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俊人：最高明的政治不是消滅敵人，而是消除敵人

【按】「敵人何以產生？倘若真如施米特所言，敵友關係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甚或唯一根本的政治關係，那麼對政治哲學來說，敵友之間究竟如何料理？敵友之外又當如何理解？作為一種具有根本意義的政治關係，敵人與朋友之間的政治緊張是否永遠無法消解？」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萬俊人在為左高山新書《敵人論》寫的序言中對這三個問題已然有了自己的解讀和答案。

作者：萬俊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戰爭、政治暴力和敵人的「三位一體」

在諸多人類事務或人類問題中，大概沒有什麼能比諸種紛繁複雜的人類關係及其料理更為麻煩因之也更讓人類自身難分難解的了。就人類關係本身及其料理而言，政治關係及其料理大概又是所有人類關係中最為嚴肅也至為嚴厲的一類。政治因為鬥爭、戰爭、暴力、敵人一類的問題而變得極端嚴肅，或者說，諸如戰爭、暴力和敵人一類的問題因為政治才得到嚴肅的思考和料理，它們的出現不僅意味著人類關係出現了極端的政治緊張和政治斷裂，而且也產生了對政治關係展開哲學反省的需要，因為任何政治緊張和政治斷裂都是人類社會的不幸，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解決之。這便是政治哲學何以必要的根本原因。

在所有極端性的政治話題中，「敵人」大概是最為嚴肅也最為複雜的話題，因為「敵人」的出現幾乎彰顯了政治關係之張力的極限。事實上，探究和反思人類的政治關係——更不用說敵人問題——絕非一件簡單輕鬆的事情，除了職業政治家、政治學家和政治哲學家之外，大概很少有人願意涉獵這一問題論域，平常如此，若遇非常之境或非常之時，這種意願便更為罕見。

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爭是政治的最高表現形式，可謂極端政治或政治極端；暴力——更確切地說，政治暴力——是最嚴厲的政治行動；而敵人及其存在則恰恰是戰爭和政治暴力得以合法實施的正當理由。戰爭是政治暴力的一種最具高度、廣度和深度的綜合體現，當然是一種極端的政治暴力；政治暴力誠然不只限於戰爭，但戰爭卻以最充分也最徹底的方式展示著政治暴力的內涵，而戰爭和政治暴力都直接關乎「敵人」這一極端政治化的行動客體（對象）。如此看來，戰爭、政治暴力和敵人之間原本就是「三位一體」式的政治主題化對象，欲探究其中之一，必牽涉其他二者。易言之，關於其中任一主題的研究都不可在忽略或離開其他二者的情況下達於充分完備。

一、敵人何以產生？

敵人是被建構出來的

人類何時開始出現「敵人」和「友人」的分別，並開始產生敵友之間的分別意識？這樣的提問或許太過籠統以至於根本無法回答。但提出這一問題之所以仍有意義，在於某種形式的歷史回溯多少可以提醒我們，作為生命同類，人類其實並不一定同道，關於我們自身生命本性的認同也並不能確保我們的意識相同，行為一致。

在親緣關係中，人類群體尚不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敵友關係，最差也只會產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差異或者隔膜。人類考古學和史學的研究都充分表明，敵人的最初出現與家族及其分化關係不大，與氏族和民族（摩爾根意義上的「氏族聯盟」）的群體分化和利益競爭密切相關。隨氏族、民族的分化而產生的利益爭奪或戰爭，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初的敵人，以及與之相關的冷兵器、軍事（武士、軍隊和戰爭）和政治組織亦即國家。對利益的爭奪才是產生敵人和敵友關係的根源。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因為有了敵人，才有了政治。或者反過來說，政治的誕生見證了敵人的產生和存在。在政治與敵人之間，有一種可以互換的建構與被建構的關聯。用左高山的話說，「敵人」是一個建構性的概念，也就是說，敵人是被建構出來的。

國家之間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可是，被建構出來的「敵人」並非被雕刻出來的雕像，一經雕成便難以改變。《敵人論》作為一部政治哲學著作所關心的，不只是作為真實的敵人存在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而且還要且更重要的是要追問被建構出來的敵人是如何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敵人」觀念的。憑藉耐心仔細的詞源學梳理，作者發現，儘管原始意義上的「他者」、「異己者」、「敵手」、「對抗者」等含義並未完全消失，但在歷史的演化中，一些原有的意義從「敵人」概念中漸漸隱退或者流失，一些新的意味則在不知不覺的時間流動中被添加進來，還有一些概念意義本身也在悄悄地發生改變。問題的關鍵當然不是這些詞源意義的變化本身，因為無論「敵人」的概念變或者不變，真實的敵人就在那裡。

