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中「上海人」的形成及其認同
撰文：熊月之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在現代中國，上海人已成為一個具有明顯文化特徵的社會群體，與北京人、廣東人、湖南人、四川人、山東人等並提。所不同的是，上海人形成自身文化特徵的歷史，遠不及廣東人、山東人、湖南人那麼悠久，而只是近百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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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以前，上海本是中國的一個普通縣城，規模並不算大，歷史也不悠久。中國在夏朝已有城市出現，商、殷、亳等都是那時的城市。戰國時期，城市數量和規模已相當可觀，齊都臨淄、魏都大梁、趙國邯鄲、燕國下都、秦國咸陽、楚國郢都、壽春、韓國宜陽，都是遠近聞名的城市。據估計，秦王朝建立以前，全國有大小城市540座。從秦朝到東漢，新建城市460多座，最著名的是長安、洛陽。三國到唐朝，新建城市350多座。但是，在宋代以前，在中國數以千計的城市中，在形形色色的州名、府名、郡名、縣名、鎮名中，人們還找不到「上海」，當然更無上海人的概念。
距今1200年以前，公元751年（唐天寶十年），唐朝從嘉興、崑山、海鹽等縣分出一部分，設立華亭縣，約有人口10萬，治所即今松江縣，屬蘇州府。今上海市區所在地，為華亭縣的一部分，這是今上海地區最早設置的行政建制。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松江知府奏准元朝中央政府，划出華亭東北、黃浦江兩岸的高昌等五鄉，正式設置上海縣。全縣有72502戶，約30萬人。這時，中國已有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杭州，有聞名遐邇的商業名城揚州、廣州、成都、洛陽、開封、蘇州等，上海還只是有縣無城，不但在全國，就是在長江下游地區也不起眼。
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為抵禦海上倭寇侵擾，上海築起城牆，這使得上海在外觀上更像中國普通的城市。在明清兩代，上海的社會、經濟有了比較大的發展，到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全縣已有50多萬人，其中縣城人口約20萬，這在當時的中國，屬於普通城市，與今天屬於上海市轄治、當時和上海縣並列的華亭、嘉定、青浦不相上下。那時中國的城市除了京師，下分省、府、州、縣幾個層次，州是因地而設，所以可以認為是省、府、縣三個層次，縣城是第三級。清代有十八個省，一千三百多個縣，上海為其中之一。
開埠以前的幾百年中，上海人口大體來自四個方面，一是隨著上海陸地的逐漸形成，從太湖流域順勢東遷的，這是上海地區的最早居民。二是在北宋、南宋之際，隨著宋王朝首都南遷杭州，從北方中原一帶遷移而來的。三是在元末農民起義時，因避戰亂而從江南、江北一帶逃到上海的。四是隨著明清時期上海經濟的繁榮，海上貿易的發達，從廣東、福建、寧波等地來此經商的。
在開埠以前，上海人沒有什麼明顯的特徵。他們或植棉，或種稻，或捕魚，或經商，文化上受蘇州影響較大。那時文化意義上的上海人還沒有出世，即使提到某人是上海人，例如說徐光啟是上海人，董其昌是上海人，也只有籍貫上的意義。但是，上海城市發展的後起性，人口來源的多元性，對上海人的主客觀念帶來一定影響。在其他城市，如廣州、成都、蘇州，因其歷史悠久，規模巨大，外來人口總是占很小部分，本地人、外地人分得比較清楚，城市居民有濃厚的主客觀念。上海則不然，其人口實屬由不間斷的各地移民組成，因此，對於這個城市來說，居民只有先來、後來之別，主客觀念不強。對這情況，民國初年的《上海縣續志》寫道：「查吾邑水陸輻輳，五方雜處，但可論住年之久近，無從有土客之區分」。
可能由於上海人口五方雜處的特點，也可能與江南民風纖細柔弱有關，上海居民給人造成的印象是對外來人的排斥力不大，包括對外國人。這在上海開埠以後，西方人多次談到。有個西方人這樣描述上海人與廣東人的區別：
上海人和廣東人，不但口語像兩種歐洲語言那樣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廣東人好勇鬥狠，上海人溫文爾雅；南方人是過激派，吳人是穩健派。自古以來上海人一直是順從當權的地方政府的，而廣東呢，卻隨時在醞釀著政治陰謀和叛變。對於排外運動，廣東人在許多事件中，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以後，對於外僑曾表示強烈的憎惡；如果他們對於外僑能夠表示冷淡，我們就認為很好的了。而上海人呢，雖然他們不是在本性上願意和外僑親善，但至少願意和外僑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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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上海開埠時，城市人口約20萬，1853年增加到54萬，1900年超過100萬，1910年為129萬，1915年201萬，1930年314萬，1947年449萬，1949年初達546萬。一百年多中增加20多倍。
