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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還是放死

放生還是放死



4月30日,浙江省杭州市,遊客在杭州西湖岸邊進行放生。在今年「五一」小長假期間,有遊客趁杭州西湖管理部門管理空隙,偷偷在西湖水域放生,雖然有路過的市民和遊客進行勸阻:「這樣會破壞西湖原有的生態平衡」,但特地前來放生的遊客還是從容將市場上買來的養殖魚類投入西湖。 視覺中國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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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濟南,在放生點的下游100米處,村民身穿連體防水服,帶著漁具站在齊腰深的黃河水中,撒網捕撈剛剛放生的魚兒。 視覺中國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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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北京湯河口村出現大量狐狸,森林公安認定為非法放生。視覺中國供圖


放生狐狸轉眼只剩一張皮,放生烏龜害死本地物種,面對層出不窮的「愛心之舉」,動物學家質疑:


這幾天,國家林業局為2000多公里外一群巴掌大的烏龜操起了心:那是一群把廈門南普陀寺放生池擠得「幾乎看不見水」的巴西紅耳龜,眼看這些小生靈在水池裡堆得密密麻麻,該往哪兒送?寺廟工作人員的原計劃是「全部捕撈送至水庫」。


這嚇壞了國家林業局與其他懂行的學者。「為防止生態災難,水庫絕不是它們的去處。」國家林業局發微博說。天津市野生動物救護馴養繁殖中心農藝員劉洋則擔心更多:巴西紅耳龜是外來物種,沒有天敵,等它們吃光了水庫的小蝦小魚,「(水庫里的)微生物很難被消化,水質也可能出問題」。

從業10多年,劉洋見過許多光怪陸離的放生行為:有「愛心人士」頂著大太陽,把貓頭鷹扔出去,見鳥兒沒動靜還納悶:「它咋不飛呢?」還有放生者從飼養場買來幾百隻狐狸,烏泱烏泱全擱到懷柔的一座山裡,沒幾天,就出了「狐狸集體下山咬死村民家禽」的大新聞。而那座小山甚至整個懷柔,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狐狸。


「放生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行為,一般都要經過檢疫隔離、補充營養,再擇時擇地進行放生。」北京市野生動物救護繁育中心副主任胡嚴說,民間許多「愛心人士」盲目放生的行為,往往只會造成惡果。


這位從事動物研究近30年的業內人士總結道:「被盲目放生的動物,不管活著還是死去,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都是一場災難。」


不說夜鷹是攀禽,需要倒掛在牆上才能放生了。大白天的,你把夜鷹往哪兒放?野貓野狗的肚子嗎?


如果想一睹原產美洲的鱷龜和巴西紅耳龜的風采,用不著遠渡重洋、甚至不必花錢買動物園門票,劉洋隨意一指,天津海河、武漢梁子湖、各地放生池……都能找到它們的蹤影。

這些都是來自「愛心人士」的饋贈。


劉洋曾在海河裡抓到過被放生的鱷龜,沒有天敵的兇猛鱷龜過得很是舒坦,「手指那麼粗的木棍,一口就咬掉了」;去年,他聽說梁子湖放生了上百隻巴西紅耳龜和中國本土烏龜,結果,兩大龜派從路上一路撕咬到湖裡,最終齊刷刷暴屍梁子湖岸。


他還見過不少放生者選擇將鳥兒放歸自然,放生者學著電視里的姿勢,把從小販手裡買來的夜鷹,嗖地向天上扔去,獃獃的夜鷹似乎沒搞明白狀況,連翅膀都沒撲騰,就重重地掉了下去。


「不說夜鷹是攀禽,需要倒掛在牆上才能放生了。大白天的,你把夜鷹往哪兒放?野貓野狗的肚子嗎?」劉洋每次都哭笑不得地跟「愛心人士」解釋,鳥兒都沒分辨清楚方向,就這麼扔出去,能飛嗎?

解釋了,但活兒沒有少過。從業數年,幾乎每天,救護中心都會接到市民打來的電話,說發現了飛不動或受傷的鳥兒,一細問地方,幾乎都在市內某寺廟附近。


劉洋也忍不住納悶了,「都是『愛心人士』在放生,這些鳥兒飛都飛不動,他們難道沒注意嗎?」


他和森林公安部門一起巡查時才發現,寺廟附近形成了一條「黑色放生產業鏈」。「只要有人買,這些人就會去抓野生的鳥兒。」甚至,「放生者前腳放了,他們後腳抓回來,下回放生者又來買」。


他們查獲一個販鳥集團時,發現許多個小籠子,每個籠子里都關著10多隻鳥,沒人喂水的鳥兒脫水嚴重,有一些還因為鐵欄的擠壓,毛都變扭曲了,擱地上,路都走不穩,直接一頭摔倒。


這個業內人士喜歡拿出這些實例勸「愛心人士」,你放這些動物出發點是好的,可最後它們很容易死亡啊!