問題的意義在於：為什麼被建構起來的「敵人」總在變化之中？高山君認為，國家需要敵人來確認其政治身份和國家認同。或許我們還可以說，敵人更需要國家來確認其政治含義和政治界限。問題是，有國家內部的敵人也有國家外部的或者國際的敵人，還有不同政治黨派、不同政治組織之間的敵人，甚至於，因為國家之間的「合縱連橫」，比如，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戰爭，使得昨天的敵人變成了今天的朋友，最糟糕的是，誰也無法擔保今天的朋友不會變成明天的敵人！古希臘的雅典與斯巴達，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的蔣介石與汪精衛，或者抗日戰期間的蔣介石與毛澤東和抗日戰爭之後的毛澤東與蔣介石；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與蘇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蘇聯與美國；最後也是最複雜難解的，是所謂「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之著名外交論斷。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誰能告訴我們，敵人與朋友為什麼會如此變動不定？究竟哪一個敵人更真實？敵人的這種變動不居是否意味著「國家之間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這一帕默斯頓勛爵式的政治論斷已然成為千真萬確的政治真理？最終可否哲學地追問一句：人類社會究竟有沒有所謂「政治真理」？

二、敵友「之間」和「之外」

沒有朋友便沒有敵人

敵人的產生及其身份的相對性一方面來自「敵人」在政治世界或政治時空中的變動不居，另一方面則來自我們熟悉的敵友關係之客觀存在。這就是說，在政治學尤其是在政治哲學的語境中，敵人常常是相對於朋友而言的，這使得敵友關係成為了最重要的政治關係。在此意義上又可以說，沒有朋友便沒有敵人，沒有敵友關係便沒有政治和政治哲學。

人類社會史告訴我們，人類對敵友關係的確認首先是通過自我與他者（他人）的分別而得以建立的。事實上，作為敵人的他者最初被視之為野蠻人、陌生者、異己者，爾後被一步步上升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層面，類型化為特定類型的敵人，如「敵手」、「階級敵人」、「人民公敵」、「民族之敵」或「國家的敵人」、「人類的敵人」，等等。「敵人」類型的不同，使得所謂「敵友關係」的含義也不一樣。通俗地說，當你把對方當作自己的敵人時，你自己已然被對方當作了敵人。當然，人類早就明白這其中的關係置換和身份轉換的秘密，並找到了有效的方式將之確定並長久固定下來，這就是所謂人類社會的進步或發展的標準：凡處在落後之發展狀況中的人群都被那些處在相對先進或發達狀況中的人們或明或暗地確認為野蠻人。而無論發生怎樣的情況，處在自我與他人關係中的任何一方都會將對方視為他者、陌生者、異己者。這是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它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胚胎，但終究還不是政治意識形態本身。

政治意識形態下的敵人和朋友

政治意識形態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首先嚴格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以便團結人民和朋友，孤立和打擊敵人。經過政治意識形態的抽象或者剝離，敵人不再是一般化的野蠻者或他者，而是被嚴格地、分門別類地「鎖定」：黨派的敵人被歸類為「政敵」或「階級敵人」，國家內部的敵人被歸類為「人民公敵」，而國家外部的敵人則被歸類為民族和國家的敵人。無論以黨派或階級的名義，還是以人民的名義，抑或以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名義，敵友關係都被因此而賦予了最嚴厲的政治意義，不容任何含糊。而且，經過政治意識形態化了的敵友關係的處理也採用了最嚴厲的政治方式：通過訴諸法制懲罰、政治鬥爭，甚或政治專政、政治暴力直至戰爭，來消除或消滅敵人。政治家們不必用太高的智慧就可以發現，把握好敵友關係並運用好諸種處理敵人關係的方式或手段，不僅可以強化國家的內部治理，而且通過發現甚至建構國家外部的敵人，轉移或者匯聚國內政治關注，強化國家內部的團結，從而減緩國家內部的政治壓力。《敵人論》告訴我們，作為最年輕也最強大的現代帝國，美利堅合眾國自建國兩百多年來，先後發動和領導了240多次大大小小的國際戰爭，以至於有人作出結論：「戰爭和敵人造就了美國」。美國當代最著名的政治學家之一、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也因此相信：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外部敵人，其社會凝聚力往往會有所削弱，甚至會面臨國家分裂和內戰的危險。而當國民面對共同的敵人威脅時，國家的權威和資源都會得到加強，國家內部的團結也會增強。