上海人口急速膨脹，短短一百年中，從一個普通縣城，一躍而成全國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五大都市，這是由多方面因素決定的。其中最關鍵的是兩條，一是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的影響，二是多功能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
第一，特殊政治格局的影響。1840年至1842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1842年8月29日，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城市為通商口岸。上海在1843年11月17日正式開埠。1845年11月29日，《上海土地章程》公布，英租界設立，上海由此成為中國最早辟設租界的城市。隨後，法租界、美租界相繼設立，而後是英、美租界的合并為公共租界，各租界的不斷擴展。英租界初設時僅佔地832畝，美租界並無界至，到1899年，公共租界面積達33503畝。法租界初設時佔地986畝，1914年達15150畝。沿租界和縣城周圍的大片地區也逐漸城市化，形成閘北、滬西等社區。上海城市面積迅速擴大，城市人口急劇膨脹。
如果按照被視為租界根本法規的《上海土地章程》，上海租界僅僅是由中國政府劃定一塊地皮，租賃給外國人居住的居留地而已，其地的領土主權、行政權、司法權仍屬中國所有。在租界開始的十多年中，實際上也是這麼運作的。但是，在1854年以後，由於租界當局屢次違約，利用清政府的軟弱和無知，豪奪巧取，終於把租界經營成中國政府權力難以達到的地方。在這裡，外國人有類似於議會的納稅人會議；有相對獨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有巡捕、軍隊、監獄。在這裡，中國軍隊不得隨意進出，甚至華人犯法，中國政府也不能獨立處罰。
租界既是中國領土又不受中國政府直接管轄的特點，使得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出現一道縫隙。這道縫隙雖然很小，但影響很大。這道縫隙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統治系統中，成為一條力量薄弱地帶，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間。最早意識到這一特點的是維新派。1898年戊戌政變以後，康有為、黃遵憲等維新志士都利用這一特點而得以活命。此後，清政府的反對力量更加清楚地看到上海租界的這一特點，並有效地利用了這一特點。蔡元培、章太炎、鄒容、吳稚暉等革命派在上海辦愛國學社，在張園頻繁舉行愛國集會，出版《革命軍》、《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書籍，放言攻擊清廷，鼓吹反清革命。上海地方政府認為其意在謀反，應該捉拿嚴辦，租界當局則不這麼認為。1903年發生的震驚中外的「蘇報案」，是革命派利用上海租界所造成的縫隙效應的典型。在民國時期的各種進步力量，都有效地利用上海租界的特點，發行報刊，出版書籍，進行各種活動。
因租界存在而出現的社會控制縫隙，不但存在於租界與華界之間，也存在於租界與租界之間。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家分治，事權不一，發生在一個區域里的犯罪，另一個區域可以不聞不問，無動於衷。這個區域里的罪犯，到那個區域里可以悠然自得，逍遙法外。於是，走私、犯毒易於得手，流氓、幫會組織得以橫行。租界與華界的交界處、法租界與公共租界的交界處，成為走私、犯毒的理想交接地。
由於租界的存在，上海在近代中國，實為一個政治孤島。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南京政府的號令，可以行至天涯海角，在上海租界卻不能暢行無阻。在中國各地進行戰爭的各種政治勢力，也不敢貿然將戰火燒到租界。於是，中國其他地方硝煙滾滾，上海租界卻風平浪靜。太平天國的戰火、義和團的大刀長矛，辛亥革命的大炮，都沒有波及到上海租界。由於近代中國是在連綿不斷的外侵、內亂、天災、人禍中走過來的，上海這個相對穩定的孤島，意義就特別重要。上海地下無礦藏，地上無特產，地皮又很貴，但是很多理應開在外地的工廠卻偏偏開在上海，考其原因，就是因為上海比較穩定。