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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從政治家、將軍到歷史學家

撰文:高勇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修昔底德,一位曾經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的人物,雖然早就被初中歷史教科書所刊載,但國人對其印象怕是很少,對其所了解者也多半只能記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當提起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先賢,映入視野的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提及政績斐然、榮譽等身的政治家,我們能叫出梭倫、地米斯托克利、伯利克里;論到以身抗敵軍功赫赫的將軍,薩拉米斯海戰的德米斯托克利、溫泉關戰役的利奧尼達更有威名。那麼修昔底德是如何的一位人物,除了歷史著作外是否有值得我們關注的更多面相?

作為雅典政壇的貴族領袖,他曾經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幹改變過政治勢力,甚至威脅到伯利克里「第一公民」的權力基礎;作為一位領兵作戰的將軍,安菲波利斯之役中火速率兵回援,為母邦保住了愛昂城;作為少有被人挖掘的歷史哲人,以人性判斷和政治洞見指引我們洞察當下。


1


一位曾經改變雅典政壇面貌的貴族領袖


公元前約460年,修昔底德生於雅典名為Alimos demos的富有家庭,他的家室尊貴,父親奧洛魯斯Olorus是響噹噹的馬拉松之戰的雅典指揮官米太雅德(Miltiades)的後輩,而且很可能其家族同當時色雷斯的王族有親戚關係。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有一處細節提到,他在色雷斯沿海擁有金礦開採的事業,且在當地居民當中擁有極高威望。簡而言之,修昔底德的出身和家族提供給他進入城邦政治的可能,而且對於古希臘人而言,若不能在城邦政治或軍事戰鬥中贏得榮譽和勝利,根本不可能算活地好(這個觀念直到稍後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組建學園才真正被挑戰,柏拉圖的《高爾吉亞篇》充分展現出其矛盾)。

可以想像,從少年起修昔底德即被家庭精心撫養,他肯定接受過荷馬史詩的熏陶,讀過品達的詩篇,也肯定對希羅多德的《歷史》熟稔,更有可能曾經同客蒙(希波戰爭中雅典的主要將領)、伯利克里都有近距離接觸。他們對於城邦內務乃至雅典帝國的政見修昔底德想必也必有耳聞,甚至精心研究過。學者懷疑修昔底德就是西蒙的妹夫。總而言之,修昔底德身處政界的核心集團當中。


修昔底德還很有可能精通摔跤,(「恰巧」的是比他稍後的大哲學家柏拉圖也精通摔跤,其實是他們都分享著那時希臘貴族相近的生活方式),據說他的父親是全雅典最好的摔跤手之一。在普魯塔克的記載中有這麼一個故事,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曾經問及修昔底德,到底他與伯利克里誰更擅長摔跤,修昔底德回答說:「當我把伯利克里摔翻在地後,他卻說自己沒輸,並且讓親眼目的整個過程的人都相信了他的話」(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伯利克里傳》)。


隨著希波戰爭中勇敢的海上民族頑強地阻擊波斯帝國的進攻,普拉蒂亞之役後保守的斯巴達人選擇退守伯羅奔尼撒半島,而不願以希臘盟主的身份保護愛奧尼亞周邊的希臘殖民城邦。勇敢的雅典人適時又果敢地介入這個「權力真空」,在幾位傑出的政治人才前赴後繼的努力下(尤其是德米斯托克利謀劃以海軍為基礎的帝國路線),雅典人被擁戴為提洛同盟的盟主,領導愛奧尼亞城邦反抗波斯。日後盟邦不斷擴大,隨著西蒙將軍對波斯的連番勝利,終於將波斯人趕回亞洲,再隨後的雅典權力逐漸擴張,在BC454年左右提洛同盟的金庫搬遷到雅典城,同盟已經蛻變為事實上的雅典帝國,除三個城邦外其他城邦的獨立外交和司法權都不同程度遭到剝奪,且每年都需要上繳給同盟不同額度的福洛斯(音譯,實際就是貢金)。