放生者睜著大眼睛回他,「哎呀,我放這些動物,也沒想著一定能活,就圖個心理安慰。」


劉洋乖乖合上了嘴。


胡嚴也記得,在懷柔,某位「愛心人士」一口氣擱了300多隻飼養的狐狸和貉,後來工作人員回收時,僅40隻存活,不少狐狸被發現時,只剩下了一張皮;就在狐狸被放生處不遠,還有別的「愛心人士」撒下上百條蛇,當他趕到現場時,發現一條條找不到食物的蛇,集結到公路上,被路過的車輛活活碾死。


「這樣的放生有什麼意義呢?只不過是讓動物換一種死法而已。」胡嚴說。


有次碰見一群放生者,他忍不住多說了幾句,對方堵他,「我們放的動物不一定都會死,也有活下來的呢。」


「如果活下來一樣糟糕,當地的生態平衡肯定會受影響!」胡嚴回道。


沒人理他。


在山東泰山,4年前就有人注意到,滿山亂跑的松鼠數量越來越多,「危及附近村民的收成,果農的核桃減產近一半甚至絕產」。


直到那時,泰山森林病蟲害防治檢疫站站長申衛星才反應過來,松鼠並不是泰山原有的物種,最初都是被市民放生在此,由於泰山缺少狼、豺等天敵,松鼠很快「泛濫成災」。


對著鏡頭,申衛星忍不住懇求,「現在沒有有效控制松鼠繁殖的辦法,請市民不要再買松鼠放生了」。


事實上,我國已出台《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等多部法律法規,均涉及動物保護,可具體到放生,胡嚴也不知道該拿出哪部法律「震懾」眼前這種既不利於動物生存、又傷害生態平衡的行為。


所以,滑動手機屏幕,看著新聞里爆出一條又一條有關放生的奇聞,胡嚴也不再訝異:


有「愛心人士」專程趕到潮白河,對著鏡頭,挨個親吻活魚,再將500多斤的魚統統倒入泛著臭味的河裡。沒一會兒,魚漂到水面,無一例外都翻著大白肚子。還有「愛心人士」站在濟南一座橋上,把裝了十幾個蛇皮袋的青蛙、螺螄嘩啦啦倒入河裡,他們在橋上和動物擺造型合照。橋下,附近20多個村民撈得不亦樂乎。


「如果導致了別的物種滅亡,這樣還能叫『放生』嗎?」


在懷柔,工作人員把因放生而死的狐狸深度掩埋在山谷中。儘管這樣頗為費事,但在業內人士看來,卻是「必要的」。


北京師範大學動物學副教授趙欣如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這些被集約化飼養的狐狸,和被集約化飼養的鳥類一樣,極有可能在飼養場已感染了一些病原體。這其中包括病毒、支原體、細菌、螺旋體、真菌和寄生蟲等「能致病的元素」,在野外,很容易傳染給其它野生動植物。


他為此感到憂心:「病原體就這樣從飼養場擴散到了大自然。」


在這位學者眼裡,盲目放生的動物,活下來有時比死去更可怕,「相當於當地來了一個新物種,而我們永遠無法估計,這會造成怎樣的生態災難」。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澳洲最初沒有野兔。150年前,一位莊園主漂洋過海將4隻穴兔帶到澳洲,隨後放生在維多利亞省,以便打獵。誰也沒想到,不到70年,這些兔子的數量達到了100億隻,「對澳洲的生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壞」。


「盲目放生,會造成當地原有的物種秩序被打破。」這位動物學專家說,「最嚴重的後果會抑制一些當地物種生存,甚至造成它們的滅絕。」


「生物界的秩序是千百萬年演化發展的結果。以人類簡單的思維、簡單的手段就能重新形成一個平衡嗎?」他反問道。


1979年,美國白蛾傳入中國。很快,人們就發現,這種個頭小、通體泛白的昆蟲擁有「難以想像的繁殖潛能」。在它們的菜譜上,200種樹木赫然在列。城鄉的果林、森林、農林在短時間裡,被美國白蛾像蠶一般的幼蟲佔據。沒有天敵的蟲子把一棵棵樹木的樹葉都吃光,並在一年之內繁殖好幾代。現在,美國白蛾已從遼寧擴散到河北、山東等十餘個省份,國家不得不每年投巨資施藥控制這個外來物種。


