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來 用新作品拓寬文學邊界
《塵埃落定》
阿來的作品《瞻對》曾獲2013年度人民文學獎非虛構作品大獎。
阿來在海口讀書分享會現場簽名售書。 海南日報記者 徐晗溪 攝
提到作家阿來，大家一定會想到《塵埃落定》這本書。甚至，有不少人會說，這是他的頂峰之作。
5月10日，在海南瓊台師院報告廳，阿來自我打趣道，「我可不是只會寫小說，上個月剛獲過『朱自清散文獎』，這也算是中國散文界的最高獎了」。
誠然，阿來一直以藏族邊地為寫作舞台，他筆下的藏地文化深邃神秘，不過，正如他所言，他從來不是簡單的史料記錄，而是低下身軀活躍在現實的每一處縫隙——
文字里綿密遐想
關乎看花心情
他寫小說，也寫散文，還會創作劇本。如果這些都是一位作家情理之中的可能性，那麼深入探究生活中的花花草草，算不算一個意料之外的驚喜呢？
「阿來先生，大家提起你，就會想到西藏，你有沒有想過如何打破自己現有的寫作風格呀？」在瓊台師院報告廳，一位女大學生向阿來提問，她聲音很響亮，說完一直站著，似是在等待著什麼。
「你坐下，請你先坐下」，場內一陣鬨笑，大家都沒想到這會是阿來的開場白。看到學生入座了，他這才不緊不慢地回答說，「我寫過一本關於植物的書，這本就跟西藏沒關係，你可能沒看過，名字是《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
這本書側重於書寫成都21種常見植物，不僅著手觀察與記錄成都繁盛的花事，阿來還親自操刀攝影輔以配圖。「我對觀察和記錄植物上癮已經好些年了，曾有朋友善意提醒過我，不要玩物喪志」。他的自我剖析很是坦誠，「但我倒自得其樂，要往植物王國里繼續深入」。
於是，文字記錄不過癮了，他又添置了相機，學習攝影，為植物們的美麗身姿立此存照。2010年，阿來舊病發作，無法遠行，每天便在成都市區那些多植物的去處遊走。
那時正是臘梅盛放的時節。「我看那麼馨香明亮的黃色花開放，禁不住帶了很久不用的相機，去植物園，去浣花溪，去塔子山，去望江樓，將它們一一拍下」，阿來的敘述很是過癮，「過了拍攝的癮還不夠，回去又檢索資料，過學習植物知識的癮；還不夠，再來過寫植物花事的癮」。
在他的文字里，綿密生活之餘的種種遐想都與看花的心情有關。他會細緻地記錄花徑大小，花色、花形、花心、花型等的不同，認真地考證所見花草品種，再配上應景的花草文字詩詞歌賦。
透過阿來的草木心得，甚至可以窺見他的閱讀筆記。當讀到老杜詩，得知杜甫的茅屋位於浣花溪，院里種滿桃花，當時城裡的人競相來看時，阿來便思忖著，那時的城中心歷代都流行什麼花呢？於是，他遍查典籍，終於查到了賈島的「昔聞遊客話芳菲，濯錦江頭幾萬枝」，與陸遊的「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
「這一來，身心都很愉悅了」。提到植物與詩歌，阿來的眼睛都會帶著笑意發光。難怪這本書的腰封上赫然印著：「藏人阿來塵埃落定之後的拈花微笑」。
他心中的西藏是個名詞
不管是寫成都，還是寫西藏，阿來一直致力於打通自然與人文的障壁。作為藏族作家，他曾提出，他正是帶著「對現實的質疑去打撈歷史記憶的」。
也許，所有這一切還要從他的傳奇人生說起。曾有媒體用「從放牛娃到鄉村老師，從卡車司機到著名作家」為標題介紹阿來，雖然簡單粗暴，卻也綱舉目張地概括了他成名前的經歷。
阿來出生在一個叫馬塘的偏遠村寨，只有20戶人家卻歸4個土司管轄，世世代代過著半牧半農耕的生活。他是家裡的老大，下面弟弟妹妹一大群，小的時候，他就領著這幫弟弟妹妹，赤著腳在山坡上放牛牧羊。阿來的故事中，都有他自己的影子。
小時候的阿來最想去遠方，當時村裡不斷有從遠方來的人，都是勘探人，這些人在村子裡紮營。那時的他，對於外面世界的全部見解，都來自曾經到村莊勘探森林資源的地質隊員。阿來說，他們去過好多地方，見過好多人，讀過好多書，自己特別羨慕。