伯利克里掌控的雅典帝國的內政曾經遭受過修昔底德尖銳的批評,在政治才幹方面,修昔底德或許並不比伯利克里差。修昔底德在當時極具創造性地對政治組織進行了改革,當時的政治並無什麼實際派別性綱領,也無明確統一的內部政治口號,更無法談政黨或政黨章程。在公民大會上,即便持有相同意見者往往也不坐在一塊,而修昔底德改變了這些,他創造性地將己方勢力聯合起來,雖然相對於公民大會而言比例不大,但形成一股很強的貴族勢力,他不允許那些被稱為kaloi kagathoi(貴族名仕)的人像以前那樣散坐在其他人中,因為人少,這樣體現不出他們的價值。(他將他們挑選出來,組成一個團體,使他們力量大增)參考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伯利克里傳》。


針對伯利克里的內政和同盟管理,甚至伯利克里本人,修昔底德組織貴族派對其進行批評和攻擊,尤如當年伯利克里對西蒙的攻擊一般。以修昔底德為核心,這個反伯利克里聯盟大多支持貴族政治,批評庸俗的平民政權的各種問題,而修昔底德又是一個泛希臘主義者,他嚴厲批評伯利克里的帝國政策,認為雅典不應該剝削愛奧尼亞地區的希臘同胞。在同盟稅金的使用上,他們攻擊伯利克里不是用資金來裝備軍隊對抗外敵,反而在搞一些花里胡哨的「公共美容」,花不必要的錢討好貧民(伯利克里給參與法庭審判做評審團的公民以補貼,還有平民觀看戲劇有補貼)。更甚者,其同盟人譏諷伯利克里長相酷似庇西特拉圖,提醒雅典公民他可能像庇西特拉圖一般推翻民主政體而成為僭主……

修昔底德的這些攻擊來自其對伯利克里政治基礎的冷靜判斷,他試圖用泛希臘同盟的感情爭取各城邦的好感以得到外交支持,聯合雅典人中同情愛奧尼亞各邦的勢力;內政方面抨擊伯利克里的民主化政策則實際會危急其民眾基礎,加上他本來爭取到的貴族勢力的幫助,修昔底德或許真的可能扳倒伯利克里,繼而主政雅典。


所有這些來自右翼反伯利克里聯盟的攻擊確實給伯利克裡帶來了極大麻煩,伯利克里不得不正面回應。他用自己的修辭和行動對政策進行了辯護,而且伯利克里在這一風波中確實比修昔底德更加老練。


最終,雅典幾十年來的民主政治的群眾基礎和伯利克里能言善辯幫助自己贏得了勝利。公元前443年,修昔底德遭到陶片放逐法的流放,自此從雅典政壇消失了10年,靈魂人物的被放逐也實際瓦解了這派攻擊伯利克里的勢力。古典史家唐納德·卡根認為一定是伯利克里為了穩固權力而動用了這張王牌。


不管怎麼說,政壇的修昔底德遠遠不是一位文弱書生,他曾經以智慧和行動一度改變過雅典政壇,並成功聯合了當時的貴族勢力並成為其精神領袖,甚至差一點將伯利克里從權力的高峰拉下馬來。


2

一位因協防失利而被處以叛國罪的將軍


坦率地說,作為將軍的修昔底德很難為我們所知,關於他的行軍作戰我們所知甚少,我們能夠確定的是在公元前424年他被公選為雅典十將軍之一。一者在公元前424年前無從查實其軍旅生活,二者對安菲波利斯之役的問題導致他被處以叛國罪而遭流放,提前終止其軍旅生涯。如果說在此之前我們還可以通過某些意見和行動評估修昔底德的議政能力,在軍事方面供我們參考的只有孤立的「安菲波利斯營救不利事件」。


回溯到公元前424年的12月,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第七年,精明幹練又睿智多謀的斯巴達將軍伯拉西達率兵從伯羅奔尼撒半島一路北上,涉險越過色薩利和色雷斯,他的目標是雅典人在愛琴海西北岸的軍事要塞——安菲波利斯。這座軍事要塞對雅典極為重要,因雅典本土糧食不能自給,最重要的運糧通道是取道愛琴海西岸北上,穿越赫勒斯滂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黑海,從黑海沿岸進口糧食並返航,這條航行路線堪稱雅典的「海上生命線」。為此,曾經主掌雅典的西蒙將軍和伯利克里等人經先後幾次努力終於建成要塞安菲波利斯,目的就是輻射整個愛琴海北部地區,確保「生命線」的運糧安全,必要的時候出兵平定周邊城邦的叛亂。


