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斯大林的禮物：我們沒有家園，也終止了逃亡和流放

《給斯大林的禮物》是由哈薩克新銳導演魯斯騰·阿布德拉什托夫執導的影片，也是2008年第十三屆釜山國際電影節的開幕影片。據說只用了1分30秒，門票就被一搶而空。我倒覺得，觀眾的熱烈主要還是沖著「斯大林」的名字去的，這與我觀賞它的原因差不多。「斯大林」本身是個問題；而我們這個世界如何側身面對他，也是個問題。這位來自哈薩克的導演提供的這種面對方法，在某種程度上能滿足我們這個時代的好奇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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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有關「流放者」的電影，也是我們這個時代與「斯大林」最常見的一種相遇方式。

我相信，在這位哈薩克的知識分子的作品裡，一直存儲著那個時代在他的祖國——那曾是「帝國」的一部分，一個邊緣的「外省」，因為「邊緣」而生成的痛苦記憶。這個記憶的呈現也曾打動了我。

我第一次觀看這個影片時，一直帶著一種緊張的情緒，心情激烈；而第二次打開電腦，映於我的倒是一種極為平靜的感覺。我邊看邊在影片的里外生成著某些想法，這些想法串聯在一起，成了對某些問題的一種思考。

《給斯大林的禮物》劇照

1

「斯大林」和「禮物」

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個叫薩博的小男孩。他與爺爺一起被塞進悶罐車，從莫斯科經兩周時間運送到了哈薩克的某個邊緣村莊，而他的爺爺卻死在了車裡。這是一個被好心人救下的猶太裔男孩，而他的父母則被囚禁在幾千里之外的北方。孩子為了能與父母團聚，決定把他心愛的夥伴——一隻小羊羔——送給斯大林作為生日禮物，希望其能釋放他的父母。

影片的敘事背景就是圍繞「斯大林的生日」而展開的，這也是影片把「流放者」的身份符號化為「猶太人」並與「斯大林」這個名字關聯的方法。這方法的巧妙之處在於，觀眾基於此就很容易地把斯大林與希特勒類型化；而這方法的失敗之處也在這裡——這似乎不太近人情，畢竟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很難把他的遭遇直接與全「帝國」頌揚的領袖相勾連。我不相信孩子會有這樣的認知能力。男孩會恨直接製造苦難的人，但他不可能把這苦難與一個遠在幾千里之外住在克里姆林宮的某個人聯繫起來。事實也許是斯大林策划了「流放者」和流放者的苦難，但導演不應該把他的這種認知和情緒投放在一個兒童的身上。

還好，影片沒有把這「流放者」過分意識形態化。「生日」與「禮物」自始至終只是一個敘事線索，而不是一個被加強的內容。相反，導演在表達對那個時代的反思時，表現的是節制。他沒有運用鏡頭去為某種意識形態服務，而是把那個時代的某些特徵用藝術的方式予以再現。「藝術」與「政治」歷來糾結，離開政治，藝術沒有生成之場；委身於意識形態的是宣傳，而不是藝術。影片在處理這個問題時，表現了誠實，有清醒的分寸感。也因為此，影片在有關人的心靈探視與開掘中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孤獨的敏感者》 王人博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1月

2

有關影片中的人物

影片中有幾個人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那個當地的警察小頭目——博加拜，一個十足的二等奴才，滑稽里透著懦弱。他經常穿一身白色的制服，一輛黑色摩托車是他發號施令的惟一工具，有一張胖乎乎的臉，揮舞著武器時總帶有一份膽怯。他酗酒又好色，常常遭到來自「帝國」的一等奴才的訓斥，卻總是笑臉相迎，而對當地的「流放者」又總是咋咋呼呼。這構成了他自身的「壓制」，而這壓制只有通過女人和酒精加以釋放。他最後死於暗槍之下，但至死也沒有把那個「本該」交給「帝國」加以處置的男孩薩博交出去，而是與那些善良的人們一樣嚴守著這秘密。這有點讓人不解。其實，電影的魅力就在某處的含混不清。正是這個人物的曖昧性，我對他始終有一種恨不起來的感覺，只覺得他既討厭又可憐罷了。

戲份最重的是那個叫哈樹的冒著生命危險救下薩博的鐵路老工人。毫無疑問，導演對他寄予了厚望。他承載的是導演——作為一個哈薩克知識分子——心中的一個理想。這個理想既是人格的，也是歷史的、民族的。