那也是他第一次感覺到，原來世界這麼大。他一直渴望著外面的世界，所以，後來填志願時，他的第一和第二志願都是地質學校。不過，他最終卻讀了一所師範學校。
如今提起這些經歷，阿來感慨道，「放牛娃，開拖拉機，抬花崗石，當鄉村教師……這些苦難生活都是我的寫作源泉和用之不竭的財富！」
也許，正是因為有著刻骨銘心的親身經歷，阿來對於西藏，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西藏本來是一個名詞，但在現在的語境當中，它已經變成了形容詞；在所有人的認知當中，已經把西藏高度符號化了。
阿來認為，「對於他們來說，西藏是個形容詞，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希望西藏是我們生活的一個反面。比如，如果說我們是生活得特別物質的，那麼西藏就是純粹精神的；如果說我們城市人是複雜的，那麼西藏人就是簡單的；如果我們是現代的，那麼西藏就是原始的。」
從馬可·波羅對西藏的描述起，就逐漸形成了關於對西藏的書寫，並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他說西藏這個地方太美好，大量的外國人、小資們到西藏旅行，用的最多的詞就是『虔誠』『神秘』『聖潔』」，與阿來聊天，你會驚嘆他的博聞強識。
「但對於我來說，西藏是一個名詞。我就在那個名詞里生活，看到它的方方面面，跟任何地方一樣」，阿來的見解頗為獨到。
《瞻對》對當代文學的首要意義在於史學非文學
對於大眾對西藏的浪漫化想像，阿來亦有自己的理解：「很大原因是因為中國人今天的旅行方式造成的，我們只是看看風景，並沒有真實地深入當地人的生活，我們帶著某種想法去了，只看到符合我們想法的東西。」
因此，很多人即使去了西藏，也很少會用更客觀、更科學的方法去觀察這個社會與這個社會當中的人。「我們的腦海里已經有種種的關於西藏的形容詞化的意象」，阿來繼續解釋道，「所以，不是人們想的那樣，這兒缺什麼，那裡就有什麼；相反，這兒有的，那裡都沒有」。
在他看來，浪漫化西藏不僅是一種偏見，更會引起大眾的誤解。
「我們經常說要溝通跟理解，而溝通的前提就是互相理解的尊重。如果連理解都談不上，那麼此時的溝通是無意義的，這也是促成我寫《瞻對》這本書的原因之一」，阿來不斷用新的作品拓寬他的文學邊界。
這本著作前後著述五年，阿來曾笑說自己選讀的資料都約計有他一人高。該書以瞻對200餘年的歷史為載體，將一個民風強悍、號稱鐵疙瘩的部落「融化史」鉤沉出來，講述了一段獨特而神秘的藏地傳奇。
2013年8月，《瞻對》在《人民文學》首發，後獲得2013年度人民文學獎非虛構作品大獎。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認為，《瞻對》對當代文學的首要意義在於其史學意義而非文學意義，通讀該書，會發現所謂歷史只有通過「景觀化」才能切入現實。
然而，在海口讀書分享會的現場，仍有不少讀者追問阿來有關《塵埃落定》與茅盾文學獎的問題。畢竟，他曾是茅盾文學獎最年輕的得主，《塵埃落定》則是他的成名之作。
「其實這本書早就寫完了，只是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如果早點出版，就不用等到41歲了，36歲就得獎了」。講述這段往事，阿來的言談很是幽默，「那時大家都覺得這本書的風格跟別的書太不一樣了，不願意出版，或者讓我再修改修改」。
或許大家認為阿來有些過謙了，畢竟李敬澤曾讚賞道，「有了《瞻對》，阿來就不僅僅是一個優秀作家，而將是一個民族意義上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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