穩定，意味著意外風險較小，這在一定的條件下，比資源、地價更為重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個西方人這樣說：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何以會這樣迅速地成為一個大工業城市，因為從環境來看，上海並不是理想的地方，地價貴，房租高，工資昂，水源不潔，其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其他地方經常動亂不安，工業發展遭到騷擾，上海則不然，「這就形成了工業集中於上海的趨勢。許多本應遷出或開設在原料產地的工廠也都在滬設廠。雖然運費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海特別是租界內，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擾。」
第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上海在開埠以後，逐漸發展成中國特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這裡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外貿中心。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心在廣州，上海開埠以後，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廣闊的腹地，很快便取代了廣州的地位，在1850年代便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1949年以前，上海港口與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三百多個港口有貿易往來，對外貿易佔全國總額的50%。從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上海對外貿易值佔全國總值的比重，最高達60%以上,低的也佔40%以上。這裡是近代中國的埠際貿易中心。大量進口商品通過上海轉向內地。1936年上海的埠際貿易值包括轉口貿易值為8.9億元，佔全國各通商口岸埠際貿易總值的75%,1940年更增加為13.2億元,佔全國的88%。這裡是中國的交通運輸中心。外資輪運業首先在這裡產生，並迅速獲得發展，民族資本的輪運業也首先出現在這裡。在19－20世紀之交,上海已形成了包括內河、長江、沿海和外洋航線在內的水路運輸網。至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綜合性海港,被列為世界十大港口之一。這裡是中國的金融中心。早在1847年,英商麗如銀行就在上海設立了分理處,以後一批實力更強的外資銀行，紛紛在滬開設支行。1897年中國最早的一家本國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首先誕生,以後一些本國大銀行也紛紛開設。至1935年,中國共有銀行164家,總行設在上海的有58家,佔35%。加上在上海設有分支機構的銀行，上海共有銀行機構182個。這裡是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據1933年時的統計,上海擁有工廠3485家,占當時全國12個大城市總數的36%。資本額共為19087萬元,佔全國12個大城市數的60%。這些工廠的生產凈值為72773萬元，佔全國總值的66%,1947年,上海工廠數更達7738家，佔全國12個大城市總數的60%。這裡是近代中國的書籍出版中心，西學傳播中心，報刊發行中心，郵電通訊中心，文化教育中心，鴉片販運中心，娼妓活動中心，娛樂賭博中心，股票交易中心……。
這麼多的這個中心，那個中心，吸引著全國各地形形色色的人，也消化著形形色色的人，為各色人等施展才華，尋找生路，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你有錢在內地不安全么，到上海來，投資工廠，買房地產，或進行股票交易。你念不好四書五經、做不來八股文么，不要緊，只要你能讀好洋文，照樣能找到一份薪水優厚的職位。你會畫畫嗎，行，每天塗他幾幅，照樣豐衣足食。能處方治病，能搭台唱戲，能跑街算賬，算命打卦，耍拳賣葯，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即使你目不識丁，也不要緊，只有你能吃苦，肯出力，拉黃包車，當碼頭工，也能混一碗飯吃。
於是，難計其數的逃難者，投資者，冒險者，躲債者，亡命者，尋找出路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沒文化的，富翁，窮漢，紅男，綠女，政客，流氓，都向上海湧來。上海成了容納五湖四海各色人等的人的海洋。
上海真是一個萬花筒。……只要是人，這裡無不應有盡有，而且還要進一步，這裡有的不單是各種各色的人，同時還有各種各色的人所構成的各色各樣的區域、商店、總會、客棧、咖啡館和他們特殊的風俗習慣、日用百物。
