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自己去追求真相，不能要求別人英勇

江山不幸詩家幸，這一重「幸」里又有著多少憂懼與苦痛。陳寅恪曾說， 文化衰落之時，文化越高的人越痛苦。梁漱溟和他的父親梁濟都曾認真思考過自殺，其父更是用十年的時間來規劃並付諸實踐。包括王國維在內，那一代以「天下」為家的「天下士」們幾乎都認真地把「自殺」視為一個可選項。

前日，在一場關於「天下」的講座中，北大歷史系教授羅志田認為，20世紀初，多重社會巨變撕裂了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我們已經無法還原「天下」的定義，電影《英雄》中「殘劍」在沙地上划出並誓死捍衛的「天下」二字，並不是後來的中國。既然「天下」已變，也就沒有什麼「天下士」了。

那麼，在並不存在「天下士」的今天，我們是否還有必要繼承梁漱溟、王國維這種「遺風」般的痛苦體驗，憑讀書介入現實，以生民和正義為己任，或要求學者和知識分子承擔起當代「天下士」的責任呢？結合近期網路上熱議的公共事件，羅志田說：「每個人生命都是宇宙中的大事，生命不在了，必須有一個說明。但是我們要自己去追求真相，不必要求別人。當吃飯必須在某個地方吃的時候，不能要求人們英勇。但是如果做不到『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一標準，大家就要做一些努力。」

羅志田

1

原來的「天下」，是後來的「國家」嗎？

受到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的影響，如今很多人對「天下」與「國家」的關係都形成了這樣一種基本認識：在中國，原來的「天下」轉化成為後來的「國家」。

羅志田認為，這種認識不能算錯，但是不夠全面。古人對於中國土地之外的世界並不了解，但正如莊子所說：「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在古人的用法中，「天下」一詞很多時候都包含整個人類社會，是「全部的天和全部的地」。所以，在列文森之前的人，都不太會認為「天下」等於「國家」。

羅志田巧妙引用毛澤東語錄「天下是我們的天下，國家是我們的國家」為例證。他說，「除非有人認為毛主席犯了『關門閉戶掩柴扉』的重複弊病，否則就能一眼看出，在他那一代讀書人眼中，『天下』並不等於『國家』。」

在羅志田看來，對「天下」與「國家」關係論述得最好的是晚明詩人顧炎武。在顧炎武眼中，「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正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來歷。在這一觀念下，對於國家，人民是「可保可不保」的，而對於天下，即人性，每一個人都有責任。這樣一來，「天下」便上升到人性層面，具有了「超國家」的成分，與「文化」更加類似，其實反映了一種世界精神和社會理想。

顧炎武

我們現在非常自覺地把「國家」作為歷史分析單元，以至用來替換「天下」，其實是從18、19世紀以來形成的話語習慣。在二戰後，「文化」、「文明」也一度作為分析單元被歷史敘述所使用，而這些在「天下」的時代都是不存在的。

2

「天下」是怎樣崩潰的？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十餘年間，中國至少出現了六種以上「以千年為單位的巨變」。這些巨變不斷撕裂傳統的「天下」觀念，讓「天下」產生了根本性的轉化，最終以崩潰和消解告終。而以「天下」為家的「天下士」，也在這些巨變中經歷著顛覆性的精神衝擊，最終無可適從。羅志田借用梁啟超的說法，把中國近代定義為「過渡時代」，而貫穿多重巨變的「過渡」，也確實直指那一時代最本質最鮮明的特徵。

第一變為科舉制度的廢除（1905年），第二變為預備立憲（辛亥革命前），第三變為辛亥革命（1911年），第四變為新文化運動（1915年或1919年開始）。

辛亥革命時的時局全圖

第五變為經典地位的消解。這一變或許不夠明顯，但影響同樣根本並深遠。自漢武帝始，經典由國家定，作為政策指引政府和人民的活動。經典所承載的即為「道」，讀書人追尋、體會的也是這個「道」。而經典地位廢除後，便有了王國維所謂的「道出於二。」對於中國的讀書人而言，是具有顛覆性的改變。

第六變，是「四民社會」的解體。在以「士、農、工、商」組織的「四民社會」中，「士」居首位。從理論上來說，「士」從經書中求道，都應為「天下士」。這些「天下士」需要以天下為己任，卻又失去了明晰的社會定位，甚至在新名詞對「天下」的分裂中，找不到「天下」在哪兒。這樣一種對自己和天下的雙重失位，讓這一存在數千年的文化群體進退維谷，直至最後一代的困窘以「士」在當代社會的消弭告終。

這些所有的變化，在羅志田看來，最主要的因素不外乎是「外國來了」。有的人喜歡說「帝國主義侵略」，有的人喜歡說「西潮衝擊」，無論採用哪種說法，總歸是從外至內帶來了一個新的思想觀念——誰打得贏，誰就是更文明的一方——這與古代「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文化觀點截然不同。在《史記》中，被司馬遷排名第一的君子為伯夷和叔齊，而民間唯二成神的凡人是關羽和岳飛，他們全部是戰爭意義上的失敗者。「勝者為王」的新觀點對中國的顛覆，加速了「天下」的轉化。

