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瑜：從晉祠看中國文化中禮與俗的分合
晉
我以山西太原晉祠為例，具體闡釋禮與俗的分合關係。大家對所謂晉祠的歷史都應比較清楚，傳說是周成王小時候開玩笑，把弟弟叔虞封在唐地（當然唐地原來並不在今天太原這個地方），再下一代就改名為晉，即所謂的晉國。晉國或者唐的先祖即叔虞，晉祠和紀念唐叔虞有重要關係，所以很早就有在這裡祭祀唐叔虞這個地方的諸侯合不合「禮」的爭論。
千百年來，晉祠從一個單獨的廟逐漸擴展，現在發展成為一處面積很大的寺廟群，甚至圍繞晉祠形成了一個比較大的聚落，就是晉祠鎮。當然這裡的聚落是很古老的，在「三家分晉」那個年代，趙簡子開始營建太原的前身（晉陽城）時，在這一帶建立了趙國的勢力中心。所以在晉祠爭水故事中很有名的金勝村，考古發現了規模很大的趙簡子墓。
晉祠旁邊有個村子叫赤橋。到了晚清民國初，赤橋出了一個人物劉大鵬，他留下的《退想齋日記》已為研究者所熟悉。劉大鵬對家鄉的歷史很有感情，編寫過《晉祠志》、《晉水志》等書，讓後人對晉祠這個寺廟群和周圍村落的歷史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除了主體建築聖母祠、叔虞祠、水母樓以外，周圍還有一系列比較小的寺廟。後來，晉祠周圍用圍牆把各種各樣的寺廟圈起來，形成一處寺廟群，但同時又屬於一體。當然在此之前，並不完全是這樣的，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一個二元的格局，這是從宋代開始形成的。
晉祠裡面有兩個主要的廟，一個叫聖母殿，一個叫叔虞祠。這兩個廟就是二元格局的表徵，背後體現了禮與俗的關係。關於晉祠的最早記載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那時晉祠是祭祀唐叔虞的。但這個地方很早就與水有關，戰國時就有智伯渠，後來李淵太原起兵就是借口到晉祠祈雨，所以晉祠很早就是和水有關係的地方，只不過從官方的祭祀來說，是祭祀唐叔虞的，而非祭祀水神。
宋太宗在打下太原後重修過晉祠，碑文中說，「晉祠者，唐叔虞之神也……乃眷靈祠，舊制仍陋，宜命有司，俾新大之」。這時的晉祠仍是祭祀唐叔虞的叔虞祠。宋真宗時，唐叔虞祠因地震摧毀。「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四月詔，平晉縣唐叔虞祠，廟宇摧圮，池沼湮塞，彼方之人，春秋嘗所饗祭。宜令本州完葺。」
但就是在這個時期，晉祠發生了變化，聖母殿的地位開始超過了叔虞祠。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重修的叔虞祠被改造成了聖母殿，熙寧十年（1077），朝廷敕封晉水源神為「昭濟聖母」。在正對著聖母殿的蓮花台上，鑄有四尊「金人」，三尊都是北宋時期鑄造，由民間捐獻的。其中一尊身上的銘文是：「大宋太原府甲午□□社趙和等特敬□□舍凈財鑄鐵人一……昭濟聖母永充供養……神侍……永古輿情。俗……於長年，咸仰昭明……佑。紹聖五年……。」另外，在聖母殿中聖母塑像的座椅背後書有題記：「元祐二年四月十日獻上聖母，太原府人在府金龍社人呂吉等，今月賽晉祠昭濟聖母殿，繳柱龍六條，今再賽給聖母坐物椅。」
可見，自熙豐年間晉祠主神由唐叔虞變為昭濟聖母之後，晉祠已成為太原地區民間賽社的重要場所。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晉祠主神昭濟聖母與當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更直接的聯繫，具體來說，就是與這一地區的水利緊密相關。
這一變化讓後來的文人很奇怪，也很不滿。金人元好問的《惠遠廟新建外門記》中說：「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就是說雖然道理很清楚，但是也改變不了。此後叔虞祠就更無人問津了，元至元《重修汾東王廟記》中說：「居民利其出入之便，又當聖母殿開道而東，置三門焉，王之祠日就頹圮而弗修，祀事廢墜而弗奉。」與民俗有關的祭祀超越了與禮制有關的祭祀，甚至與民俗有關的祭祀也被貼上了國家的禮儀標籤。