上海外來移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內移民，二是國際移民。國際移民來自英、法、美、日、德、俄、意、葡、波蘭、捷克、印度等近40個國家，最多時超過15萬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上海是世界上人口進出最方便的城市，不需要簽證，又沒有排斥外來人口的傳統，因此，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時期，上海常常成為外國難民的避難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大批無國籍的俄國人（通常被稱為白俄）逃到上海，1925年法租界的白俄有一千四百多人，1936年近一萬二千人；1935年公共租界的白俄也超過三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兩萬多猶太人從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等國逃到上海，躲過了納粹的迫害。上海的國際移民中，1915年以前以英國人為多，1915年以後以日本人為多。這些人有的是短期移民，經商、傳教、辦企業，事情完了或發了財便返回原籍，也有一些人是長期移民，一輩子或幾代住在上海。這些國際移民，對上海的建設發生過重要的影響，但由於他們在國籍、膚色、語言方面，都保留著母國的原色，當然不被上海人認同。儘管他們當中有些人出生在上海，按照國際通例可以算是上海人，有些人也自認為是上海人，但那只有出生地點的意義。1949年以後，他們都回到各自的國家去了。因此，本文所論上海人，不包括這些國際移民。
進入上海的國內移民，從方式上看，多屬零散、自發、非組織性移民，而不是有組織的集團性移民。在一個多世紀中，共有三次移民潮湧入上海。第一次是太平天國期間，長江中下游地區尤其是江、浙一帶，戰事頻仍，大批難民涌如上海，從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凈增11萬。第二次是抗日戰爭期間，上海兩租界人口增加78萬。第三次是解放戰爭期間，上海人口增加20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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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的外地移民湧入上海，迅速地改變了上海的人口結構，使得客籍即非上海籍人口遠遠多於上海本地人口。據上海自1885年以來歷年的人口統計，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佔80%以上，華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佔75%以上。1950年1月的統計，其時已無租界，非上海籍人口佔85%，上海籍人口僅佔15%。
上海的國內移民來自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山西等十八個省區。據公共租界和華界對人口的分省籍統計，上海外來移民的人數，第一是江蘇，第二是浙江，至於第三名，在公共租界是廣東人，在華界是安徽人。綜合而論，按1950年1月的統計，人數最多的是江蘇(2393738)、浙江(1283880)，均超過百萬；其次是廣東(11917 8)、安徽(118567)、山東(109925)，均在十萬以上；再次是湖北(38524)、福建(23820)、河南(19271)、江西(17550)和湖南(17525)。
上海居民來自五湖四海，到上海以後，所處之處，是由兩個租界和華界三個不同的市政管理體系構成的，華界又被分割成南市、閘北、滬西等區域，所以，上海居民並沒有一個完整、統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對不少上海居民來說，上海是個避難、淘金的地方，不是他們的家鄉，也不是他們永久駐留之地。他們的家鄉在潮洲，在寧波，在揚州，在漳州，他們常有一種有朝一日衣錦還鄉、葉落歸根的願望。上海只是上海人的客居之地，上海人只是上海的過客。連原先本地的土著居民也不認為自己是上海人，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居住在偏離市中心的地方，在浦東，在江灣。他們把到市中心去說成是「到上海去」。
