦夷務有人小物的好處。天朝官吏，對內威風凜凜，民眾不得冒犯；對外雖然談不上什麼威風，但是政府與社會所要求的那種虛驕之氣還是得具備的。直隸總督琦善在天津辦理夷務時使用的是一個名叫白含章的千總。對於白含章的夷務才能，他向道光彙報說：「其與應接之間，或剛或柔，頗能隨機應變，甚至故與該夷通事跟役之流，佯為戲謔，以便任意誘詢，到處搜翻，俾得察其隱蹤」。一句「佯為戲謔」點明了天朝初期辦理夷務者的尷尬狀態：屢戰屢敗之下，再也不能跟夷人擺什麼天朝上國的傲慢了。可是跟夷人平等，甚至言語間有所嬉笑的話。上，有傷國格；下，有失人格。有傷國格且不提，因為英夷打到家門口了，不辦夷務不行了。而有失人格方面，則應盡量把它的傷害降到最低，讓位卑職低的小吏甚至無任何職位的張喜臨時戴個頂戴前往交涉，反正他們都是小人，再丟人也丟不到哪兒去。

第四，張喜能走到歷史的前台，跟張喜本人的特質也有關。伊里布做雲貴總督時，張喜名不見經傳，並不為伊里布所器重。伊里布經辦夷務時才唯張喜是用，可見張喜自有其獨特之處。

鴉片戰爭中，截止到南京簽約簽訂之際，中英之間有四次重要談判：琦善主持的天津談判；伊里布主持的定海談判；琦善主持的粵東談判；伊里布、耆英、牛鑒等三人主持的南京談判。之所以說張喜走到了歷史的前台，原因就在於，四次談判中有兩次談判－定海談判的全程及南京談判的前期接觸，基本上是靠張喜在中英之間來回穿梭、負責交涉的。

那麼張喜具有哪些特質讓他成為伊里布的夷務專員呢？

首先，以死報效主人的養士心態。

當時的情形下，天朝上下對英夷的隔膜與恐懼是可想而知的。定海交涉中，伊里布根本不敢派官員前往：「惟恐夷人扣留，別生枝節」。當時西方流行的近代國際法與中國的遊戲規則反差很大。西方近代國際法內涵豐富，首先它包含有霍布斯的自然法則－所訂信約必需履行。其次包含有格老秀斯的國際法則－即使戰爭，也得合乎法律，以誠意為限。比如不得不宣而戰，必得堅持人道主義原則，必得保護非戰鬥人員及雙方外交代表安全等等。再其次，它還包含有羅馬的國際法－雙方締結合約終止戰爭。若以敵人投降終止戰爭，敵人生命財產可以保全，若以征服敵人終止戰爭，敵人生命財產可由戰勝一方自由處理；最後它還包含有法國的外交法則－外交的目的不是去欺騙對方，而是創造信任，用欺騙的方法獲得外交上的勝利，會使失敗的一方懷著憤怒的情緒、報復的希望和種下可成為新危機的憎恨云云。相形之下，中國的遊戲精神是孫子的「兵者詭也」和孔儒的「要約不信」。孫子認為戰爭就是陰謀詭計，可以偷襲，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講規則；孔子認為誠信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道」，無道之信是沒有價值也不必遵守的，比如被逼簽訂的條約就可以不信守。咸豐後來跟夷人玩失信，理論根據也是來自於孔儒，他說：「自古要盟不信，本屬權宜。」所以中國方面以「小人」之心杜「君子」之腹，在夷務之初擔心己方官員被英夷扣留，擔心得是有理的。中國的儒家理論如此，政治實踐更是如此。漢朝與匈奴的外交交涉，就一直伴隨著互扣使者的不規則外交舉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咸豐指使怡親王扣押通州談判的英方代表巴夏禮一行，其實就是漢家故事的一次再版。而張喜呢，作為伊里布的門客，為報效主人，已打算置生死於度外了：「私心自忖，數載以來，受恩深重，無可報效。值此海疆不靖，何敢稍存推諉之心，即於大海波濤之中，死於夷人刀劍之下，亦分所當然」。張喜這種擔當，頗有些「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荊軻刺秦般的悲壯，來自於戰國時期盛行的養士心理！