「哈樹」，就是在「帝國」壓制下，哈薩克民族所表現出的那種品格和歷史形態的一個象徵。他體格健碩，深如溝壑的臉殘留著疤痕，失掉一隻眼睛的整個面部有些畸形，是一張極符合醜陋概念的臉。這讓觀眾很容易聯想到《巴黎聖母院》里的那個奇醜的敲鐘人——卡西莫多。我相信，導演是有意讓觀眾作這樣的聯想的。說句題外話，我見過飾演者卸妝後的影像，那是一個身材魁梧和帥氣的男人，我也嘆服著這電影的化妝師的手藝。他滿身力氣，但「腦子有些毛病」，這是影片多次通過其他人的口說出的。用他的好友「胖子」的話說就是「大頭壞了，小頭還行」的人。導演的本意是用「厚道」與「本分」反抗著帝國的奸巧。這是一個壓制下的弱小民族的一種最有深度的力量，這力量也包含了一個民族被摧虐中的繁衍生殖的韌勁與能力。最為重要的是，哈樹粗鄙的外形下隱匿著一顆既滾燙而又清澈如水的心。他一生都撫慰著那個來自異鄉的孩子，給孩子講他的歷史，講他心中的神，為他彈奏一種類似中國新疆地區「冬不拉」的樂器，吟唱哈薩克民謠：「無風夜裡的明月，月光閃耀在水面，村野之人深沉的心，猶如湖水翻湧呼號。」這首民謠在影片中被反覆使用，薩博唱過，為慶祝斯大林生日的小姑娘唱過，影片的結尾曲也是這民謠，可見，它在導演心中的分量——這是一個血光中的民族所珍藏的不屈的精神。同時，影片的音樂主調使用的好像是來自中國的古老樂器——塤，幽遠而蒼涼。

最震我心魄的人物是亞齊，一個被流放於此的波蘭人。他戴著一副眼鏡，茂盛的鬍鬚好像從沒修飾過，神情憂鬱，善良中帶著柔弱，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他與薇拉——一個被流放於此的俄羅斯美人——的愛情就像是灰牆縫隙里的小草，於苦難中頑強地生長著。他曾多次目睹警察小頭目博加拜對他心愛的薇拉的凌辱，對此，除了痛苦之外他無能為力。薇拉對他雖有好感，卻不是理想人選，經由苦難做媒，薇拉最後還是決定嫁給他。在那富有哈薩克風情的婚禮上，那個醉醺醺的警察博加拜闖了進來，企圖再次侮辱薇拉。這時的亞齊變得異常勇敢，猛地撲了上去，兩人扭打在一起。博加拜的手槍被摔在了地上，誰拿到那支槍誰就有置對方於死地的機會。謝天謝地！扭打中的亞齊拿到了槍，只聽「呯」的一聲，兩人同時倒地。亞齊先爬了起來，薇拉恐懼地叫喊著：「你殺死了警察！」而那個勇敢的亞齊捂著胸口向他的愛人微笑著：「我一心……」而後倒在了薇拉的懷裡。亞齊，一個真正勇敢的男人，他沒有把子彈射向他的仇人，而是留給了自己！我兩次看到這裡都無法抑制住淚水的橫流……

哈薩克掛毯中的斯大林像

3

有關影片中的宗教

影片自始至終都使用了「畫外音」與片中人物相互交映的形式。我確信這「畫外音」就是這導演本人的內心獨白。

影片一開始，是一個身在耶路撒冷的老者，那是老年的薩博，而畫外音就是老年薩博的心聲：「早上耶路撒冷的街頭有一隻小羊，它的哀叫擾亂了宣禮員的叫喚與小教堂的鐘聲，它希望被帶回羊圈去，但天知道羊圈在哪裡……」

「耶路撒冷」、「猶太人」、「羔羊」，無疑問，這些都是宗教元素。「耶路撒冷」既是影片的開始，也是影片的結尾。最後，老年的薩博從「耶路撒冷」的「哭牆」回到了那個流放者的棲息地；他回來是認已故的哈樹為父並獻上禱文的。「羔羊」在影片中被強化地運用了三次：在耶路撒冷街頭，在棲息地的大草原，以及作為「禮物」被送走之後。實際上，按照電影的邏輯，這本是一隻羊，它從耶路撒冷街頭走失，來到了哈薩克的草原，然後又從運送斯大林生日禮物的卡車上逃離，重回草原。極端地說，這隻羔羊就是薩博或者導演自己。它從《聖經》的經文中走出來，離開了羊群而迷失在回家的路上。它一生都在尋找這「羊圈」，而「羊圈」又在哪裡呢？「羊圈」就在那草原——流放者的棲息地——烏有之鄉。