「你是哪裡人？」這是移民社會永恆的話題，也是上海陌生居民習見的話題。他們對同一原籍的人有一種本能的信任感。同鄉會是上海居民最熟悉的組織，同鄉是他們最親切的關係之一。還在開埠以前，來上海的浙江人、安徽人、福建人、廣東人，已組織了十多個同鄉會館、公所，諸如浙紹公所、徽寧會館、泉漳會館、潮洲會館。1843年上海開埠以後，這類會館公所更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諸如四明公所（寧波人）、三山會館（福建人）、廣肇公所（廣州、肇慶）、平江公所（蘇州人）、錫金公所（無錫人）、江寧會館（南京人）、京江公所（鎮江人）、山東公所、徽州會館（安徽人）、湖南會館、楚北會館（湖北人），等等，不勝枚舉。到1911年，上海已有此類會館、公所60多個。這些組織，為在滬同鄉尋找工作，排解糾紛，申訴冤屈，辦理婚喪嫁娶之事。特別是設立義冢，建立殯舍，為在滬死去的同鄉能魂歸故里而提供方便。有些會館、公所還設立診所，設立義學。他們開有適合同鄉口味的飯店、菜館，如粵菜、川湘菜、淮揚菜，設有上演本鄉地方戲的戲院。特別是大多數會館、公所，供奉著各地的鄉土神，歲時祭祀。四明公所供奉關帝（關羽，三國人物，是講究信義的化身），泉漳會館供奉天后（福建莆田人，五代時閩王都巡撫林願的女兒，據說能預知吉凶休咎，死後著靈還上，能救海上行舟遇險之人）。江西會館供奉許真君（東晉道士，住南昌，據說學道成仙，能顯靈濟世）。徽寧會館供奉朱文正（朱熹，宋朝大儒，徽州人）。山東會館供奉孔子。說鄉土話，交鄉土人，吃鄉土飯，聽鄉土戲，供鄉土神，這是各地在滬居民自我認同的重要象徵。
大量事實表明，在開埠以後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一般還沒有從同鄉單一認同進入到同鄉與上海雙重認同的階段。1853年到1855年，上海爆發了著名的小刀會起義。小刀會隊伍的成員主要是在滬的廣東人與福建人。上海當地人一般都將此視為廣東人、福建人的事。小刀會起義失敗後，上海地方當局也不認為那是上海人的事情，而只追究在上海的福建人、廣東人的責任，所以，清政府採取的懲辦小刀會的十條措施中，有三條是明確針對福建、廣東人的。這三條是：慎選閩、廣會館董事；遞籍安插閩、廣遊民；閩、廣商民會館一律遷出城外。1870年代，上海爆發了四明公所事件，在滬寧波人與法租界當局發生衝突，上海當地人誰也不認為那是上海人的事情，而只認為那是寧波人的事情。1893年，上海公共租界舉行上海開埠50周年盛大慶祝活動，上海華人踴躍參加，但他們打的旗幟是「廣幫」、「寧幫」之類，他們的身份並不是代表整個上海華人，而是上海的廣東人或上海的寧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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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上海移民開始了對上海的認同了呢？我以為這是二十世紀初年的事。論據有以下四點：
第一，上海地方自治運動。1905年，上海地方士紳郭懷珠、李平書等，鑒於華界市政建設遠遠落後於租界的實際狀況，創議設立總工程局，以進行鋪路、築橋之類所市政建設，獲得上海道台批准後，便即刻投入行動。1909年，清朝政府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總工程局相應改名為城自治公所。上海地方自治持續進行了９年，修路100多條，築橋60多座，建造碼頭6個，新辟、改建城門９座，制訂了各種各樣市政管理條例。這對於改善華界的市政設施，縮短華界與租界的差距，建立了卓越的功勛。這是上海居民上海意識增強的表現。領導這一運動的李平書有一段話，最能反映當時人的上海人意識：
吾一言通商以後之上海，而為之愧、為之悲。愧則愧乎同一土地，他人鍾事增華，而吾則因陋就簡也。悲則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視一切，而吾則局促轅下也。要之，通商以來，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內地也；商埠也，非縣治也。豈非所謂喧賓奪主耶！抑非所謂相形見丑耶？而吾上海之人，數十年來，處之夷然，安之若素，面不赧而心不慚。
通過上海地方自治，最能反映上海移民認同意識的，還不在於修了多少條路，築了多少橋，而是參加地方自治運動的人。領導上海地方自治的士紳，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來移民。上海地方自治領導機構有二，一為議會，二為參事會。議會由33人組成，由領袖總董與辦事總董5人領導，領袖總董李平書是上海本地人，辦事總董４人，莫錫綸、郁懷智是上海人，而朱葆三是浙江人，曾鑄是廣東人。後二人都是經商來滬的移民。至於參事會中外來移民更多。董事都是經上海紳商選舉產生的。參加上海地方自治運動，與1905年參加抵制美貨、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或其他政治運動，在地方認同問題上，具有明顯不同的意義。後者不帶有地方身份認同的色彩，而前者本身便是地方身份認同的一種行動。那麼多的外來移民，投入上海地方自治運動，說明這些移民已經認同了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同時也說明上海當地人也認同了他們。