3

「天下」的意涵是如何被割裂的？

「混雜」是「過渡時代」的正常狀態，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無論是思想還是生活，都沒有形成確定的秩序，而「天下」的概念也發生裂變，產生諸多新的範疇和分類標準。羅志田把「天下」的轉化概括為兩個維度：向外分為「世界」和「中國」，向內分為「國家」和「社會」。

這四個新概念都是「天下」時代不用說的問題，而在近代討論時，我們必須使用這些新名詞。它們大多舶自日本，充滿了歧義。以「世界」一詞為例，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意義範疇。據羅志田回憶：僅僅倒退兩三代，那時的「世界」基本等同於「西歐+美國+日本+蘇俄」；而在更遠的近代，中國人想要「進入」的「世界」，其實就是西方；回到今天，在教育部對歷史學科分類時，「世界史」也不包含中國。

相比於「世界」與「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分割乃至某種程度上的對峙，呈現出更加複雜的內部矛盾。羅志田引《岳陽樓記》中的「廟堂」與「江湖」對比「國家」與「社會」，雖然兩組概念相當類似、幾乎同構，但是「廟堂」與「江湖」不是對峙而是充分互補，以「會意」的方式清楚地定義了「天下」。而另一組外來辭彙本來的含義尚且模糊，二者間複雜的關係更讓人難以輕易辨明，已經無法還原「天下」的單純定義，甚至消解了「天下」作為一個概念在時代中繼續使用的價值。

正是在「天下」被外來詞語割裂成不同層面的過程中，「天下士」也面臨了無法破解的窘境。梁漱溟就曾一直為中國的意義而苦惱：他不確定中國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到底是不是封建？到底是不是文明？……而如他們這些遭遇「過渡時代」的最後一代「天下士」，又將何處託身？

4

世間已無「天下士」？

梁漱溟得以在北大任教，當初不免靠蔡元培和陳獨秀的幫助，但他仍暗中對他二人有不滿之處，認為他們盡說些高遠的東西，不解決人民的煩惱——羅志田覺得這是相當有道理而且嚴重的指責。處於新文化前線陣營的知識分子們忙於迎接改革，高談闊論，在傳統的「天下士」眼中，他們並沒有履行「天下士」真正的責任。

而事實卻是，巨變中的時代在不斷擠壓和回收「天下士」的發揮空間甚至生存環境。陳寅恪曾表達過， 文化衰落的時候，文化越高的人越痛苦。梁漱溟和他的父親梁濟都曾認真思考過自殺，其父更是用十年的時間來規劃並付諸實踐。包括王國維在內，那一代的「天下士」幾乎都把自殺視為一個認真的可選項。羅志田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相對比另外一些人更了解「煩惱」，這包括青年的煩惱、人民的煩惱，以及對「天下士」何去何從的疑問和憂懼。

梁漱溟

瞿秋白曾自省說自己「一無所能」，這本來是「天下士」應有的狀態，但時代把他推向前方，要去領導殺人、放火、革命，他把這比作「沒有牛的時候，讓狗來耕田」。這一比喻恰到好處地暗合了「四民社會」的解體，隨著「天下士」這一階層已經不再有得天獨厚的地位和適宜發展的生態，這些曾經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也在痛苦中推出歷史舞台。

羅志田說自己「比較悲觀一點」，認為現在已經沒有「天下士」了，因為「天下士一定要在『天下』才有。」而近代陷入困窘的「天下士」是時代剛剛發生變化時的「遺風」。

而在沒有「天下士」的今天，我們是否還有必要繼承這種「遺風」的痛苦體驗，憑讀書而介入現實，以生民和正義為己任，或要求學者和知識分子承擔起當代「天下士」的責任呢？

結合近期網路上熱議的公共事件，羅志田認為：「每個人生命都是宇宙中的大事，生命不在了，必須有一個說明。但是我們要自己去追求真相，不必要求別人。」對於現在學院內的學者和學生，羅志田奉勸，「首先要各自做好本職，這在這個時代是比較好的選擇，也是並不多見的。當吃飯必須在某個地方吃的時候，不能要求人們英勇。但是如果當『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一標準做不到的情況下，大家就要做一些努力。」

本文為獨家原創稿件，采寫：新京報記者 修佳明，編輯：禽禽、方格，未經授權其它公號不得轉載。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新京報書評周刊 的精彩文章:

※別在意別人怎麼想，勇敢大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
※我們的所有夢想都能實現,只要我們有勇氣去追求
※男人你不能主動追求，需要你去勾引！
※別等了，去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包括愛情
※做父母，你追求的可能不是自我，而是自私！
※什麼情況下我們可以去追求別人的對象？
※我只想努力追求你，哪怕不成功也不後悔
※你是否也有必須要追求的夢想和一定要去的遠方
※真喜歡你的人，不會這樣追求你
※不要因為可能會分離，就不敢追求相遇
※人們為什麼會追求不必要的精緻？
※你要做的不是追求她，而是追上她的優秀
※我們都想做那個勇往直前，追求自我的自己
※追求自己想要的，而不是抱著放不下的
※不要追求別人的認可，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為何他們靠近你卻不追求你？
※「我出生時的確不夠完美，但這無法阻止我追求自己的夢想」，勵志
※別拿尊嚴，去追求一個不愛你的人
※倘若我們不追求奢華品牌，我們可以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