「事實證明,人對自然的認知太少了,我們不能幹一些自以為很明白其實根本不明白的事情。」趙欣如補充道,「就好比放生。」


作為主管部門相關工作人員的胡嚴,對此感同身受。


他翻開厚厚的中華動物名錄,指著鯉魚、鯽魚的頁面告訴記者,「這些魚的亞種不同,如果盲目把飼養的魚類放生到河流和湖泊里,這些魚很可能會和河裡其他野生魚類雜交。」


而產生的後代,「就會把不該有的基因雜合進去」。


這是胡嚴眼中盲目放生最嚴重的後果之一:攜帶新基因的物種活了,原來的物種受影響,很可能多年後,純的亞種就滅絕了。比如,歐洲的野豬在和非本土的野豬雜交後,就徹底消失了原有的亞種。


「這些都不是當時能看到的,所以,放生真的不是活了就好。」他抬高了聲調,「你當時放下去活了,可是10年後、20年後、甚至100年後的情況你能預知嗎?如果導致了別的物種滅亡,這樣還能叫『放生』嗎?」


「全社會都對放生充滿疑惑,盲目放生的事件層出不窮。這個板子難道只該打在放生者身上嗎?」


和動物保護打了快30年交道,胡嚴總結了放生行為的高發地:寺廟、河湖、高山以及一個常常被人忽視的地方——兒童醫院。


幾乎每一次帶孩子去兒童醫院,胡嚴都能碰見售賣小動物的商販。雛雞、小兔、金魚擠在各種瓶瓶罐罐里,有的嚴重缺水,還有的被鐵欄子壓壞了羽毛。


用不著猜,胡嚴都能知道大多數小動物的結局:他在小區草坪里見過凍得瑟瑟發抖的小兔子,在公園見過被嘩啦啦倒進龍潭湖的金魚,「還能有什麼原因?孩子買回去養幾天就不想養了。那咋辦啊?父母輕鬆作出決定,隨便放了唄。」


同樣當了爸爸的胡嚴,忍不住去想,幼年經歷過盲目放生的孩子,以後長大了,面對放生會是怎樣的態度?


趙欣如一點兒也不意外孩子對放生的無知。事實上,在他看來,國內的基礎教育大有問題:都是應試的科目,「真正留給生物教育的空間微乎其微」。


「我們所處的環境有哪些物種、它們經歷了怎樣的生命演替,這些多數在課本里見不到。沒有這些知識,人們怎麼可能會對放生有一個科學的認知呢?」他說。


最近這些年,他已慢慢覺察到,普通人之外,許多「業內人士」也對物種分辨出現了含混不清的狀況。此前,一批「沒人認識」的鳥誤闖首都機場,在「請教了專業人士後」,主管部門將其送到湖南進行了放生。


後來,看到鳥類照片的趙欣如才發現,那些鳥類其實大多是籠養過且失去生活能力的鳥種,其中還包括產自澳大利亞的籠養鳥,「貿然送到野外,只有死亡一條路」。


他也越來越發覺,研究動物分類學的學者變少了。現如今,懂鳥的「專家」不懂魚,懂魚的「專家」則不懂龜……究其原因,無非都是「相關機構不重視,沒經費沒項目,沒人願意再做基礎分類學了」。


「全社會都對放生充滿疑惑,盲目放生的事件層出不窮。這個板子難道只該打在放生者身上嗎?」這位學者忍不住反問。


「根源在教育、在全社會的認知。這些是相關部門應該好好去考慮的。否則,就算用再嚴厲的處罰和法律去約束,也很難根治這種出發點是善意的行為。」趙欣如認為,一味激化矛盾沒有意義,主管部門應更多地從引導和啟發出發,用科學的思維來做事。


20年前,他曾去台灣考察,發現當地的自然博物館裡,單獨辟出了一個放生專題的教室。


彼時,台灣民眾主要的放生對象也是烏龜,全台灣的老百姓都熱衷於購買各式各樣的烏龜,再放生到台灣各處水域,以此祈福。在放生教室里,圖片、文字和影像則形象展示了這樣做的種種後果。


「震驚同時也很欣賞,台灣把一個社會現象展示在科學教育的場所。」這位動物學家難得地放鬆了表情,「我們需要的,就是這樣溫和的疏解方式」。


文/ 袁貽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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