第二，上海地方官員表彰外來移民。1903年，前任上海道台、後任商約大臣的呂海寰，奏請朝廷表彰上海私人辦學有功人員。他所開列的名單中，既有上海本地人王維泰、蘇本炎、秦榮光，也有從江蘇吳縣來滬的俞復、杜嗣程、許士熊、丁寶書。這表明，此時，這些外來移民已被地方官府視同本地居民了。
第三，上海滬軍都督府成員結構。1911年11月，上海革命黨人舉行反清起義，成功後成立滬軍都督府，是為上海軍政領導機關。這一機構的成員，絕大多數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陳其美是浙江人，參謀長黃郛是浙江人，外交總長伍廷芳廣東人，財政部長沈縵雲是江蘇人，交通部長王一亭是浙江人，閘北民政長虞洽卿是浙江人，他們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他們主持著上海的事務。只有民政部長李平書、軍務部長鈕永建算是上海本地人。武昌起義以後，全國各地反清起義風起雲湧，但有一規律，即各地革命黨人反對各地方清政府，然後組成各地軍政府，湖南人在湖南搞起義，廣東人在廣東搞起義，陝西人在陝西搞起義。陳其美等在上海舉事，領導滬軍都督府，本身是他對上海身份認同的一種標誌。這與湖北、湖南、廣東、安徽、陝西、貴州等地反清起義後的軍政府純由當地人主持很不相同，與正常情況下，朝廷任命外地人來滬做官也有本質不同。他們是從上海社會之中產生出來的，代表著上海的利益，以上海人的身份在行事。當時，並沒有人說他們不是上海人，那些上海本鄉本土的李平書、鈕永建、郁懷智等，也沒有人出來說「你們這些人不是上海人」。
第四，中共一大上海小組的代表。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舉行。聚集到上海的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都是各地人代表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何叔衡代表長沙，董必武、陳潭秋代表武漢，王燼美、鄧恩銘代表濟南。上海兩名代表，沒有一個是上海本地人，此前在上海活動時間都不超過五年。其中，李漢俊（1890-1927）是湖北潛江人，1904年留學日本。1918年從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到武漢。1919年到上海，此後在上海參加《星期評論》撰稿與編輯， 1920年參與上海發起組工作。李達(1890-1966)是湖南零陵人，1913年、1917年兩度留學日本， 1918年5月，參與留學生組織的「留日學生救國團」回國請願，暫居上海進行活動，同年6月又回到日本。1920年夏，他再從日本回到上海，在這裡參與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的事宜。二李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也不是上海附近人，如果以今天上海城市關於人口管理的條例去衡量，這兩個人連取得上海城市暫住證的資格都沒有，但在那時，沒有人會對他們的身份提出質疑。他們之所以被確定為上海代表，因為他們已經定居在上海，活動在上海。
第五，《上海指南》的出版。從1909年開始，上海商務印書館等機構，出版了《上海指南》《上海遊覽指南》等多種介紹上海的書籍，其中單《上海指南》從1909年到1912年就出了7版。這些書，除了一般地介紹上海的名勝古迹、著名商店、旅館、飯店、妓院，還介紹了在上海旅遊、居住的常識，包括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特點，常見的一些上海話的含義和使用方法。這一方面說明，到這時，上海、上海人已有一個比較確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起了進一步規範在滬移民行為方式的作用。
到民國初年，移民對上海的認同已成普遍現象。民國初年，上海出版了一批《上海名人像傳》、《上海工商名人錄》，所收多不是上海本地人。例如，1919年上海泰東書局出版的陳伯熙編的《老上海》，將許多外地在上海的人物都列為上海名人，如浙江上虞的經元善、餘杭的章太炎、吳興的陳其美、廣東佛山的吳趼人、江蘇吳縣的王韜。
最典型的是1930年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的、海上名人傳編輯部編寫的《海上名人傳》，共收上海名人100人，其中只有杜月笙、林康侯、黃涵之、葉惠鈞等10人是上海本地人，正好佔10%。其餘都是在上海的外地人，佔90%，如浙江吳興的王一亭、浙江鎮海的方椒伯、江蘇元和的貝潤生、江蘇吳縣的朱壽丞、安徽合肥的李偉侯、廣東台山的李煜堂。此書出版時，這些人都在上海，且配有他們的照片，無疑是徵得他們同意的。這也可以說，這些人早就認同了他們的上海人角色。
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了這些移民對上海的認同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幾條：
