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國府」元老於右任的台灣生活

于右任(1879—1964)

文 | 吳十洲

摘自《歸去來兮：那些去往台灣的文化名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5月，已獲出版社授權。

于右任原名伯循，陝西三原人，祖籍涇陽。1906年在日本得會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先後創辦《神州日報》《民立報》，積極宣傳民主革命。長年在國民政府擔任高級官員，擔任國民政府審計院長、監察院長。 同時也是中國近代書法家，1932年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他又是復旦大學等中國近現代著名高校的創辦人。1949年去台灣，1964年病逝於台北。於陝西三原、台北等地建有故居、紀念館。

台北的北投，一個不很大的地方。

整整一天都在下雨，卻不能熄滅這裡女巫嬉遊的慾火，此地有「地熱如炙」之稱。日據時期，曾在此開闢出一個溫泉旅館聚落。

去北投的地鐵里很乾凈且有文化氣息，車廂里的裝飾帶著溫泉浴室的符號，如果不是周末乘客不多。

出了地鐵來到北投。眼前一條街上到處都是溫泉浴室，漫步行經北投公園露天溫泉，不遠處坐落著一座溫泉博物館，來此懷舊的男賓女客不少。

日本來的多是來泡溫泉的，也會偶然碰到去于右任故居的；大陸來的多是奔著于右任來的，也有順便去泡溫泉的。

隨著北投公園坡道拾級而上，不消一會兒就可以看到一扇大門，門前樹立著「江山如有待，天地更無私」的草書題字，大門口兩旁石柱上刻有「梅庭」二字，都是于右任的手書。

台北北投的于右任故居梅庭

這裡就是民國大佬于右任的別館，他居台後，以「每日三千字，長生一萬年」的情懷大寫特寫行草書法作品，有求必應。據說，他在台灣留下了五萬幅墨寶，他的公館據說在若干年前已拆遷，換了主人，不復追惜。

梅庭依山坡地形而建，分為上、下兩層。上層臨中山路，故居簡約，質樸的黑色屋瓦及木隔欞的日式建築，木造落地窗，外觀則是以石砌台基，呈現著恬靜、懷舊氣息，看了不禁讓人發思古之幽情。屋內是木造結構，陽光流瀉在木質地板上，回蕩出溫暖、浪漫的氛圍；庭院里生機盎然，花木扶疏，綠樹成蔭。這裡是于右任在台灣15年的生活中唯一保留下來的一處居所。

下層是防空避難室，採用西式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為二次大戰初期的建造形式，成為戰爭的最佳見證。房間里幾乎沒有裝飾和固定的傢具，顯得樸實而素雅。如今，台灣文物保護部門對梅庭進行了精心的保護與修繕，在園內的「梅庭二三事」展區，還有梅庭歷史與于右任的簡介。

院長的十五年

有不少人說，1949年，于右任本想留在內地，但被蔣介石派人挾持到了台灣，繼續擔任「監察院」院長等高職。

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時，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辭去監察院院長職務，但在一片「挽留」聲中，不得已繼續留任。

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國民黨的高級軍官來到於公館，強迫於右任上車馳往機場。于右任在上海沒住多久，解放軍就大兵壓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兒媳周寶珠及兩個孫子一道去了廣州，最後在蔣介石的催促下，輾轉飛往台北。

到台灣之後的15年間，于右任的監察院院長一職形同虛設，幾乎無所事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于右任彈劾「行政院」院長俞鴻鈞一事。

1954年6月，俞鴻鈞繼陳誠之後擔任「行政院」院長。于右任曾對俞鴻鈞目無「監察院」的行徑極其憤慨，於1957年12月10日親自來院主持會議，提出彈劾俞鴻鈞的動議。「監察委員」們也認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過了對俞鴻鈞的彈劾案，並將彈劾內容向新聞界公布，俞處境頗為狼狽。

在台灣，蔣介石造訪于右任公館

這事終於驚動了蔣介石。1958年1月16日，蔣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員、評議委員和國民黨籍的監察委員近200人開會，會上公開袒護俞鴻鈞，稱彈劾中所列各點，許多事不能責備俞院長個人。蔣介石還在會上當面斥責于右任：「院與院之間發生爭執時，可由『總統』召集有關『院長』會商解決之。我一直在等你們來報告我，讓我召集『兩院院長』會商解決，你們大可向我作此請求。」蔣厲聲斥責：「為何不走這條途徑?」

