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的「隱士」情結

建安六年（201年）冬，「司空」曹操給22歲的司馬懿下達了辟書（任命書）。司馬懿借口患「風痹」半身不遂而矇混過去。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晉陞」丞相，再次辟司馬懿為幕僚。也許事後曹操對司馬懿七年前的表演有所耳聞，這次曹操一面公開送辟書，一面派員秘密前往探查。司馬懿故技重演，再次高卧不起。然而，大雨驟降，倉猝中，他竟忘了自己是個不能自理的風痹病人，跳下床來奔向正在晾曬的書籍。這一幕恰巧被正在門外大樹下避雨的便衣官吏目睹。曹操對司馬懿的陽奉陰違十分惱火，決定再下辟書，並命令執行者：司馬懿若再敢耍花招，立予逮捕。

眾所周知，在曹魏政治史上，司馬懿是個野心勃勃的奪權高手。而他在青年時代為了逃避仕途竟險些入獄，豈不令人費解？

從司馬懿的家庭背景看，似乎不存在與曹操對立的因素。其父司馬防早在熹平三年（174年）任尚書右丞時，便推薦了二十歲的「孝廉」曹操為洛陽北部尉，給了這位宦官子弟公開與宦官專權劃清界限的機會——用五色棒擊斃了一批橫行京城的豪強，其中包括皇帝親信宦官蹇碩的叔父。曹操對司馬防的薦舉一直懷著感激之情。四十二年後的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為魏王后，專門將司馬防請到鄴都敘舊。酒酣耳熱之際，曹操躊躇滿志，故意問：「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司馬防的回答亦不失尊嚴：「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曹操開懷大笑。司馬懿的長兄司馬朗，自建安元年起便應闢為曹操掾屬，後來官至兗州刺史，是建安時期曹操集團的重要人物之一。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加入曹操政治集團，似乎順理成章，但事實並非如此。《晉書·宣帝紀》以儒家的忠君思想予以解釋：「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

的確，司馬懿少年時代受過傳統的儒家教育。長兄司馬朗學術早熟，十二歲時便通過了國家的經學考試，成為正式的朝廷命官郎中。他深厚的經學根柢，對司馬懿的成長也有重要影響。初平元年，司馬防被迫隨董卓遷都長安，年僅十九歲的司馬朗率全家逃離洛陽，輾轉於故鄉河內溫縣與黎陽之間，與父親中斷聯繫達七年之久，獨立擔負起撫育諸弟的責任。司馬氏兄弟在長兄的教育下，在流亡中完成了儒家文化啟蒙，「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

建安初年，曹操面對周圍強大的割據勢力，對漢獻帝的「朝廷」採取以拉攏為主的方針，重建朝儀，恢復了各種制度，並大規模地征天下名士到朝任職。出於共同需要，曹操集團與以漢獻帝為旗幟的漢末名士這兩種政治力量，在建安初期一度尚能和平共處，直到建安五年，雙方的摩擦與衝突才趨於明朗化。

司馬防追隨漢獻帝多年，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自然傾向獻帝一派，這對其家人必然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當司馬懿本人還沒有從曹操集團得到實際利益時，儒家的正統觀念、父輩的立場與青年人的「正義感」，使其一度同情漢王朝的悲慘命運。司馬懿對父親惟命是從，其拒辟行為顯然不可能違背父意，恰恰是得到長輩的支持才對。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兩次徵辟司馬懿的前後，均發生了曹操集團打擊獻帝派的嚴重事件：其一，建安五年，國舅董承、長水校尉種輯等人推翻曹操的未遂政變遭到了嚴厲鎮壓。其二，曹操於建安十三年殺了漢末名士領袖孔融。這也應是導致司馬懿堅卧不起的時代背景。

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青年時期司馬懿有明顯的避世傾向。據《高士傳》記載，司馬懿二十多歲時，曾與大隱士胡昭關係密切。然而，雖有做隱士的志向卻奈何不了曹操的嚴刑峻法，最後只得就範。建安十三年夏秋之際，赤壁之戰前夕，司馬懿入丞相府，融入了建安名士群體。建安時期，曹操丞相府不僅是政治軍事中心，而且是名法思潮的策源地。經過在丞相府長達十二年的熏陶磨鍊，司馬懿的政治立場與信仰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漢王朝的同情者轉變為漢魏禪讓的主要策劃者，率直的青年儒生終於變成了「性深阻有若城府」的幹練冷酷的名法派中年官僚，逐漸把儒學的「忠、信、仁、義」置諸腦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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