其一，上海形象的穩定。在開埠以後的二三十年里，上海租界的各個方面，都未定型，工部局是到五十年代才出現的，英美租界是到六十年代才合并的，會審公廨是到六十年代才出現的，公共租界、法租界的較大規模的擴展，是到九十年代才完成的。特別是租界為中國政府權力無法達到這一點，是通過戊戌政變和庚子事變、東南互保等事件，才為中國社會普遍認識到。於是，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不斷地向上海集結，上海的聲音在中國各種事件中，越來越不同凡響，越來越引人注目。
其二，移民居留的時間。移民對移居地的認同，與居住時間的長短成正比。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早期來滬移民，即開埠初期便來滬的，和太平天國時期大批來滬的，在滬居住時間已有四五十年了。據估計，在1853年小刀會起義以前，上海已有廣東人８萬，福建人５萬，照此比例，當時江蘇、浙江在滬人數當各在８萬以上。因太平天國和小刀會的關係，從江、浙又湧來六、七萬（扣除來而復回的）。如果這三十來萬人構成了近代上海最早的一批外來移民。如果這些移民在滬結婚成家的話，到十九世紀末，則不但有了兒子，很可能已經抱了孫子，他們的生活重心已不在寧波、揚州、潮州、香山，而在上海。
其三，公共輿論的整合作用。上海自開埠以後，便成為國內外輿論關注的重點，自上海有了《六合叢談》、《萬國公報》和《申報》等中文報刊以後，上海的消息，上海的形象，便日日被輿論宣傳著，不管捧也好，貶也好，上海是被作為一個整體形象被傳播著，活動在上海的人，也往往被籠統地視為上海人。1900年，經元善等1300多人通電反對慈禧太后廢除光緒皇帝，所用名義是「上海寓居紳商」，其中絕大多數包括經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應當說，這樣署名，既突出了他們的上海身分，又含有他們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但外界報道或談論時，往往徑稱「上海紳商」。以後，黃宗仰、吳稚暉、蔡元培、章太炎等經常在張園等處演說，報紙上登出消息，多稱之為「上海紳商」。「寓居」兩字一去，突出了他們的上海身份。這樣日日宣傳，月月宣傳，公共輿論如此說，他們也認同了。
5
移民對上海的認同程度，與他們在上海居住的穩定程度有直接關係。長久居住，易於認同，短期居住，不易認同。1949年以前，上海人口變動明顯地依中國國內戰爭、災荒情況而呈潮汐現象，即戰爭、災荒起時，上海人口大增，戰爭、災荒過去，上海人口減少，沉澱下來的那部分便是增加的部分。
1958年以前，即使是已經長住上海、並已認同上海身份的人，往往也保留著對故鄉的認同，即保持對上海與原籍的雙重認同。不光在街上說上海話、在家裡說家鄉話，而且準備在適當時候葉落歸根的大有人在。這種情況與早期海外華僑有點類似。但是，1958年以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上海在1949年以後的最初幾年，並沒有實行嚴格的人口控制。從1951年至1954年，上海每年凈遷入人口21萬。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對上海城市進行改造，動員部分工廠遷往內地，並疏散上海人口，當年從上海凈遷出58.6萬人。從1958年開始，上海實行戶籍管理制度，嚴格控制人口遷入。從此，上海人口遷出容易遷入難。外地人進入上海的閘門被關住，上海人成了固定的一群，上海人的身份也有了固定的含義。這對於催發上海人特殊的上海意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於上海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由於城市生活的種種方便，文化發達，科學技術先進，商品豐富，物價也不高，上海人極其珍惜自己的上海人身份，珍視城市生活的種種優越性。「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成為普通市民的共識。於是，青年學生不願意報考外地的大學，擔心將來無法回到上海。在外地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只要能夠返回上海，不惜一切代價，甚至放棄已在外地建立的家庭。上海人也漸漸變得看不起外地人。
這種情況，對上海人的身份認同產生了很大影響。老一輩移居上海的外來人，少有再作歸根之想的。生在上海、長在上海的青年一代，寧波、揚州、潮州等原籍，對於他們來說，完全是陌生的地方，只是在填寫身份表格的「籍貫」一欄里才用得到他們。
6
作為上海人，有些什麼共同的特徵呢？這個問題，上海學術界曾經討論過，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一個共同的看法。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條：一是語言，二是行為方式，三是審美情趣。