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明代。據嘉靖《重修唐叔虞祠記》：「自至元迄今二百餘年，棟樑摧折，不蔽風雨，神失所棲，祀事弗虔。其旁所謂聖母祠者，香火日極崇奉，而唐叔虞之祠，顧寂寞水濱，不知為正神。」兩邊的對比極為強烈。雖然嘉靖年間對唐叔虞祠進行了重修，但無法扭轉此消彼長的趨勢，於是士大夫對此紛紛表示不滿，如萬曆時蘇惟霖質問道：「何以不祀唐叔而祀母？母且為誰？則以祠？……所負之山曰懸瓮，綿亘數十里，山下出泉，灌溉環邑，土人以為惠出於母，尸祝之耳，何知唐叔？」顧炎武也感慨：「今人但知聖母，而不知叔虞，不其然乎？」
怎樣處置這樣的困境呢？士大夫們無力改變民眾對於崇祀水神的熱衷，而且從明朝洪武年間國家也一再以水神的身份封賜聖母，於是只好另謀出路。清初著名學者閻若璩想出個辦法，證明聖母實際上是唐叔虞的母親邑姜，之所以聖母殿為正殿，叔虞祠為偏殿，是「子為母屈者也」。他還找出一塊宋代的殘碑，中有「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一句，來作為他的佐證。清人沈巍皆進一步論證，宋代宣和年間的這塊碑文上來就說「致祭於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是「已合二廟為一，以聖母領叔虞矣」。劉大鵬也接受了這個說法，認為人們多以為聖母為晉源水神，「誤矣」（以上引文均可參見《晉祠志》）。
閻若璩把他的考證結果報告給了地方官，希望上報到朝廷，改變洪武年間禮制的錯誤，但沒有人理睬。說明清代士大夫把聖母改變為邑姜的努力基本上是失敗的。直至清末光緒年間禮部仍稱：「據原奏內陽曲縣冽石口竇侯廟、太原縣晉祠鎮聖母廟，歷朝禱雨輒應，又水母廟建自前明，禱雨靈應，均為士民所崇信。」聖母是與另兩位水神相提並論的。其實無論聖母最初是水神還是邑姜，在北宋以來的百姓看起來，她就是水神，而且因此受到比唐叔虞更為熱烈的崇祀。
晉祠最初以唐叔虞為主神的時候，曾有人質疑說，祭祀一個地方的諸侯是否合適。實際上，三國魏和北齊修叔虞祠（或晉王祠），正是表明一個地方割據的政權恰恰像西周時期的唐或晉國一樣，屬於正統的苗裔。唐代李世民寫《晉祠碑銘》，也表明他們從這個地方出發奪取天下，同樣是源於正統。到宋代以後變了，太原成為一個邊塞重鎮，這裡的農業開發非常重要，所以無論是從水利的角度還是從「神道設教」的角度，水神的地位都需要獲得極大的抬升。我們不知道作為水神的聖母是否以前就存在的「女郎祠」，但應該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應該是以前就存在的、為百姓崇奉的俗神，只不過被國家重視的叔虞祠遮蓋住了。
當然，從宋到明，國家也對聖母這個出自民間的女性水神進行了封賜，儘管一些士大夫仍不認可，但畢竟「俗」也進入了「禮」，就是華琛（James L．Watson）講的「正統化」。不過，儘管聖母與唐叔虞都在朝廷的祀典之中，他們還是非常不同的。前者的生命力仍是通過民俗來延續的，因為其信眾大多是普通民眾、特別是本社區的普通民眾；而後者的生命力存續只依賴於少數士大夫，所以很難不日益式微。相反，前者在得到了國家的封賜之後，等於民眾的「淫祀」或者「野祀」得到了認可，原來已然旺盛的生命力變得更加旺盛。來自於「俗」的「禮」仍可體現為「俗」，即一種可以共享、亦可分享的文化。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我們將晉祠的信仰簡化為「二元」，只是就其主流而言，歷代文人的討論也主要針對叔虞與聖母這兩大表徵。其實在社區居民那裡，晉祠既是多元的，也是統一的。晉祠自明代以後，除了水母樓以後，還興建了苗裔堂、駘台廟、東嶽祠、三清祠、關帝廟、三聖祠、魯班廟、文昌宮等，其背後或是不同的村落，或是不同的家族，或是其他組織，所以晉祠也是一個充滿競爭的場所，體現了周圍幾十個村落不同人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但他們又處於同一個空間，都屬於晉祠鎮或者晉祠堡，都屬於一個水利社區，因此也具有一定的認同。社區的居民未必像士大夫或者外來的遊人那樣看待晉祠內部的差異，而是把它們都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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