而在這一年(公元前424年)作為將軍的修昔底德並被委派駐守於安菲波利斯附近,這次布防雅典人委派幾個將軍的最重要任務肯定是確保安菲波利斯的安全。12月之前幾月伯拉西達神速北上,閃擊安菲波利斯,守城將領攸克利斯的布防失誤和內奸的存在直接導致伯拉西達很快攻陷斯特里盟河的關鍵橋頭,攸克利斯不得已立馬派人去愛昂求救,然而不知何緣故,修昔底德卻不在他應該出現的愛昂城(距安菲波利斯很近,3英里左右),而在半天航程外的塔索斯島(Thasos),對此修昔底德沒有任何解釋(後人也有各種解釋)。

修昔底德:從政治家、將軍到歷史學家



之後不到一天內,果斷處事的伯拉西達未曾同斯巴達高層商議,即開出極為優厚的條件說服了雅典將領開城投降,而修昔底德在接到求救消息後,以所能夠的最快速度(甚至都未裝備重武器)火速趕往安菲波利斯(50英里的路程僅用12小時),然而最終失望發現還是遲一步——安菲波利斯已落入敵手,於是只得退兵到愛昂,阻止了伯拉西達攻佔愛昂。然後返回雅典城,接受了公民大會叛國罪的指控。


對此事件,從古代學者到現代以來一直存有不同的爭議,莫衷一是。雅典人起訴了修昔底德,然後修昔底德就此被流放了20年之久,他的政治軍事生活同時被終結。歷史阻止了一位政治家和將軍的產生,卻陰差陽錯地成就了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在遭流放的二十年中,修昔底德倒是有了充分的閑暇遊歷希臘各地,他可以遠航到西西里島,收集和甄別各種史料,傾盡努力寫就一副壯麗的戰爭史(其實未能寫完,普遍認為卷八未能潤色而修昔底德即突然離世)。


3


一位永遠為後人敬仰的歷史學家


根據公元前5世紀的Marcellinus曾寫的《修昔底德傳》,在童年時代,在隨同父親一起聆聽希羅多德(比修昔底德稍早的以為歷史學家,著有《歷史》主要是希波戰爭內容)本人朗誦其歷史著作的時候,小修昔底德曾經被精彩的故事感動流涕。在場的希羅多德注意到此情況,轉身對修昔底德的父親說:「奧洛魯斯,你的兒子深受求知慾的感動」。材料無法查證真偽,但從修昔底德的歷史文筆來看,他肯定受希羅多德影響,在很多時候甚至要故意反其道而為之,以區別於希羅多德。


太史公司馬遷著史之目的於《報任安書》所言,「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事,成一家之言」。相似的是,同為史家的修昔底德表達了類似的宣言。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前言當中,有一段發自肺腑的自白,不過卻是西方文明式的,反希羅多德式的:


在材料篩選和研究方法上,修昔底德保持了極其謹慎負責的態度,因為他力圖給人以「關於過去的正確知識」,所以他對書中的演說詞和敘事採取盡量嚴格的標準,有些演說詞實際上是修昔底德親耳聽到(考慮到他曾經親涉政壇,又在雅典成長多年),有些則是他查證多人後的整理,


修昔底德的這部歷史被西方的學者們公認為信史的開端,甚至在21世紀我們搜羅到研究公元前431-404年的這場大戰的各種材料中,在歷史事實方面最足夠確鑿的仍然來自修昔底德,而非後世的狄奧多羅斯、普魯塔克等人。在19和20世紀以來新的考古發現多次證實修昔底德的審慎,甚至修昔底德曾記錄雅典帝國對某城邦的「條約」(實際上有不平等成分)在後世挖掘的銘板文字跟書中的記載相差無幾,如此嚴謹的修昔底德必定親自實地查摘過文字,而非單純道聽途說。


正是修昔底德親歷這場戰爭,以其蓬勃熾烈的感情、生動的記錄、縝密的推斷和深刻的思考,全方位地讓我們了解這場「全希臘最重大的戰爭」,如若沒有他,所謂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也可能僅僅是西方古代歷史中不大不小的浪花而已,無人銘記,也不可能有更深刻的洞見。


4


一個帝國衰落的見證者


修昔底德緣何寫作?恐怕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受到了某種震顫,這種震顫毫無疑問來自他所見證的雅典帝國的興衰。西西里遠征如此花費筆墨,無盡地渲染描繪西西里遠征前公民們的狂熱,這就是他的回答,儘管後代的學者會有異議。