會不會說上海話，是能否被上海人認同的主要標誌。在開埠以後最初的三四十年中，來滬移民，各操原籍土語，蘇州話，廣東話，寧波話，福建話，蘇北話，南腔北調，應有盡有。清末一首竹枝詞寫道：「他方客弱主人強，獨有申江讓旅商。各操土音無敢侮，若能西語任倘佯」 。時人稱：
上海之口音龐雜，不可究詰。各地混合之俗語有２７種，遊盪無形之切口有５２種。至於方言，此鄉與彼鄉異，浦東與浦西異，或雜以英語，或代以反切，細言之不致幾百種。大致分為數項：第一廣東話，第二寧波話，第三蘇州話，第四北方話，第五始及上海本地話。除城南城西一帶尚有完全土著外，其餘一變再變。
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發展，逐漸產生了上海話。究竟是什麼時期產生的，很難確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上海話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已經形成。1892年，上海出版了韓邦慶的小說《海上奇書》，所用語言即為上海話。此書出版以後，頗受歡迎，在清末便出了六版。這說明，在九十年代以前，上海話已在上海通行。
上海話並不是上海開埠以前上海方言的簡單延續。民國年間，一位日本學者研究過上海方言的結構，認為上海方言由四部分組成，第一是蘇州語系，包括上海、寶山、南匯、崑山、嘉興、崇明、湖州、無錫、常州、杭州等地方言。第二是寧波語系，包括紹興、嚴州、金華、衢州、台州等地方言。第三是粵語系。第四是其他方言，包括蘇北語等。四大部分中，蘇州語系佔75%，寧波語系佔10%，廣東話佔0.5%，其他方言佔14.5%。
就像上海人來自五湖四海一樣，早年上海人講的上海話也帶有各自的鄉音。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但後來離開上海的老人回憶說：
當初我們在上海，講的當然是上海話，但並不純粹。例如浦東人講浦東人的上海話，寧波人講寧波人的上海話，蘇州人講蘇州人的上海話，揚州人講揚州人的上海話，可以稱得上是大雜燴。
1958年以後，隨著城市人口流動的停滯，上海話也逐漸變得統一、純凈。電台廣播的上海話節目和滬劇（上海話）的演出，實際上起了規範上海話的作用。
上海話的規範化，成為上海人的自我認同、區別上海人與外地人的重要依據。有一首婦孺皆知的民謠，「鄉下人，到上海，上海閑話講弗來，咪西咪西炒鹹菜」，就是上海人嘲笑外地人的。
至於行為方式和審美情趣，上海人表現為比較注意衣著打扮，居室內力求布置得舒適典雅。上海在開埠以後，逐漸成為一個高度商業化也十分世俗化的社會，形成了以衣貌取人的習俗。還在1873年，《申報》便刊載過文章，批評上海社會過分重視人的衣著的傾向，稱「恥人衣服不華貴」是上海第一陋習。魯迅也曾生動地描繪過上海人以衣貌取人的習氣：
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比土氣的便宜。如果一色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進正門。所以，有些人寧可居斗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底下，事兩面褲腿上的摺痕天天有稜角。
1949年以後，雖說不像從前那樣明顯地以衣貌取人，但講究穿著的習慣一直保留下來。衣著得體，外表整潔。質地不一定最好，但款式的設計、顏色的搭配，都比較得體。民諺云：「吃在廣州，穿在上海」，「北京人什麼都敢說，廣州人什麼都敢吃，上海人什麼都敢穿」，便是對上海人注意衣著的一種看法。一位北京學者說，「他在北京街頭，能很自信地判別路人的職業、身份，在上海卻不行：你很難根據一個姑娘的服飾、儀態，區別她究竟是大學生、是青工，還是炸油條的」 。考其原因，就是因為上海人普遍注意服飾打扮。在住房布置方面，上海人最捨得花錢，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面。最近幾年，空調，地板，音響，熱水器，鋁合金陽台，在新遷住宅里，已相當普及。
在中國人群中，上海人的行為方式較多地繼承了江南文化的傳統，機智，纖細，文雅。上海人的聰明，多表現為智力型，比如踢足球、打籃球，上海隊一定以技術取勝，而不靠猛打猛衝，鬥智不鬥力。互相吵架，也多為「君子動口不動手」類型，不會動輒拔拳相對。在中國近代史上，上海將軍少而文人多，多舞文弄墨之人，少悲歌慷慨之士。由於多年大都市生活的影響，上海人一般對與己無關的事，不大關心，與熱情好客的北方人比起來，似乎顯得比較冷漠。也由於多年的大都市生活的熏陶，上海人在中國人群中，顯得見多識廣，聰明，靈活。在大街上，一個人如果仰著頭看高樓看半晌，圍著外國人看半天，對著櫥窗面露訝異之色，那大抵不是上海人。聰明而冷淡，使上海人在中國人群中顯出異樣的色彩，於是，「出主意要找上海人，交朋友莫尋上海人」，成為許多人的共識。上海人成為人們既歡迎又不太歡迎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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