其次，膽大從容的心理素質。

當然，光有報效主人的心理準備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具備膽大從容的心理素質。事實上，張喜第一次出海交涉時，隨行的千總謝輔陛就被風暴濁浪嚇著了，張喜教育這職業軍官說：「為官當忠報國，死何足惜」。待上了夷船，義律握手相迎入艙坐定後執一杯紫黑色洋酒相敬。按中國的外交常識，只會讓人聯想到毒酒之類，但是張喜沒有猶豫與怯懦，接過酒杯一飲而盡，英夷對此鼓掌大笑。後來英夷執行琦善的粵東談判條款，準備撤出定海，張喜帶人前往交涉，當時雙方的約定是：一方交俘，一方交城。張喜讓定海總兵葛雲飛押送英俘，自己前頭先上英船交涉，正交涉間發現安突德已回到了英船上，原來英夷在海上遇見了葛雲飛一行，把這些俘虜搶過來了。這讓張喜很被動，更被動的是，英方此時又提出了一個額外條件，要求中方釋放布定邦。布定邦在英軍佔領定海後專門負責英軍的買辦事務，中國政府眼裡，這就是漢奸了。張喜當然不願意釋放漢奸，此罪比擅自釋放英俘要嚴重得多。因為從道光到咸豐，政府對漢奸的痛恨甚至超過對英夷的痛恨。但是英方又不願意輕易放棄救他的可能性。因為安突德被押送出獄前，布定邦跪他面前求他救命而他答應了對方。爭吵間，張喜說英方不講理，英方說為了救布定邦也顧不上講理了，張喜竟撥出了隨身佩刀拉住英方翻譯羅伯聃，說：「我以禮相待，汝反不講理，休怪我鹵莽之間，不知誰生誰死」。

英夷方面，當然不興玩這個。所以羅伯聃不但不著急，反而勸張喜不必性急。張喜拿不講信用激對方，對方遂放棄了布定邦，而且對張喜本人不但沒有惡感，反而越發喜歡了。這次交涉，已是張喜同夷人的第六次接觸，也是定海談判中的最後一次交涉。其實隨著張喜與夷人接觸的增多，他已發現，英夷並不是傳說中的妖魔鬼怪，不但不可怕，自己在英夷面前甚至比在自己主人面前還要從容。第一次面見夷酋，他就被當作尊貴的客人了，餐桌上不但居中而坐，左右有懿律與義律兩夷酋相陪；晚上睡卧夷船，居然還能與懿律對榻而眠。而他在自己的主人伊里布和其他大吏面前，那是連坐的資格也沒有的。只是南京正式談判前由於把三千萬的賠款談到了二千一百萬元，才暫時的有了坐下說話的待遇。但是這種待遇就跟道光召見林則徐賞其跪墊似的，只是一種恩賜，沒有你從容的餘地。而對英夷來說，好不容易發現天朝有這等人物，當然對他非常賞識。這種賞識會越發助長張喜在夷人面前的膽大與從容，所以這第六次交涉就有了張喜撥刀相向的一幕。

南京前期交涉間，英方翻譯羅伯聃寫個「逆夷、夷匪、跳樑小丑」等字樣的字帖遞給張喜，問：這些字樣都是你們這邊說的，我們何逆何匪何丑？張喜將其字帖撕得粉碎，劈面擲去，連唾數口，大罵曰：「爾等生得不類人形，行得不類人事，何謂不醜？到處殺人擄物，行同無賴，深為可恥，何謂不匪？以外夷犯我中華，以小邦侵我天朝，何謂不逆？」談判桌上張喜猛不防給他們來這麼一手，黑白夷們全都愣了。璞鼎查勸張喜有話好好說，這事才算過去。

