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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大學教育稱得上「盛景」嗎?

在近年來的所謂「民國熱」中,對民國大學的教育狀況的評價,存在一個傾向:民國大學已漸被建構成一種「學術盛景」。如有人稱民國是中國大學發展的黃金時期,政府尊師重道、大學教師待遇優渥、學術成就極高,甚至以此來對比當今的大學教育。其實若拂去那層「一廂情願」的心理包裝與人為建構,民國大學教育的真實情形未必會令人滿意。


「教授治校」為何戛然而止


北京大學是北方高校中當之無愧的執牛耳者,也是北京政府統治時期唯一隸屬於教育部的大學,堪稱民國新式教育理念的「實驗田」。自1917年始,蔡元培執掌北大,力推「教授治校」模式,時任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向他提議:「與其集大權於一身,不如把大權交給教授,教授治校,這樣,將來即使您走了,學校也不會亂。」蔡元培先後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學各科教授會組織法》《國立北京大學內部組織試行章程》等一系列具體規定,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不惟如此,蔡在北大還努力營造一種民主平等的氣氛, 使師生之間、教職員之間無隔膜,沒等級差別。蔡曾在出國話別會上說:「現在校中組織很周密, 職員辦事很能和衷, 職員與學生間也都有開誠布公。」這種「集思廣益、開誠布公」的民主氛圍, 既是拜「教授治校」模式所賜,又利於該模式推行。正因蔡氏的實踐頗見成效,引起各大學紛紛效仿。清華設立校級教授委員會,東南大學確立教授會制度,復旦大學成立由教授主導的「行政院」,名稱不同,實質皆較為接近。教授治校,自然形成一股抵禦行政權力干預的力量。

不過為何這看似良好的模式數年後卻戛然而止?其中關鍵原因便是該模式與中國實情多有扞格不入之處,終陷入困局。真正實現教授治校,需要政府、校長、教授、學生等群體協力合作,其中政府與校長的態度尤為重要。當獲得政府認可的校長與教授們步調一致時,教授治校便可以起碼在表面上實行起來,否則將陷入困局(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國大學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人治」的色彩)。1930年底,被視為蔡元培得意門生的蔣夢麟卸任教育部長,再次掌舵北大,公開提出「校長治校、教授治學、職員治事、學生求學」的辦學方針,「教授治校」的潮流就此退卻。其實,他國再好的教育理念,都面臨一個與本國實情相接榫的問題。


大學教師待遇一直優渥嗎?


極其出人意料且令人十分尷尬的是,作為部屬重點大學,北大居然常常鬧錢荒,根子就在教育部。彼時教育部可謂典型的弱勢部門,經費短缺是家常便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北大自然跟著受窮。上世紀20年代,很多北大教授、學生赴政府抗議示威,並非次次都秉持什麼「崇高的主義」,而是為了實實在在的吃飯問題。更加窘迫的是,因為囊中羞澀,教育部不時拖欠北大的電費與水費,導致學校隨時面臨斷電之虞,且游泳池常年沒有水。到了1926年,連教授們的工資發放,北大都已不能保證。比如青年教師顧頡剛此時之窘境,真稱得上是山窮水盡。這一年其「在兩個多月之中只領到一個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領幾成時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見,大家只有皺眉嗟嘆,或者竟要淚隨聲下!」迫於無奈,顧氏只好南下廈門,改換門庭謀生。蔣夢麟在《西潮》里也說:教授「通常兩三個月才拿到半個月的薪水。他們如果示威,通常就可以從教育部擠出半個月到一個月的薪水」。


有財政不景氣的部,當然也有殷實有餘的部。比如當時外交部、交通部便油水頗大。清華大學隸屬外交部,不僅學校經費充裕,可以堪稱「任性」地挖其他名校牆腳,延攬人才,而且教師、學生出國深造機會也是多多,故很受時人青睞。民國上海灘有句時髦語,叫做「金飯碗、銀飯碗、鐵飯碗」。「金飯碗」指銀行,「銀飯碗」指海關,「鐵飯碗」則指交通部。該部負責興修鐵路,自然財大氣粗,其下屬的交通大學亦惹人艷羨。首先,交大特彆強調英文教育,課本一水兒的外文理工科教材;其次,校長唐文治胸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宗旨,注重保存發揚傳統文化。中西學問皆不偏廢,且不愁銀子問題,交大自然成為許多江浙師生的首選。

