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楚在天津用影像與你《微小相見》，詳談往事與思想

由天津美術館、天津詩現場俱樂部等機構聯合主辦的「詩和遠方」攝影展於5月14日開幕。著名詩人芒克、翟永明、徐柏堅、默默，歌手張楚等人展出了各自的攝影作品，並在開幕現場與上百名詩歌愛好者討論了當代詩歌及藝術的話題。展覽將在天津美術館持續展出至5月25日。

開幕式結束後，記者採訪了張楚。生於1968年的他，仍保持了年輕人的狀態，沒有世俗的圓滑，也會花時間在朋友圈為別人點贊，但也覺得是「挺不現實的事兒」，點贊只是關注了，而並非完全認同，「前兩天有一篇關於老狼的文章，我也點了個贊。」

2016年，名為《微小相見》的張楚新專輯終於出版，這距他上一張專輯《造飛機的工廠》已時隔20年。他解釋這個名字，「就像是把一顆珍珠放到宇宙里。」張楚把自己定義為「民間音樂人」，他來自民間，起初並無任何藝術體系，但經過20年的沉澱，他漸漸形成了獨特的美學和思想體系，這也是他的價值所在。

（在天津美術館展出的張楚攝影作品）

【接觸生活人才能變得輕鬆】

十六七歲的時候，我跟同學的同學學木吉他，覺得這是生活中最享受的事，然後就迷戀上了彈琴，想自己創作，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寫進歌里。創作出來後我發現，這裡面有一種創造的成就感，所以一發不可收拾。在我看來，美應該是體現在旋律上的，不過那時中國流行音樂的旋律普遍都很生硬，有點兒照本宣科，不生動。

1987年我從陝西機械學院退學，來到北京。北京的音樂環境比西安好一些，但當時也沒有什麼文化生活。我寫了新歌，到「中戲」找張揚他們，在宿舍唱給他們聽，挺過癮。1990年我創作了《姐姐》。其實我的家庭很正常，在這首歌里，我把家庭的一些東西誇張了。很多人以為這是我的真實生活，其實不是。後來我覺得自己和這首歌都被曲解了，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不願意再唱它。

1994年，「魔岩三傑」被推出來。我和竇唯、何勇做的完全是不一樣的音樂，可是都被歸到一個大的概念里，「新音樂的春天」，這其實也會局限每個人的思維。

有一段時間我比較自閉。本來我對北京的印象特別好，自己在音樂上的想法特別多，可是後來慢慢生活固定下來，做音樂、演出，一直這樣，就感覺人被框在那兒，不舒服，上不去也下不來。過去我做的那些音樂，全是我自己的情感和認識，可以說是一個年輕人在認真表達自己對生活的某種成見。這種表達後來被很多人認可，被社會接受。連同其中一些幼稚、脆弱和矛盾的東西。但我沒辦法化解這種矛盾，這是我最後音樂做不下去的很大一個原因。

大約在1999年，我把所有的演出都停下來了，回了西安。剛回去的時候，能找到一些我最初做音樂時的感覺。但西安的音樂氛圍也不是很好，沒辦法。2000年我開始聽電子樂，學慣用電腦作音樂，打算把電子音樂和電聲樂隊合在一起做一張專輯。

我去青島玩兒，發現那個地方很舒服，空間大，就在海邊租了房子，住下來。剛到青島時我特別慌張，鑰匙如果鎖在家裡，我在這個城市一個人都不認識，外面的氣溫是零下5°C，我該怎麼辦？沒有朋友幫助你，要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考慮外在的事物。我一開始不接受，後來發現這才是生活的根本。所以我開始去認識新的朋友，和他們一起玩兒，人變得輕鬆了。春節也是在青島過的，和朋友一起去嶗山，他家是養羊的，我們一起放炮、喝酒、吃飯、爬山，下山之後發現母羊又生了兩隻小羊，這才是生活。

我去過西藏，有過頓悟的瞬間，覺得自己明白了。但只是幾秒鐘，我還活在這世上，就不可能徹底變成一個覺悟的人，還要重新回到生活的磨難中去，面對生活的瑣碎。我選擇了簡單生活，不再用大腦去思考終極問題，而是用音樂和藝術去消解。