再次，機智靈活的善辯之舌。

張喜還有一個優點，他不象一般的天朝官吏那樣木訥古板，雖然在自己的主人面前無從放開，但是見了夷人就打開水龍頭了，口惹懸河滔滔不絕。而對英夷來講，所見天朝官吏，上上下下都是虛驕傲慢假裝或者真的對英夷任何事物都不感興趣，如今面對這麼一個連英女王多大年紀、有無丈夫都要過問的天朝代表，心裡自然有些歡喜。

張喜第一次與夷人接觸，就參觀了對方的蒸汽輪船。參觀的過程中，不由得感嘆其製造之巧。英方翻譯馬禮遜遂問：「貴國之人也能此否？」張喜回曰：「此機雖巧，天朝之人，用心不在於此」。馬禮遜問：「彼之用心何事？」張喜對曰：「我國用心在文章」。又看其船上大炮，當然也甚機巧。這次英夷不待張喜讚歎就說中國大炮不好。張喜回曰：「炮雖好，彼此罷兵不用更好」。此語一出：「義律拍喜之肩，從此言語，似覺投機」。

中西文化反差極大的情況下，戰爭觀念自然不同。比如清方認為戰爭就是殺人，而英方認為，戰爭不是殺人，而是逼迫對手讓步。張喜雖然不知道義律欣賞他的原因何在，但他的「罷兵不用」讓義律把他認作西方意義上的和平主義者了。他眼裡的野蠻中國居然有這等人士，自然對張喜刮目相看。如果說張喜的「彼此罷兵不用」算是辯論得體的話，那麼他有些辯論完全模仿中國的戰國策士，就讓英夷摸不著頭腦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1842年8月8日，張喜在南京談判前第一次與夷人見面，當英夷表示不同意他們的條件他們就開打南京時，張喜說：「我之此來，並非專為投送公文而來，我之來意，爾等知之乎？」馬禮遜曰：「不知」。張喜曰：「我之此來，先為貴國賀，後為貴國吊」。彼曰：「為何要賀？」喜曰：「賀者賀爾所向無敵，其鋒不可當，致使爾等深入大江，揚揚得意，以致我國兵民受害，財物被擄。在爾以為得志，在我則正所以為貴國賀。」彼曰：「何以要吊？」喜曰：「吊者是弔喪之吊，即痛哭流涕之意，我之此來是痛哭爾等」。彼曰：「為何要痛哭？」喜曰：「我與爾因有一面之交，不忍坐觀其敗，故來痛哭，並以實言相告」。彼問所告何言。喜曰：「爾等知進不知退，我恐爾等片板不歸，一人不返耳」。彼愕然曰：「何能致此？」張喜說：彼能長驅直入，主要原因乃是我天朝不值與之爭鋒，未加防範而已。而且天朝皇上比較仁慈，不忍荼毒生靈。若英夷太不象話，天朝皇上一震怒，諭令人民展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英夷必片板不歸云云。

可以說，張喜這套說辭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中英鴉片戰爭，不是戰國爭雄。不是張喜生錯了年代，就是時代耽誤了張喜，總之他說得雲里來霧裡去的，但英夷並沒有跟著他飄雲駕霧而去，最終不但拿大炮對準了南京城，而且在南京談判中得到了戰爭發動前所有的預想目標。

張喜夷務的得失和個人命運

張喜夷務可分為兩大項，一個是定海交涉，一個是南京交涉。

定海交涉，定海的回收雖然不是張喜的談判之功，而是琦善在粵東與英人的交易之果。但是對張喜個人來講，還是有收穫的，六次定海交涉，不但讓主人伊里布對他更加器重，就連夷人也對他青眼相向。每次見面，幾把張喜當作座上賓，雙方坦率無欺，無話不談。英夷撤出定海之時，居然不忘邀請張喜前往英國看看景況。張喜回說「英國自然去不得」，但是英夷對他的好感畢露無遺。