俞鴻鈞彈劾案對於右任打擊甚大。從此以後，他更加置身事外，寄情於書法、詩詞。不管怎樣複雜紛紜的文牘，到他手裡都只批一個字，如「是」「行」「商」「閱」等字眼，絕少用兩個字以上，加上簽名用的「右任」二字，批文總共不超過三個字。他最後15年的院長生涯就是這樣在台灣度過的。

白頭夫婦白頭淚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髮妻和女兒仍在重慶等他，於是從台北飛到了重慶。可是，妻子、女兒因等不著他，幾日前去了成都。在重慶，于右任一直設法與妻子取得聯繫，但沒有成功。11月29日，解放軍攻城的炮聲越來越緊，于右任在眾人的勸說下，不得不乘飛機返回台灣。他於是更加傷感，常嘆息道:「我好想念她們呀!」

他苦等時局的變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鄉，希望能見到自己的結髮妻子高仲林以及長女於芝秀等親人。

1958年，正是于右任與他的髮妻高仲林金婚之年，但本應在夕陽歲月中相偎相依的這一對夫婦，卻被橫亘的海峽所阻隔。人們都說少年夫妻老來伴，但當時，老伴在大陸的生活到底如何，他根本無處知曉。於是，他寫下那首哀痛的詩:「兩戒河山一日簫，凄風吹斷咸陽橋，白頭夫婦白頭淚，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1年，是于右任的妻子高仲林女士80大壽，這樣的重要時刻，于右任卻不能陪在妻子身邊，他在苦悶中給香港的朋友吳季玉寫了封信，傾訴衷腸。在吳季玉、章士釗的奔走下，這個消息被周恩來得知。周恩來親自安排，以高仲林的女婿屈武的名義，集合了于右任在大陸的其他親屬，以及老朋友孫蔚如、茹欲立等20餘人，在西安為於夫人舉行了壽宴。壽宴過後，高仲林欲寫信告訴于右任這一消息，又恐消息如果傳到台灣當局耳中，會給於右任帶來不好的影響。高仲林的摯友邵力子給她出主意說，宋代《愛蓮說》的作者周敦頤也姓周，有一號為「蓮花」，便為周恩來取了一個雅號名「蓮溪先生」，隱晦地告訴于右任，自己的壽宴，是在周恩來的關懷下，辦得圓滿熱鬧。

伊人隔岸，如何不應?於對此十分感動，思鄉之情更甚。

1964年，于右任的好友吳季玉從香港赴台為于右任祝賀生日，誰知這次台灣之行竟成兩位老友的永訣。吳季玉的行蹤已遭國民黨特務偵知，因此抵台後不久即遭暗殺了。于右任聞聽噩耗，悲痛欲絕，身體每況愈下，1964年5月1日，也成為于右任在世的最後一個生日。

每日三千字，長生一萬年

即使在病痛的時候，于右任仍然儘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最看重的事往往與文化教育有關。

看書、寫字是于右任的生活習慣，一旦離開便非常難受。他在1964年1月14日的日記寫道:「數日因事未看經書，心中不安。」而他之於「寫字」(書法)，則更是不可分離，以此作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從紙簍中揀回不少珍貴墨寶。于右任從11歲開始練習王羲之的《鵝字帖》，後來他又醉心於遒勁峻拔、莊重茂密的北魏碑帖。中年以後，又專攻草書，自稱:「余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即每日一個字寫無數次)，兩三年間，可以執筆。」

靠著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于右任最後博採眾長，融會貫通，自成一家，形成名聞天下的「於體」草書。他的初期草書，沿襲魏碑的磅礴之氣，用筆險勁峭拔，大刀闊斧，旁若無人。隨著年歲漸高，後期草書漸入寧靜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達到揮灑自如、爐火純青的境地，信手拈來，皆成佳構，被尊為「一代草聖」。

由於求他寫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寫三四十張紙，雖然勞累，但卻樂此不疲。他寫字沒有什麼特別的習慣，唯一講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寫字，必須現磨現寫，而且一定要用開水磨墨。每寫到痛快處，就大呼「取墨來」。

于右任一生寫得最多的條屏是「為萬世開太平」，有一兩千幅之多。這是他的心聲。如果是比較了解的人，于右任則特為其撰句，他給張大千的對聯是：「富可敵國；貧無立錐。」送給蔣經國的則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復旦大學校友黃季陸去台後，掌管教育，有一次請他書贈數語，于右任揮筆題書：「將中國道德文化從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頭趕上」。

于右任一生寫的書法作品，有人粗略估計在五萬件以上，作品之多，當代無雙。為此，著名書法家沈尹默曾當眾調侃于右任：「於院長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錢，因為于右任寫得太多，而我寫得少。」于右任聽了不以為忤，笑著說：「物以稀為貴嘛。」