須考慮敵友關係之外的諸種現實的和可能的社會關係

然而，值得關切和反思的是，因這類政治效應所帶來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團對「敵人」的政治利用，譬如說，出於奪取和鞏固黨派政權或者轉移國家內部矛盾或政治壓力的目的，政治家（更不用說政客了）和當權政府便可能借用、挪用甚至盜用某種或某些普遍化的正當理由，或者以某種普遍社會道義的名義，有意圖、有預謀地去建構甚至虛構「敵人」。敵人的確來自他者，或者敵人確實是從「政治之我們」中異化出去的他者，可這一邏輯推理反過來並不必然普遍有效：並非所有的他者、陌生者或異己者都必定成為「政治之我們」的敵人！

他者或外來者並不一定都是「政治之我們」的敵人，一如臨時的利益共同體成員並不一定就是「政治之我們」的永久朋友。這促使政治哲學家（尤其是政治倫理學家）們必須注意：任何關於政治的哲學和倫理學思考，不能僅僅聚焦於敵友關係之間而無所超越，還必須考慮敵友關係之外的諸種現實的和可能的社會關係。人類的政治關係絕不是孤立的，也不僅僅限於敵友關係之單向度。如果從人類的「類意識」來看，更為複雜而具有終極意義的事情恐怕是如何化敵為友？或者，如何最終消除敵人本身？這不單涉及政治寬容，從根本上說，還關乎作為人類的我們究竟如何共生共存、共處共享！

三、「化敵為友」如何可能？

消解敵友關係主要取決於利益矛盾和爭奪的止息

受高山君研究的激發，我大致形成了一些基本上僅僅限於哲學範疇的解釋，並期待對「化敵為友如何可能？」作出一個初步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倫理學的解答。如前備述，「敵人」和敵友關係意識最初且根本上源自利益矛盾或利益爭奪。因之，敵人和敵友關係之緊張的消解最終取決於利益矛盾和利益爭奪的止息。這顯然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政治學解釋。可是，僅僅限於政治學的視域，這種消解是無望的，因為政治本身即是利益矛盾的產物，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因為敵人而有了政治，因為敵友關係而產生了對政治和政治學的內在需求。

然而，換一個角度或進一步擴展到哲學的視域來看，敵人和敵友關係會有一種新的也許是更本原的理解。自16世紀開始，作為現代化先行者的歐洲便在一場曠日持久的利益爭奪中，演繹了一場關於敵人和敵友關係變幻不居的多幕劇，或悲或喜，此起彼伏。……坦率地說，沿著這種絕對的主客二分性思路和原則走下去，很難看到人類社會真正能夠化敵為友的希望，如同僅僅信奉「叢林法則」的人們很難走出荊棘叢生的「大林莽」一樣。也許，在人類社會的多數政治情形中，我們的確還不得不徘徊在「叢林法則」所支配的林莽之中而難以穿越，但永遠如此，人類社會將陷入無可救藥的絕望！

儒家困境：難以逾越「熟人世界」到「陌生人世界」鴻溝

感謝上蒼！歷經幾千年的文明歷程，人類不只擁有一種哲學或一種智慧，即使西方哲學本身也不只是一種思維模式的單聲獨奏，至少她還有倡導人類博愛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基督教宗教哲學！我不是文化民族主義者，但我相信，在我們自己悠久而豐富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或可找到一些解答「化敵為友如何可能？」的資源和啟迪。儒家教導人們忠恕之道：最好能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最起碼能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遵循先義後利的行為原則，追求「仁者愛人」。儒家的豐富學說和教誨的確給人類提供了解決各種人倫矛盾、協調複雜之人倫群際關係的「中庸之道」，只是儒家學說或者過於偏執日用人生和日常倫理，或者入世太深而期於高堂政道，終究難以讓人完全超脫利益糾葛，完成化敵為友的政治倫理使命。所以，一俟遇到複雜難解的世俗價值衝突，便不得不劍走偏鋒，例如宋明理學甚至還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激進籲求。人慾不存，天理何存？儒家的困難在於，如何使得一種偏於宗親血緣和「熟人世界」的美德倫理，能夠普遍化為適應於現代公共世界或「陌生人世界」的政治倫理？如若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則儒家學說即便能緩解乃至消解某一特定範圍的利益矛盾或價值衝突，也難以化解普遍存在的敵友緊張。