遺憾的是，由於伊里布未能按照道光的要求武力收復定海，而是遷延觀望，坐待英夷按粵東談判條款自動退城，道光認為伊里布「庸懦無能之至」，「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以觀後效。」隨後，新任欽差裕謙又給皇上彙報，伊里布與其家人張喜在與夷人交涉中，都拿過夷人所送的禮物。結果，伊里布和張喜被帶往北京，由睿親王會同刑部審訊，洋人贈送禮品的事不了了之，伊里布庸懦無能的事則沒法原諒，著即革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張喜作為一個小小的家丁，雖然無罪獲釋，但對他的打擊則是很嚴重的。定海交涉六次，不但無功，反而有過。這就決定了張喜第二次出山的不易。

張喜的第二次出山，緣於英國侵華戰爭的擴大。琦善的粵東談判，不但清朝不滿意，就是英國也不滿意。清方不承認琦善的《穿鼻草約》，把琦善革職抄家逮往北京問罪。英國內閣召開會議，撤回義律派出璞鼎查，擴大戰爭。1841年8月起，英軍從香港北上，連陷廈門、定海、鎮海、寧波，東南沿海一片告急聲。定海三總兵全部犧牲，就連新任欽差裕謙大人也因兵敗自殺。道光指令下，揚威將軍奕經指揮的浙東大反攻也於1842年3月宣告失敗。浙江巡撫劉韻珂上奏，建議重新起用伊里布，說他老成持重，素為英人感戴，說他的家人張喜，也素為逆夷所傾服。建議令他們主僕二人來浙江軍營效力贖罪云云。走投無路的道光當即同意了，下諭：著宗室耆英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將軍兼任欽差大臣；伊里布賞七品銜，交於耆英手下效力。

伊里布的出山，意味著張喜出山的可能性。事實上，耆英也聽說了張喜的夷務之能，所以他南下前親自召見張喜。對於張喜被審一事，耆英表示「皇上並未說你不是」，他建議張喜應該乘年輕力壯之時為國出力，「我亦借點光」。堂堂大將軍、大欽差、皇室宗親耆英甚至連張喜面有「福澤」的奉承話都說出來了。耆英如此安慰與奉承張喜，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帶走張喜前往浙東辦理夷務。張喜表示要等老主人伊里布吩咐，這讓耆英很遺憾。

張喜也遺憾，老主人伊里布隨後進京奉命，張喜專門交待他，如蒙皇上召見，「務將夷情徹底陳明，方能有濟，若如前隔膜，仍恐掣肘」。張喜的意思很明白，希望主人見了皇上說真話，別再象之前的夷務大臣那樣，大家都哄弄皇上，最後卻哄弄不住。問題是，道光理智上接受了劉韻珂的建議，感情上可能仍然反感伊里布這個主撫派。所以伊里布去軍機處報道時，皇帝竟然沒有召見他的意思。張喜發現情況不妙，所以當耆英與伊里布一同請他南下時，他拒絕了。伊里布說：張喜南下也是奉了諭旨的，只不過是面諭耆將軍罷了。聞聽是皇帝口頭諭旨，張喜證不得也駁不得，辭不得也去不得，「急熱沖肝，舊症複發，卧床不起」。伊里布與耆英無奈，只好先行南下了。

耆英與伊里布自然挽救不了沿海戰事。相反，英國方面的預定目標是打到南京再坐下商量，所以沿海戰事繼續惡化。乍浦、上海相繼失陷，乍浦副都統長喜、江南提督陳化成相繼陣亡。兩江總督牛鑒在南京束手無策，伊里布則被加賞四品頂戴，代理乍浦副都統一職。伊里布派出專差孫永和到天津登門邀請張喜，孫永和一見面就說：「江浙百姓，均皆仰望，紳民僉稱非喜前去，不能了事」。此外，孫永和還帶來了伊里布的親筆信件及張喜好友蘇霖的信件，甚至相關的夷務信件他也帶來了。這些信件無一不在說明－江南百萬蒼生全靠張喜了，就是英夷也幾次三番的問為何張老爺不來。張喜看到這些信件，不再說自己有病而是馬上決定出山。家屬及親友認為夷事難辦，阻之，他說：「為數百萬生靈而死，死得其所」。說畢，義無返顧的南下了。