于右任晚年貧病交加，生活寂苦，處境凄涼，以至於鑲不起一副假牙，在榮民總醫院住了三天院就喊著要回家，連說：「太貴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厲害，朋友勸他拔牙，並推薦台北最好的牙醫，拔一顆牙300元台幣，于右任苦笑著搖搖頭，「太貴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錢為意。他手臨的《標準草書千字文》，彙集從東漢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書法家，共計1027字。這本書在他生前共修訂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時，于右任與出版商約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價低廉，便於讀者購買，意在推廣、普及。

「我很窮，沒有錢」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終注重名節，兩袖清風。當他晚年病重時，常想到的竟是「沒錢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嚨發炎，住進台北榮民醫院。剛過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早起，疾已輕，有歸去之意。開支甚大，如何能繼。」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沒有完全治癒之時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發作。他本應馬上住院，卻因為住院費用的緣故，將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間，于右任仍參加社會活動。6月26日，由於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療，但因經費緊張，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轉一些，他又積极參加社會活動，並寫下了氣勢恢弘的長篇行草書《文信國正氣歌》七屏，成為其最後的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發炎，說話進食都很困難。蔣經國來看望，勸于右任：「老伯，聽說您身體不好，還是進榮民醫院治療吧。」于右任不願向蔣經國哭窮，只是點頭應承。

再次住院沒幾天，于右任又因經費問題而擔心，對副官方伯熏說：「我很窮，沒有錢，我住的這間病房多少錢一天？太貴了我是付不起的，我還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著病情嚴重的于右任，有意隱瞞實情，將每日高達千元的住院醫療費說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來，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幣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這些費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經治不好了。

這是一個意外，誰也不會想到這位民國元老級人物當時，經常連菜金都掏不出。以至1964年病逝之後，人們才發現，他欠廚師墊付的伙食費竟多達新台幣十幾萬元。

在生命到達終點前，于右任數次想寫遺囑，但寫了撕，撕了又寫，後來病情惡化，終致無法再寫。他的長子於望德為尋找父親的遺囑，特請來監察院副院長、監察委員等數人作證，打開于右任最為珍貴的保險箱。開箱以後，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動了。箱子里沒有一點金銀積蓄，所能見到的是一支鋼筆、數方印章與幾本日記。還有結髮妻子高仲林早年親手為他縫製的布鞋布襪。再有，便是他的三兒子於中令5月赴美留學時向銀行借貸的4萬元賬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數萬元的賬單。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

1964年1月，當于右任感覺將不久於人世時，他在日記中對身後事做出了兩次安排。1月12日做的安排是：「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山要最高者，樹要最大者。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1月24日做的安排是：「葬我於台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十幾年的鄉愁，感情之累積終於釀成一首千古絕唱——《望大陸》。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1964年1月22日，于右任在日記中表明自己的心跡：「我是儒家系統中人，守之不變者，萬勿中途迷離，為世所笑。」這是他的人生信念。

思鄉的心情讓于右任病倒了。病重時，他的老部下、原台灣「監察院」秘書長楊亮功到醫院看望，問他：「您老有什麼事吩咐我？」

于右任由於喉嚨發炎而無法講話，只好用手勢表達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個指頭，接著又伸出三個指頭。于右任的老部下楊亮功猜測了幾個答案，都被于右任搖頭否定了。楊亮功怎麼也猜不中是什麼意思，只好說：「院長，等你身體好一些後，再來問你剛才表示的是什麼意思，行不行？」他點了點頭。

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1964年11月10日晚8點零8分，于右任在台北榮民醫院病故，終年86歲。他去世後，楊亮功向資深報人陸鏗提起此事，陸鏗反覆考慮後，提出一種解法，認為于右任的「一個指頭」是指祖國統一，「三個指頭」代表三原縣。合在一起就表示：將來中國統一了，請將他的靈柩歸葬於陝西三原縣故里。故人的心思已成天語，而這一解釋獲得了不少人，尤其是故鄉人的認同。陝西三原縣城西關鬥口巷5號建有于右任故居。六百多年的古槐樹依然枝繁葉茂、鬱鬱蔥蔥。「堂後枯槐更著花，堂前風靜樹蔭斜。三間老屋今猶昔，愧對流亡說破家。」他的舊詩飄逸雋永。

于右任的遺體被埋葬於台北的最高處大屯山觀音山上，並在玉山頂峰豎立起一座面向大陸的于右任半身銅像。玉山山勢險峻，四米高的銅像，建材全是由台灣登山協會的會員們一點一點背上山的，他們了卻了于右任登高遠眺故土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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