2004年回北京也挺偶然的，我也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因為我過的是一種比較自由的人生。2005年是北京音樂環境最糟的時候，唱片工業沒有了，音樂節剛剛才開始，還在賠錢。我不知道喜歡我音樂的人都是怎樣一種狀況。某種意義上說，年輕人過去的執著會成為成熟以後的一種阻礙，所以會有人停在原地不往前走，那我就自己往前走吧。

【把腦子裡的想法變成現實很過癮】

寫《孤獨的人是可恥的》是對自我的探討。寫《造飛機的工廠》是陳述自我在世俗力量衝擊下的分裂。那段時間我的表達和演唱都非常生硬死板，可以說是被搖滾樂的形式束縛住了。好在後來我終於可以走出來了，搖滾樂不應該是難念的文章，有那麼多負累，而應該是放鬆的、真實的東西，歌手能和聽音樂的人一起享受這種快樂。我的新專輯，就是要表述被瓦解的價值，發現一個新的自我世界。我希望更準確，更真實地描述我現在的生活，不像以前那樣先入為主，主觀判斷。

前幾年，我們樂隊的人員固定下來，開始錄新專輯。我自己年齡大了，以前依賴唱片公司，隨著人的成長，自己應該做得更好一些。這些年就是一直在排練，一直在錄音，然後判斷哪首歌應該放在唱片里，不停地推翻。這事沒法著急，一首歌的效果要看所有樂手的狀態，需要樂手去創造。寫歌、排練，把腦子裡的一個東西弄到現實中，這個過程特別過癮。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做音樂，不再想給它注入社會靈魂的意義，我想讓音樂和生命的自然意識相聯繫，做這樣的音樂挺快樂的。

新專輯的名字叫《微小相見》，混音師依然是過去魔岩的賈敏恕。我們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繫，他們都去做流行音樂了。直到去年5月，我的專輯做完了，但找不到合適的混音師，剛好那時候他們在上海做「簡單生活節」，叫我過去。老朋友見面，大家感覺還不錯。老賈就來找我，說我們可以合作一下。

新專輯的風格還是搖滾，傾向於傳統的、根源的，但音樂氛圍還是希望美一點，舒服一點，不是那種電子的。有點兒歐洲音樂的感覺，比較人文，也不是那麼強調個人主張。我想把音樂呈現得更細緻，讓律動、節奏，甚至美學上都帶有現代感。像《向日葵》這首歌的編曲，我找了日本的大友良英，鍵盤編得很有日本美學韻味。中國搖滾的美學很單一，就是噪。我想打破這種美學系統。

很多事情都在變化，現在這個世界物質的東西更多，精神的東西也更多，知識的東西更多了。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物質的、知識的、精神的都很難得到準確表達，所以在語言表達上我一直在「修理」，這是我的工作，我想要用語言和音樂表達出這幾方面的統一。

我對市場沒有什麼想法，我覺得唱片賣得不會太好，但是聽眾並沒有減少，大家都在網上免費聽，希望聽者能在與我相互了解的狀態下，接受我的音樂。

（徐柏堅、張楚、芒克、翟永明、默默在天津）

【讓音樂本身帶有思考的成分】

很多年以前，我聽過好多國外的、港台的音樂。我第一次聽港台音樂時就覺得很好聽，像鄧麗君的歌，歌詞里有對生活很放鬆、很鬆弛的態度，這是後來我一直想學習的。李宗盛寫的歌，歌詞的出發點離自己很近，很有味道，能把自己的想法寫進歌里。

現在我聽音樂還是什麼都聽，好聽的就行，主要是國外的，國內的偶爾聽一聽。有一段時間我喜歡電子音樂，比較喜歡電子音樂里有「環境感」的東西，而不是舞曲化的東西。我覺得這十幾年來音樂沒有特別的發展，新的音樂風格上沒有什麼變化，也沒有特別帥的樂隊。國外的我特別喜歡腦子瘋狂的，跟我有點兒類似的，我喜歡看這類人的現場。戶外音樂節我參加過很多，我喜歡戶外，個性化很強，我自己也會跟幾個朋友拿瓶啤酒站在那兒聊天，在那種夜空下，人會完全忘記過去，內心會流淌出另外一種東西。