看來，國內大吏的吹捧，國外夷人的推崇，都激發了這個小人物的雄心壯志。不但激發了他的雄心壯志，甚至凈化了這個小人物的心靈與訴求。如果說他的定海交涉是養士報主之情的話，那麼這第二次出山卻是出自愛民報國之心了，戲劇與舞台效果增加不少。

在無錫，張喜見到了耆英，耆英連喜帶怨地說：「好難請！好容易才聘請來了！你辜負我，教我對不住皇上」。耆英向張喜表示，張喜必需入伍，這樣他才能替張喜爭功名。張喜回曰：自己此行不為功名而來。羞得耆英說：「你之議論高超，我所不及」。談及夷務，張喜向耆英表示：由他去處理夷務，一則不致於過剛，弄出枝節，誤國家大事；二則不會過柔，給大清國丟人。耆英聽著高興，拿出自己的一件亮紗袍就要送與張喜，張喜拒絕不過，接了。夷務公文，也接了。回頭拜見自己的主人，述說與耆英見面事宜，並希望主人回頭轉告耆英，張喜不求功名利祿之心是千真萬確的。看張喜如此高超，且反覆申說，伊里布遂說，出京期間，他就跟耆英說張喜頗知大體來著。耆英聽後感嘆說：「教皇上瞧著我們還不如一個長隨嗎？」

伊里布透漏出的此話頗有意味，可惜張喜處在風頭上沒有注意。性格決定命運，此話不假。這麼一個小小的家丁，被主人和眾大吏捧在雲端，張喜也就越來越高超，襯得堂堂的總督大人、欽差大老爺們倒象他的家丁了。也許正是由於張喜太高超了，才決定了張喜以後的命運，也就是夷務只管辦，功名卻沒有。因為耆英雖然借重張喜的夷務之力，但是對於他不求功名的高超只能感嘆而無從追隨，自己愣要給他功名反而越發襯托出自己的小了。何況大家做官，都是皆為利來皆為例往的，獨獨冒出這麼個小小家丁，一覽眾官小般的高超，這不故意給大人老爺們難堪嗎？面對外夷，你可以這麼高超，但是面對自己人，何必呢？大家誰還不知道誰？

處在雲端的張喜沒有理會或者說沒有發現這些微妙的東西。他腳踩祥雲，越飄越高。1842年8月7日，張喜在主人伊里布的指令下，到達南京面見兩江總督牛鑒。牛大人正為8月7日英夷攻打南京的謠言而著急呢。一見張喜，就把他當了救星。說：英夷原說今天攻城，可是現在尚沒有消息，到底攻不攻呢？張喜翻了日曆，說：英夷今天絕不會攻城，放心吧。牛大人問何以見得。張喜說：今天是夷人的禮拜天。張喜與英人接觸多了，知道夷人禮拜天歇著不上班。雖然掐准這個算不上什麼，但是在對英夷方面完全無知的牛鑒等大員眼裡，張喜簡直通神了。

8月8日，被賞了五品頂戴（比定海的六品提高一品，不過仍是撫夷大史們奏明皇上臨時賞給的）的張喜前往夷船議事。此時英方正為中方和談大臣沒有全權而不肯歇兵呢。因為清國特色的封建體制容不下所謂的全權大臣，撫夷大吏們也不理解全權是啥意思。琦善在天津撫夷時曾給道光彙報說：「該洋人呈閱所謂全權，其式圓而上有斑文近似符籙。」

堂堂的直隸總督，不識鳥語，竟把英國公使全權證書上的英式蝌蚪文認作中國道士用來玩法術的符籙了－符上畫符號與圖形，籙上秘錄各路天神名諱，搞得屈曲莫名、橫堅不直、似字非字、似圖非圖的，跟現在的醫生給病人開的藥方單子似的，普通人識不得。可以說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前，中國夷務人員還不明白英夷所謂的全權大臣是什麼意思。當然，即使理解了，中國也沒有這種職位。為了哄得外國人坐下談判，張喜跟英夷解釋說：伊里布與耆英奉皇上「欽差便宜行事」之諭負責談判，「欽差便宜行事，即與貴國全權字樣相同」。由於張喜的解釋，英國人終於承認了耆英與伊里布的談判資格。這是南京交涉中，張喜的第一樁夷務之功。