名校背後的教會與官紳勢力


燕京大學與輔仁大學是北方教會大學之重鎮,南方教會大學則主要分布於沿海及長江流域,這實與基督教會早期的傳教策略有關。無論燕大、輔仁,還是南方的聖約翰大學,其辦學對象多為租界里或者富裕的資產階層、工商家族,於教授知識之餘,同時佈道傳教。擁有西方背景的教會大學,其校規較之國內一般大學,要更為嚴格。錢穆在燕京大學任教時,曾欲更改學生考試分數,被校方拒絕。主事者講明學校無此前例,並說:「此乃私情。君今不知學校規定,所批分數乃更見公正無私。」錢頗為不滿道:「餘一人批分數即餘一人之私,學校烏得憑餘一人之私以為公!?」雖然錢穆終得以索回考卷,另批送校,但經過此事,他方體悟到燕大近乎嚴苛的遊戲規則:「始覺學校是一主,余僅屬一客,喧賓奪主終不宜。然余在此僅為一賓客,而主人不以賓客待余,余將何以自待。於是知職業與私生活大不同,余當於職業外自求生活。此想法為余入大學任教後始有」。


私立大學多由官紳創辦,其中南方最著名是創辦於清末的中國公學與復旦公學(可視為大學之前身或雛形)。中國公學是留日學生在1904年時,因抗議日本政府對待中國學生的不公政策,憤然返回上海而組織建立,其最著名的人物非胡適莫屬。復旦公學則在1905年從震旦公學分離而出,經費靠江蘇巡撫衙門劃撥。辛亥革命成功後,經費反而斷絕,復旦因之停頓關門。後來複旦得以復校,與兩個人密切相關。一是校長李登輝(近代教育家,非台灣地區前領導人),他的一大功勞便是四處籌得資金,比如說服了南洋煙草公司、中南銀行等入股。另一位則是青幫大哥杜月笙,每當復旦遭遇危機,他皆能從人脈、財力等方面施以援手,因此成為校董會董事之一。與復旦類似,北方的私立大學亦步履維艱。南開大學雖貴為名校,但囿於私人背景,經費時常捉襟見肘。據南開經濟研究所首任所長何廉回憶,起初依靠「捐款收入、基金捐贈和私人資助維持住局面」,「這裡薪金水準很低,卻起碼可以按時如數照發」。然而隨著每位教師學術研究的推進,經費需求愈發強烈,而南開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來加以支持,於是不少知名教授紛紛轉投他校。何廉認為這實是無奈之舉,「他們曾忠誠地為南開工作過,薪水剛夠維持溫飽,很難有積蓄,而他們地家庭規模越來越大,開支日益增加,他們趁機到其他有關機構就任報酬更豐厚地職務也是理所當然的」。可見無政府作為穩固的財政支撐,是眾多私立大學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最大瓶頸。


稱之「盛景」是以偏概全


民國大學教育版圖與實況,可謂前浪與後浪並涌,背景複雜,犬牙交錯,問題亦多,有得亦有失,難稱「盛景」。民國的大學教師,既有薪金優厚者,也有屢遭欠薪、難以糊口者;民國的諸所大學,既有提倡學術自由、精神獨立者,也有與政治、宗教、社會勢力聯繫緊密,甚至依靠後者才能勉強生存者;民國大學的成就,多集中在歷史、哲學、文學等中國已有上千年積累的人文學科,而在物理、化學、生物、機械等新興理工學科方面,則乏善可陳。我們應當看到,民國時期中國的識字率大約在10%至20%,這些識字者中,能上大學的可謂鳳毛麟角,其家庭出身可想而知,稱之為「貴族的教育」亦不為過。民國大學教育的確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就,但那僅是局部現象,遠遠沒有惠及最廣大的基層民眾,更難以滿足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研究歷史,應當以真實、客觀、全面為基本原則,倘若以偏概全,甚至借題發揮,實在不是求知求實的態度。

整體而言,此時期的高校教育一直處於向現代學術體制轉型中,呈變動不拘的態勢。但畢竟千川百流,同入大海,眾高校一道構築了民國時期盛衰枯榮的教育氣象。


(作者為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大師雲集之下是教育普及率的低下


對民國教育的推崇一直是「民國熱」中很重要的一點。民國教育確實有很多值得今人效仿的地方:「教授治校」讓高校遠離名利;「義務教育」開中國先河;民間編撰的教科書更是成為今人學習的經典……但是除此之外,我們不能忽視,出發點良好的政策和大師雲集之下,是教育普及率的低下。


在今天看來已是「低學歷」的小學生,在當時還被社會認為是「精英」、「秀才」,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我們津津樂道的「民國小學范兒」,是犧牲大多數孩子識字權換來的。據當時報刊的記載,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中國文盲率高達95.1%,也正因如此,葉聖陶、陶行知等有識之士才會推行大眾教育,提倡文化救國。

(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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