道家學說的「政治冷漠」傾向

相較而言，道家的主張更為溫和也較為徹底。以「道法自然」來化解諸種人為瓜葛和衝突，至少是一種比基於宗親倫理或「熟人關係」更為普遍的理由，以此來化解人類諸種利益衝突和敵對緊張，理應更有道義和哲學的有效性，因而也應當更具思想說服力。易言之，以「自然法則」的名義要求人們降低甚至放棄自我的利益訴求，顯然要比用親緣倫理的美德規範來要求人們降低甚至放棄自我的利益訴求來得更有普遍道義的力量。然則，由於道家學說有著一種天然的「政治冷漠」傾向，加之「道法自然」所提示的自然法則本身只是一種哲學預設而非純粹的信仰，因而道家同樣難以根本解決人類的利益矛盾和價值衝突，因而也難以充分回應「化敵為友如何可能？」的問題。

佛教不具備現實合理性

在儒、釋、道「三教」中，最為徹底的解釋是由佛教提供的。佛教既告示人類「眾生平等」，又告誡人類「諸法空相」，讓人們相信一切利益訴求都會產生煩惱和痛苦，只有看破，才能放下；只有放下，才能自在。佛教的教義邏輯上破解了「化敵為友」的難題：既然一切敵友關係緊張都根源於利益衝突，那麼解除利益衝突即意味著化解導致敵友關係緊張的根源。看破並放下利益訴求是徹底消解利益衝突的方式——放下即無求（任何利益），因之可以最徹底也就是從根本上解決一切利益衝突。可是，佛教的這一教誨雖然具有最徹底的邏輯說服力，但卻並不同時具備現實合理性。因為這一邏輯是以信仰為前提條件的：人們當且僅當相信並承諾佛教教義本身，才會認同、接受、踐行佛教的信條。也就是說，佛教的解釋力量只能寄託於宗教信仰，因而其現實合理性只能相對於佛教信徒而言，而對非佛教信徒來說，其說服力或有效性尚須存疑。

最高明的政治卻不是為了消滅敵人，而是消除敵人

於是，繞了一大圈，我們最後還是不得不回到現實中來。敵友關係及其解決亦即所謂「化敵為友如何可能？」的問題所面對的現實是政治的現實。本序開宗即有明義：政治因敵人而生，這意味著面對並處理敵友關係乃是政治的首要工作。然而，最高明的政治卻不是為了消滅敵人，而是消除敵人。就此而論，我們甚至可以說，政治因敵人而生，也應因敵人的消失而終結。同理，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如何料理敵友關係問題，敵友關係的確如同施米特所言是最根本的政治關係，然而真正高明的政治哲學卻不是可以對敵友關係提供最好解釋、最好分析和最好論證的政治反思，而是可以對「化敵為友如何可能？」這一具有終極意義的問題提供最佳解答的政治哲學謀劃。

筆行到此，我又一次想起了兩位西方哲人關於政治家的分類和比較：偉大的哲學大師康德曾把政治家區分為「道德的政治家」和「政治的道德家」，並堅定地把前者看作人類政治生活的幸運。剛剛去世不久的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先生更明確地指出，真正的政治家只關心選民，而政客則只關心選票。我想接著他們的話說，倘若政治哲學要真正充分有效地解答「化敵為友如何可能？」的問題，那麼，它恐怕不能只局限於政治哲學自身，還需要借力於道德倫理和宗教智慧。理由在於：消解敵友關係的緊張甚至化敵為友，不單需要諸如政治寬容一類的智慧，還需要足夠的道德資源和信仰力量，比如說儒家的忠恕仁愛和佛教的脫俗信仰。

也許是因為我的職業習慣，即使在對待敵人和敵友關係這類極端嚴肅的政治課題上，也免不了對道德倫理和心性信念之精神力量的信守與執著。我總是在想，什麼時候人類的「類意識」也能像現代人的「自我意識」這樣充分自覺，並且形成理性而普遍的「我們之為人類」的共識，那時候，所謂「化敵為友如何可能？」的問題也就成為多餘的提問了。高山君告訴我，《敵人論》的研究尚未完成，他對此還有話想說。我聽後甚為欣慰，對他未來的研究又多了一份期待。（編輯：陳菲）

本文是作者為《敵人論》（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新書寫的序二，左高山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騰訊思享會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有刪減，文中圖片及標題均為編者所加。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新書簡介

敵人論（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一本研究「敵人」的著作，作者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左高山，在政治哲學領域下探尋敵對關係。「敵人」既是人們建構的一種觀念，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國家需要敵人來界定自己的身份。近代以來，「敵人」是基於國家利益和理性計算之後得出的政治判斷，必須在「民族—國家」的理論框架中獲得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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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高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敵人」觀念》

2.《左高山：「人民公敵」究竟是如何被建構的？》

3.《俞可平：大政治家要避免四面樹敵，善於化敵為友》

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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