張喜的第二樁夷務之功，是8月12日他與夷人的會晤。這次會晤，英夷列出的賠款總數是三千萬元。張喜覺得過多。英方對張喜的意見很重視，商議半天，最後決定看在張喜及其主人伊里布的面子上，減去九百萬元。南京條約正式談判所確定的賠償數字就是張喜這次所談定的二千一百萬元。後來的南京正式談判代表之一黃恩彤在自己的《撫遠紀略》中也記載了此點。

這個數字，應是張喜一人之功。只是由於他身為伊里布的家人，且主人是個天朝傳統觀念中不光彩的「撫夷派」而被世人忽略罷了。而在當時，張喜所受到的報答是，從此可以坐著與撫夷大吏們議事了。

張喜最艱難的一次夷務是8月13日與英夷的交涉。由於耆英、伊里布、牛鑒對英夷所開列的和談條件都不敢答應：伊里布說賠款那是不可能的；條約用皇帝御寶也是不可能的。牛鑒甚至說「戰費一層，名目不佳，當先駁去，要緊要緊」。當張喜領著陳志剛等小吏登上夷船亮明幾位大吏的意思時，英夷翻臉，以馬上攻城相威脅。張喜要求給個緩衝時間，英夷不依。張喜急了，說：「天降雨露，尚施雷電，何況兩國議和，體統相關，豈有稍不遂意，便講打仗，是何禮體？」英夷回曰：「貴國處處相欺，使我們不能深信」。張喜當即指天發誓，若自己欺了英方，天誅地滅。並且表態說：「你若是定準攻城，我必隨從伊中堂守護城池，鑲黃旗下是伊中堂，白旗之下便是我與陳志剛，你炮若烈，必轟了我們，然後再講攻城」。英方雖然無由知道張喜此話的真假－張喜也許做得到，但是他的主人卻未必能做到，其他天朝官吏更不必說了，但他們還是信了張喜，說，你和伊里布是好人，我們可不敢轟你們。最後英夷答應張喜，他們只能候到明天天明。天明無回信，就開始攻城。

三大吏一聽，只好全允准了，商議派人連夜通知英夷8月14日在靜海寺開始正式談判。可惜的是，三大吏在這個節骨眼上開始給自己的下屬爭功了：頭班派誰的手下去投送，二班派誰的手下，三班派誰的手下，以保將來好向皇帝開單請功。張喜說：「我們布置雖然定妥，唯恐該夷無此耐煩，等不得這些日期。」三大吏聽了，皆「不悅」。張喜又說：「辦事的只管辦事，保舉時即請全行開列何妨」。三大吏皆「不語」。由此可以看出，張喜至少是不懂大清官場套路的。這當口，他一心顧大局保大清。而這些大吏，心裡頭全是功名與私利。他對這些大吏不爽，這些大吏對他的高超更不爽。

8月14日正式開始談判，中方派出的代表是江蘇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黃恩彤和四等侍衛前吉林副都統咸齡。至此，張喜的夷務宣告結束，靜海寺的談判桌，甚至沒有張喜的座位。從8月12日夷船回來坐下議事到8月14日的侍立一旁，張喜坐著說話的待遇就保持了兩天。對此，一直宣揚不追求功名利祿的張喜頗感失落，在《撫夷日記》中記下這麼一句：「議事之際，是黃、咸兩大人與其交談，黃、咸兩大人未曾命喜入座，喜未敢多贊一辭」。其實張喜也知道，正式談判時，自己就得靠邊站了。因為從哪方面來講，天朝的正式談判都不能讓某個官員的家丁來正式擔任。張喜第四次與夷交涉時，也向英夷聲明過：我們不過往來傳話，到時候政府會另派大員與你們交涉。當時英方對此發表了如下宏論：「官職不在大小，……若無才德，雖官高極品，亦不過素餐屍位，何貴之有？更有一班狡詐之徒，上蒙君主，下欺黎庶，我們見了更覺可惡之至。似這等人，使我們遇見，而必誅之。」

