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搶運黃金
國民政府原本計議以發行金圓券為手段，企圖挽救江河日下之幣信以及財政金融危機，無奈金圓券發行的同時，國共內戰愈演愈烈，龐大戰費支出仍然無日或已。一九四八年、四九年間曾任國民政府聯勤總部預算財務署長的吳嵩慶，其子吳興鏞博士在所著之《黃金檔案：國民政府黃金運台──一九四九年》一書中指出，國民政府當局為了應付龐大的內戰軍費，「把『國幣』金圓券準備金的大部分給抽走，用做為軍費」。換言之，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由於國民政府向美國數度求援無門，美國拒絕再予國民政府軍事及經費援助之後，出於無奈，只好動用最後的一點「棺材本」──發行金圓券的黃金準備，十二月前後，國民政府把國庫黃金二百六十萬兩從上海「轉移」到了台北，這是被國民政府搶運到台灣的國庫黃金中的第一批。
長期追隨俞鴻鈞的機要幕僚何善垣，也曾在《俞先生生平言行補述》一文中，生動地描繪他追隨俞鴻鈞參與搶運國庫黃金的過程：三十七年共×叛亂，舉國騷然，先生鑒於情勢迫切，密將庫存黃金運台，其時予兼機要科主任，凡公文撰擬、繕寫、用印、封發，均一人任之，即於總裁室後之一小室中辦理，而外間接洽戒嚴、航運等事，則由發行局陳副局長延祚負責，一切行動，均保持極度機密，啟運之夕，由軍方施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故當時外間無人知有此事，啟運後第三日，申報中始刊登一簡短消息，謂某夜中國銀行曾運出物資若干箱云云，語焉不詳，其所以言中國銀行者，因中央銀行黃金庫存，與中國銀行比鄰，同一門巷出入，以故人不能辨其誰屬也。蔣經國很清楚，蔣介石已經沒有放手一搏的賭本，他唯一的一點籌碼，就是存放在上海幾家國家銀行，原本專供金圓券發行準備之用的黃金。這不僅僅是蔣介石投入國共內戰最後的「棺材本」，更是全中國要維持國家財政正常運行，唯一的一點本錢了。但為了應付前線十萬火急的龐大軍費需求，等到蔣介石再下令把國庫中剩餘的黃金──「國幣」金圓券的準備金的主要部分，悉數抽走之後，令人憂慮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在國庫大失血無法扼止的情況下，蔣介石又將原本用於金圓券發行準備的巨額國庫黃金悉數南運，搬離了上海中央銀行總行倉庫。失去了黃金準備，使得原本幣值即已一瀉千里的金圓券，於此刻更如同潰堤水壩，完全失控，幣值與幣信一夕崩盤破產，人民對國民政府的信賴也完全毀於一旦，金圓券成為廢紙，人民財產付諸東流，國民政府成為人民普遍唾棄之全民公敵。吳興鏞敘述：這筆準備金，一移出上海作為軍費，金圓券就像當時國軍一樣，「兵敗如山倒」，如雪崩似地狂貶，從四八年八月到四九年六月，前後十個月，貶值約兩萬萬倍。一個新幣如此快速貶值，影響如此眾多人民的生活，是世界所罕見的。一枚價值美金五角的銀圓，金圓券發行初是兩元一枚，到另一新幣（銀元券）上場前一日，就要五億元一枚。老百姓生活怎麼過得下去？多少人饑寒而亡？因此，運台的金銀美鈔上是沾有中國人民的斑斑血淚。一位大陸的醫學教授在二四年的來信中，是這樣寫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時，我已年近三十，利用金圓券收刮民間硬通貨，強運台灣的情況，恍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傾家蕩產，十分痛恨。」
蔣經國與俞鴻鈞奉蔣介石之命，搬運上海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白銀到台灣的行動，先後有好幾波。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蔣介石下野前十二天，此時淮海戰役徹底失敗，局勢對國民政府相當不利。蔣介石心知自己大位不保，就在這一天，密令蔣經國與俞鴻鈞儘速將存放在中央銀行的黃金、外幣移存台灣，作為與共軍繼續作戰的糧彈資金準備。蔣經國在這天的日記上寫道：「今日父親派我赴上海訪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台灣，以策安全。」隔了六天，胸懷孤臣孽子之心的蔣經國，在一月十六日的日記簿上，寫下這麼一段歷史紀錄：「父親約見俞鴻鈞、席德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為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元月十九日，蔣介石在臨下野之前兩天，安排俞鴻鈞為中央銀行理事，並指定為常務理事。從好幾份蔣介石的往來函電可以確知，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內部為了是否同意搶運黃金的問題，衍生了相當大的矛盾，隱隱約約之間，有一股微妙的抗拒力量。而蔣介石似乎早就預感搶運黃金的工作會遭遇麻煩，因而派遣蔣經國前往上海督軍，並由俞鴻鈞擔任陣前指揮，親自抓運金工作。例如，劉攻芸即認為蔣介石為下野之身，委實不宜繼續下令搬移國庫存金，但是，基於大形勢的考慮，也採取了置之不理的態度，靜觀時變。蔣介石《事略稿本》一月二十七日的言行記錄了他「接見林祟鏞局長，商談中央銀行現金運送廈門辦法。公聞劉攻芸總裁對此事進行，面有難色，殊為駭異，喟然曰：『世人能明理識義，始終如一者，誠難得也。』」