看起來，導演是將宗教作為苦難者的救贖的，然而影片帶給觀眾的情緒卻是非宗教的，或者說，是反宗教的。影片的主要人物都與宗教有關。哈樹，信的是「阿拉」；死在悶罐車裡的薩博的爺爺，是虔誠的猶太教徒，虔誠到死後留給孫子的也是他的禱文書；薇拉，上衣的領角里藏著的是一個十字架的飾物，牆上是「聖母聖子像」；亞齊，則是個基督教徒；就連參與救助薩博的也有薩滿教的巫師，而「薩博」這個名字就是她取的，意為「謙遜」：「要讓惡靈找不到，就得改名換姓。以後他就叫薩博。薩博！虛心認命吧！」對於自己的苦難，薇拉是在被凌辱後面對聖母的不斷懺悔，而哈樹的禱告更多的是為了那些他親手掩埋的死者——流放者——的亡靈。小小的薩博自然會有這樣的疑問：「哈樹爺爺，上帝的力量大還是你的力量大？」這是哈樹回答不了的問題。

對這些苦難者來講，有尊嚴的活著未必就是來自「神」的理由。如果上帝真的那麼仁慈，為什麼他會讓薩博的爺爺這個虔誠者那樣離去？如果上帝有憐憫之意，為什麼對這些苦難者不施以援手？我相信，如何面對苦難的人生，確有「神意」的存在，但這裡的「神」未必就是宗教意義上的，也可能是一種源於我們心靈最深處的東西，它類似蘇格拉底意義上的「神靈」，一種人性的內面性。我也相信，導演也是這樣看的。要不，他為什麼要讓薩博與哈樹之間有如下的對話：

哈樹爺爺，你信什麼神？

神只有一個，對你我都一樣。

他說哪國話？

他統統都會說；最重要的是要說真心話。

「真心話」是一句最具重量的話，它來自我們的心靈最深處。

如果從人生的最內面性思考，許多東西就具有了躍升的意義。「苦難」就像彩票，不知下一個落在誰的頭上。這苦難未必都與斯大林或者一個叫「撒旦」的魔鬼有關，也可能是在我們每個人身邊而我們沒有注意到的人和物。這部影片的力量就在於：它從這些苦難者的人生中掘取的，是人性中那些最耀眼的東西。 在本源意義上，我們的一生就是在不停地尋找，尋找可能已經丟失的東西，甚至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東西，就像影片要結束時的畫外音一樣：

你又改變了什麼，謙遜的薩博？你在尋找什麼，在這充滿人生

碎片的市集？告訴我，應許之地上的你是誰？如果普天之下皆是神

的國土，為何你仍心系那流放者的村落？

畫面中一隻小羊經過……

《給斯大林的禮物》劇照

4

有關場景的安排與調度

影片另一個吸引我的是：導演把現實主義與哈薩克的神秘主義加以巧妙地安排，使整個場景充滿了衝突與張力。在這場景里始終有兩種對立的元素對峙著，一面是哈薩克固有的景物：蒼涼的草原、馳騁的駿馬、雲低深處的羊群、憨厚結實的牧民、帶有薩滿教色彩的巫術、哈薩克風情的衣飾；而另一面則是被強加進來的東西：伸展的鐵路、爬行在鐵路上的火車、黑色的吉普車、摩托車、鐵絲網、高音喇叭、象徵威權的制服……

這相互衝突的景物是苦難最終的根源。如果說「制服」「鐵絲網」「高音喇叭」是斯大林伸向這塊土地的粗暴象徵，「鐵路」「吉普車」。那麼，「火車」、「摩托車」又象徵什麼呢？作為斯大林身後影子的那種東西又是什麼？

「在茫茫大草原上只有鐵路，連接兩端的地平線通向未知。逃亡者的世界是沒有地平線的。」「唯有忘了自己是誰才能生存，恐懼是活著的惟一明證。」……導演藉助老年薩博的口所說的這些話，在我看來並不只是對斯大林的控訴，它有更深遠的意境。「鐵路」是最具伸張性的，藉助於它可把某種東西帶到世界任何角落。「鐵路」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最佳象徵。

誰製造了斯大林？難道只有「俄羅斯母親」才會生出這樣的兒子？斯大林是畸形的，我們又是什麼？我們是誰？我們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身份，難道我們不是——和薩博一樣——一個本源意義上的「逃亡者」嗎？我們的「地平線」在哪裡？

影片最後的一個場景是，作為斯大林生日禮物的原子彈，在哈薩克那個流放者棲息地的區域試爆成功，沖向天空的蘑菇雲摧毀了一切，包括慶祝斯大林生日的人們以及整個草原……

「原子彈」在影片結束時的出現就是整個電影的主題：作為現代性的最極端武器，原子彈既能消滅對方，也能摧毀自己，因此，毀滅是古老的草原與「鐵路」代表的某種力量激烈衝突的最後結局：人的真正「毀滅」——宗教意義上的「末日」。

我們沒有家園，我們也終止了「逃亡」和「流放」。

（本文選自王人博《孤獨的敏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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