英方所發宏論雖然深中張喜之心，但是天朝科舉取士，講的是個出身。至於官場上，官員才德與品性什麼的都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這當口耆英對張喜已經有所厭惡了。與此同時，他的主人伊里布不知是想起了上次定海交涉後遭訊拘的委屈還是有了什麼預感與新的隱憂，反正他要張喜以後少上夷船少見夷人，就是黃、咸兩位大人所議條款，張喜都不必知道。張喜一旁侍立本就失落，主人再這麼吩咐，心裡的鬱悶可想而知。甚至伊里布本人就夷務徵求他的意見時，他也發一通牢騷，說什麼本不想來，主人非要來。來了也沒辦錯什麼。夷務既然不許夷知，又何必遠道相招呢？伊里布聽了只有嘆氣的份兒。10月13日，耆英來伊里布處拜訪吃飯，過後伊里布給張喜交底說：「耆將軍說你面色甚厲，惟恐僨事，是以將你撤退。專令黃大人、咸大人經理其事。張喜反問：當其猖獗之時，為何不派黃、咸二位大人前去。伊里布說：然而此事，推開也好，倘若日後翻案，到底黃大人官職大些，肩頭寬些。況渠系翰林出身，同年故舊亦多，諒來未必有人蔘他。再者，我辦理此事很覺灰心。本不願意經手，無如不能辭的苦」。又曰：「耆將軍愛你又怕你，愛你者愛你口辭捷辯，深得大體。怕你者怕你性情剛烈，惟恐僨事。」張喜聽了，說了一大堆，中心意思不外是：耆將軍口說怕喜僨事，實則怕喜成功。怕喜成功，就是怕伊里布成功。伊里布成功，豈不蓋了耆將軍的面子？

從主僕的一番對話中不難看出。主僕兩人都有些失落，而且也都有些矛盾。夷務好歹是個功勞，但其後難保又不是罪過。但是在目前還是功勞的情況下，主僕以戴罪之身辦理夷務，辦得再好卻也不佔上風，眼看得功勞都要被人搶了去。就在當天，三大吏聯銜上奏，向道光報告南京條約簽訂後英船的撤退情況。有關夷務，三吏點名表揚了黃恩彤和咸齡。至於其他有功人員，他們請求皇上批准，由他們開個名單，再奏請皇上恩獎。10月21日他們等到了皇上的諭旨：牛鑒作為兩江總督，卻讓英船直撞南京城下，有傷國體，著革職拿問，解往刑部治罪；耆英補授兩江總督；伊里布補授廣州將軍兼欽差大臣前往廣州辦理夷務；至於黃恩彤、咸齡等一干出力人員，本來是應該獎勵的，不過由於夷船尚未回粵，突然加恩，於體制有礙，「俟廣東辦理通商大局就緒後，再行奏請」。

看來，伊里布的預感與嘆氣、隱憂與矛盾都是對的。南京條約對道光來講，絕對是城下之盟，恥辱之約。雖然有關夷務人員幫他解了戰時之危，但是過後道光不但不會感謝他們，還會遷怒於他們。牛鑒革職拿問了，伊里布還得跑廣州經辦夷務，唯有耆英暫時沒事，但他後來的下場最慘。如果說伊里布在廣州辦理夷務是被氣死的，那麼耆英最後則是被道光兒子－咸豐皇帝勒令自盡的，就這還算皇家開恩了。以後來者的眼光看，天朝處理夷務者大都沒有好下場。象林則徐、裕謙那樣主戰過剛，不是落啟釁之罪，就是戰敗身死；象琦善、耆英那樣主撫過柔，不是革職抄家，就是被勒令自盡。伊里布提前在廣州病死，否則也難逃更壞的下場。天朝官員本就伴君如伴虎，政治生涯沒啥安全係數可言，再插手一個真話說不得、假話說了過後會露餡的夷務，當然不是好玩的。伊里布雖然對此無從想清，更無從說清，但是這個政治老官僚的政治敏感度還是很到位的，不過張喜不理解老主人罷了。