而在上海積極從事搶運黃金工作的俞鴻鈞，於一月二十八日自上海發給蔣介石一份密電，暗示蔣介石他要「請經國兄催辦」。催誰辦？俞鴻鈞自然指的是新任的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他說：「（一）、滬國行存金尚有八十二萬餘兩、銀元二千六百萬元，以前因存兌金銀，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現在政策變更，無此需要，亟宜早日運出，免滋延誤。除密洽劉總裁迅辦外，擬請由經國兄電話催辦。（二）、前奉交「革命償債委員會」匯票二紙，已托由德懋兄匯往紐約中國銀行專戶存儲，候命指撥。因國行原賬戶已結清取消，另開專戶諸多不便也。」為何要密洽「劉總裁」？因為蔣介石已經下野，當家作主的是「代總統」李宗仁。而一月二十八日，距離蔣介石命令俞鴻鈞、蔣經國搶運黃金，已經過了十八天時間，蔣介石下野也有一個禮拜了，新的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竟然不動如山，不聽命行事，蔣介石內心早就火冒三丈了，只是一時隱忍未發罷了。蔣經國和俞鴻鈞一干人等於是「一再叮囑財政金融主管當局，應將其運至安全地區」，二月三日，俞鴻鈞發電報給蔣經國說：「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可知俞鴻鈞已經說服劉攻芸，要與蔣介石派來的人配合，將大部分的黃金往台灣撤運。化解了來自劉攻芸的阻力，蔣經國等人「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布置」，國民政府財經官員即展開大規模的運金行動，將上海國庫的黃金、外鈔幾乎搬走一空。俞鴻鈞明知自己已不在央行總裁任上，但由於受蔣介石密令，仍冒險隻身赴滬，親自動員央行員工，搶運黃金到台灣。一九六年七月間台灣《聯合報》的一篇紀念文章寫著：關於俞氏在卅八年上海淪匪前夕把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籌劃啟運來台，保全了國家的巨額財產，穩定了政府遷台後的財政金融，此一段事迹，今日已為國人普遍知曉，可是，一般人都還忽略了此中的一個重要關節：也許會有人以為俞氏當時既為中央銀行總裁，籌劃啟運央行庫存黃金至安全地點，本為其職責以內的事。其實，俞氏當時並不在中央銀行總裁任內。
但是，雖然不在其位，而過去同仁之間的老關係依舊存在，對同仁的威權也還有新的職務──「中央銀行常務理事」來當靠山（其實此一職銜，位高卻無權），惟其如此，蔣介石密令俞氏再赴上海撤運黃金，他才可以圓滿達成撤運黃金的目的。
在這段日子裡，由於劉攻芸故意拖延運金，蔣介石父子一方面對黃金搶運工作感到憂心忡忡，另一方面對劉攻芸不能貫徹命令時感慍怒。蔣經國曾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某一天的日記中寫道：
中央銀行金銀之轉運於安全地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數金融財政主管當局，最初對此不甚了解，故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分金銀運存台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此種同胞血汗之結晶，如不能負責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諸無謂浪費，乃至資共，那是一種很大的罪惡。也就是說，在蔣氏父子的心目中，黃金若是留在上海的金庫里，留給李宗仁，只不過是「無謂浪費」；假若留給共產黨，那更是「一種很大的罪惡」，自不能留下這批財寶「資敵」。章君谷先生在《俞鴻鈞傳》中敘述：二月十四日，李宗仁連下了兩道命令：令行政院自廣州遷回南京辦公，行政院長孫科託病，置之不理。再嚴令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不得將中央銀行存金運到他處。劉攻芸也沒有答覆，因為他知道中央銀行絕大部分庫存黃金早就給俞鴻鈞運到台灣去了。而且俞鴻鈞是他的老上司，即使再要把剩下的黃金一併運台，劉攻芸也無法拒絕。
但是，由於延滯黃金搶運時程，蔣氏父子對劉攻芸始終余怒未消，劉攻芸不僅受到了蔣介石的責備，更因而失寵。上海解放前夕，劉攻芸固然去了台灣，但是，在國民政府內部已無其容身之地，後來他悄悄去了新加坡，終老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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