修昔底德出生並成長於雅典帝國最輝煌的日子裡,西蒙將軍率軍擊敗波斯,後雅典在阿提卡半島北部的比俄迪亞地區接連勝利,在阿提卡南部經過2年多的圍城終於迎來埃吉人的投降,同時在埃及、愛琴海諸島、甚至遠到塞普勒斯都有雅典人勝利的消息,公元前450年雅典帝國一度達到權力的飽和狀態。


然而帝國內的陸地擴張和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雙面作戰(同波斯和斯巴達兩方)分別導致科羅尼亞和埃及的失利,陸軍和海軍都遭到重創,雅典被迫撤出比俄迪亞地區。再然後薩摩斯、優卑亞島和麥加拉的叛變讓雅典進一步削弱了氣力,終於在伯利克里的努力下,經過必要的權力收緊(比如處置右翼的修昔底德黨人)統一了帝國戰略,再經過遠距離巡航至黑海本都的「耀武揚威」後,帝國得到穩固。


倘若沒有突如其來這場大戰,修昔底德依然能夠享受著貴族的自由生活,然而這場大戰徹底改變了以斯巴達和雅典為核心,並波及上百個城邦的希臘世界,戰爭中人性的黑暗面不斷暴露,古老的道德信條不斷被打破,宗教律令也難以堅守,雅典的大瘟疫嚴重減少了人口,不斷的地震和古老的神諭增添了雅典人的恐慌,西西里海戰幾萬人全軍覆沒,雅典的危急時刻不斷出現,若不是戰鬥第三階段雅典人緊急動用帝國儲備金(1000塔蘭同)甚至在阿吉紐斯海戰前熔煉雅典娜神像的金片以重建海軍,雅典根本撐不到公元前404年。斯巴達將軍 Lysander和波斯王子的介入直接改變了戰爭進程,愚蠢的雅典民主政體的派系爭鬥逼迫阿爾基比亞德西西里遠征不久即叛逃到斯巴達(導致西西里戰略失敗),而在阿吉紐斯海戰後出於民眾的憤怒處死最後具有海軍作戰經驗的幾位將軍……


無論如何,雅典帝國的力量不斷耗盡,最終在羊河之戰痛失海軍主力,在一個風雨交加的黑夜,雅典人恐懼地獲知了這個噩耗…… 我們無從知曉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04年身處何方,他必定非常痛心,不同於僅為個人私慾和榮譽之故而背叛邦國者阿爾基比亞德,也不像沉潛哲思超然政治之外的哲人,修昔底德是一位熱心的雅典公民——儘管他可能犯過錯誤,他見證過母邦的強大,見到過戰爭的狂熱,並戚戚然母邦落於敵人之手。


5


一位被忽視的歷史哲人


修昔底德說人性是不變的,在政治和戰爭領域永遠運作著那麼相似的規律,因此歷史總是能夠重演,他稱頌伯利克里為雅典第一公民,盛讚德米斯托克利擁有超人的卓越才會,他痛惜於具有高尚德性的老將軍尼西亞斯被西西里人殺害。


在若干篇對話當中,我們總能夠借修昔底德之筆深刻地把握到問題的核心和精髓,這些對話必定相當一部分被修昔底德所篩選過,保留其最重要的內容,全書有一百多篇對話,至少有十幾篇對話觸及到深刻的人性與政治格局問題。


在修昔底德所構想的米洛斯談話中,雅典將軍所談宇宙間正義的規律莫不是強者奴役弱者;在關於密提林問題討論中,克里昂直言帝國的真正基礎是武力震懾和財稅貢賦,人性的憐憫和婦人之仁卻很可能葬送帝國;在伯利克里的葬禮演說中,修昔底德如實傳達出伯利克里的民主政治藍圖。


回顧整場戰爭,這場導致希臘文明嚴重內耗的「世界大戰」,修昔底德區分了戰爭的直接原因和深層次原因,在他看來戰爭的直接原因並不那麼重要,真正值得後人借鑒和深思的是戰爭的深層次原因——人性當中永遠不可祛除的恐懼、不信任和利益之爭。「戰爭是一位暴虐的教師,讓大多數人的品格都墮落到當前狀態」,值得所有現代的政治家、軍人和民眾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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