過去做音樂，總想證明什麼，或者征服什麼，會把表達當作信仰，這裡面就有太多主觀的東西。幾年前有個朋友跟我解釋Chillout（沙發音樂）的精神，就是把內在思想用更生活化、更自然的方式表達出來，而不被外在文化強硬賦予過於沉重的色彩。後來慢慢地我發現，我可以不再像過去那樣，要依靠歌詞來表達思考，而是可以把思考做進音樂，讓音樂本身帶有思考的成分。

我不喜歡所謂「地下音樂」的狀態，我覺得那種心態對自己不好，做音樂就是做音樂，並不需要跟生活對立起來，生活是不需要對立面的。比如我寫《姐姐》反抗父權，反抗只是一種宣洩，宣洩之後並沒有解決問題，不如讓自己的心歸於平和，這樣可能會讓作品更清晰。

娛樂業在中國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在唱片創作方面，像國外那種運作的、商業上成功的，我們就比較少。像鳳凰傳奇的《最炫民族風》，我倒覺得他們也是在做自己的音樂，起碼做出的東西比有些特別怪異的音樂要好吧。他們只是有點直白了。這是這個時代推出來的東西，是社會需要。其他人無論跟風，還是特別不喜歡，我覺得也只是一種反應而已。

【人應該活得寬廣一點兒】

20歲的時候，看到一些問題，就想去解決。我挺喜歡20歲的狀態，現在年齡大了，覺得有些事情根本沒辦法解決，沒有辦法做得更好，也就釋然了。我不是那麼愛懷舊。懷舊跟我好像沒什麼關係。我的想法是，站在現實中，向前看。封閉自己不能解決問題，應該讓自己的心態再陽光一點。

我自己也會做些商業上的事情，過去特別逃避社會、逃避商業，但現在必須去適應，目的就是希望能控制我的生活，不要太被別人左右。但我還是會選擇創意性的工作，一是自己有些想法，二是也更適合我。我這幾年做的事，就是和藝術商業有關，還和音樂有關，自己也做一些設計，做一些美術作品。我在繪畫方面沒什麼基礎，我天生空間視覺特別好，但視覺記憶不好，所以當不了畫家。我是那種做一行愛一行的，也不是硬逼著自己去做，就是因為喜歡，就去做了。

人應該活得寬廣一點兒，我一直特別想不靠音樂活著，因為開始做音樂就是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出《姐姐》的時候，有人找我去走穴，唱一首歌給我3萬塊錢，我就從來沒去過，不想靠這個吃飯。人在音樂裡面應該有一種樂趣，有自己的表達方式，我是這麼認為的。很多人都說，做音樂特別苦，我沒覺得；或者有人想靠做音樂發財，我也沒有。我覺得這跟我的境遇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因為我想的東西稍微多一些。

這些年其實並沒有窘迫的時候，雖然我在創作上消失了，不在公共視野之內，但生活上一直還很好。不是那麼的好，但也不是很壞，有時候可能日子有點兒緊張，但也沒有特別為錢發愁過。現在我出去的時候，也不是特別顯眼，過去人們對藝人還都挺熱情的，我算是一個老歌手了，可能大家看到了也見怪不怪。

我跟「科學松鼠會」的人聊過一些事，從物理學角度來解釋音樂對人的影響，一個聲音通過距離、空間，和聽覺對立起來。從科學角度去看藝術，挺有意思的。這和音樂本身對人的內心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我在想像，電腦、手機能夠測出一個人的物理空間，如果以音樂的方式產生空間上的變化，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藝術性？我喜歡挖掘一些平時互不關聯的事，因為很多創意都是這樣開始的。

可能我對哲學的思考比較多，從骨子裡來說我是個悲觀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天性中對世界有一種悲觀的情緒。如果以樂觀的心態來看，整個社會的人應該是放鬆的，社會文化也會積極一些，開朗一些，但我是個悲觀的人，所以我個人捕捉到的東西，好像就樂觀不起來。即使我的物質生活已經很好了，但我還是有一點點痛苦的感覺。

藝術家必須去找新的靈感，而不是技術的累積。好多音樂人，像趙牧陽他們逃避到麗江，想要一個自由的空間，但這個自由的空間又不是自己能把控的。現在我的生活很有規律，少了夜生活，晚上早早地上床睡覺，早上起床也很早，鍛煉身體，打鼓，為即將到來的全國巡演做準備。我希望通過讀書，把讓我內心不舒服的東西理清楚。

（口述 張楚 撰文 何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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