10月22日，伊里布徵求張喜意見，問他願否陪他南下廣州辦理夷務。張喜以雙親年邁拒絕了。伊里布說：你不去廣州可以，但是不至浙江見見劉韻珂巡撫則不可，他希望你能留在浙江幫他辦理夷務。張喜仍然拒絕。

10月23日，耆英告知伊里布，希望張喜留在江南，自己可以幫他辦理一切。伊里布回曰：他不但不留江南，連陪我南下廣州都不願意去。耆英問：難道他真不要功名嗎？伊里布說：他幫我辦事，乃是出於義憤，不為功名。耆英感嘆說：「我竟不知他如此高尚」。24日，伊里布再次與張喜談起功名之事，張喜說：喜之此來，第一願了結夷務，第二願救江浙蒼生，第三願中堂官復舊職。現今大局已定，心愿了結，此外別無所求。說得興起，甚至勸伊里布曰：「不但喜不必赴粵，即中堂亦可不必赴約」。伊里布問何故，張喜說：「既登彼岸，豈可復投苦海？況中堂年逾古稀，就此退步，亦無不可。」又曰：「外面紛紛議論，耆大人穩坐兩江，全將夷務推與中堂」。

看來，從定海交涉後的遭刑審，到現今南京交涉後的一旁侍立，已經讓張喜徹底明白，官場不好玩。站在歷史旁觀者的角度，我們可以發現歷史的弔詭之處：恰恰是政府認為有傷國體的夷務，才能成全張喜做人的高超和對戰國策士的模仿。他的這種高超與復古，某種程度上引得了夷人的賞識，卻引得自己人不快。而且，一旦夷務完結，天朝一慣的官場規矩就會恢復，而他，終歸是一個官員的長隨，只能小心冀冀地看著主人臉色、聽主人的吩咐行事而已。這種對內對外的角色轉換導致的落差可能刺激了張喜，任誰挽留、任誰許諾功名，他也不想留下來了。

1842年10月27日，張喜走向了回家的路。伊里布賞他一千兩銀子，張喜留三分之一用以養親，三分之一贈與故友親朋，三分之一買書。回家後討了妾，沒有子嗣的張喜「連舉二子」。當然，張喜更得意的應該是他所著的《探夷說帖》與《撫夷日記》。在這兩本小冊子中，記載有伊里布對他的評語：「且喜帷籌來管樂，非為掉舌有蘇張」。除此之外，時人謝繼超評曰：「來為蒼生致太平，去因親老欲歸耕，兩全忠孝心常切，再定干戈事竟成。貪官三千憑果斷，重洋八萬仰先聲，他年柱下看青史，第一功臣認姓名」。時人德堅評曰：「非有蘇張之舌，子龍之膽，能若是乎？」時人章文翰評曰：「即戰國策士，未有過之」。

主人與時人如此評價張喜，那是因為他們也處在當時的歷史之局中。以現代人的眼光審視，麥天樞的評價最為確切：「戰國古墓中出土的張老爺，」

大清的沒落與傲慢，無知與顢頇，匯諸傳統文化的遠古符號，就這樣成全了張喜：大清的外交舞台上，赫然展現出一個戰國出土文物！張喜處於時空顛倒之狀態，仿古演出了蘇張之技。可惜生不逢時、時不利兮。清朝與英夷，不是戰國紛爭；清朝皇帝用人，也不象戰國君主那樣高超；至於伊里布那樣的主人和耆英那樣的大吏，也比戰國四公子們差遠了。更要命的是，南京條約與戰國盟約性質上有根本不同之處。所以，這樣一個歷史小人物，其所謂的膽大與高超就有了些許滑稽色彩。因為究其實質，這種膽大無非是勇於和夷人見面並與他們簽訂賣國條約罷了。正因為是賣國條約，所以所謂的高超，也跟兩袖清風不為名利、道德高尚民族英雄等光環掛不上勾。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小人物的悲哀。如今，現代化的語境下，誰會想起張喜，誰能給他一個符合他高超心境的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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