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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的中國人

把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的中國人



梅汝璈這個名字可能不為大眾所熟習,但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又稱東京審判)的大法官,他以其卓越工作表現名垂青史。

梅汝璈(1904—1973年),字亞軒,江西南昌青雲譜人。 父親梅曉春畢業於北京模範測繪學校,參加過伊犁中俄邊界勘測,並在江西省測繪局供職。1916年,梅汝璈先生在父親的支持下考取了清華大學;1924年,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得斯坦福大學文科學士學位和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起,先後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大、中央政治學校、復旦大學、司法部法官訓練所任法學教授;並在國民政府立法院任委員兼外交委員會主席,參加《中美平等新約》、《中英平等新約》和《中蘇友好條約》的談判,維護了國家的利益。可見,梅汝璈先生即是一位法學家,又是一位外交家。


1946年,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浚推薦,42歲的梅汝璈先生擔任東京審判的法官。臨行前,母親叮囑道:「你到了那邊,切記要重重地審啊!」梅汝璈先生沒有辜負祖國和母親的希望,為使日本甲級戰犯得到正義的審判和應由的懲罰做了大量的工作。這裡列舉關於梅汝璈先生的幾件事。


法官席位之爭


由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沒有明文規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來自澳大利亞的威勃庭長為了讓英、美法官,特別是前宗主國——英國的法官坐在他的兩側,提議法官次序應該參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順序,以澳大利亞、美國、英國、中國、蘇聯、法國、加拿大、印度、荷蘭、紐西蘭、菲律賓為序。梅汝璈法官說:「我認為法庭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 排列才最合理。如果庭長和大家不贊成這一辦法,我們不妨找個體重測量器來,看看各位法官的體重是多少,然後以體重之大小排座。體重者居中,體輕者居旁。」他巧妙地將法官的體重隱喻為國家的強弱,法官們都笑了。開庭前一天舉行預演,威勃庭長宣布法官次序,中國仍屈居英國之後,並強調這是駐日盟軍總部的最終意見。梅汝璈法官立即脫去黑色絲質法袍,表示抗議。由於他的態度堅決,法官們進行了表決,終於使法官座次按照受降簽字國的順序合理確定。我們今天能夠看到大量東京審判的照片中梅汝璈法官都是緊鄰威勃庭長,而不是排在「在遠東毫無建樹」的英國的法官之後。

國旗位次之爭


法官座次確定之後,梅汝璈法官發現中國國旗排在美國之後,居於第二位。他立即向威勃庭長提出中國國旗應當插到第一位。美國法官馬上反對。梅汝璈法官說:「殘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戰爭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國人民傷痕纍纍,幾千萬亡靈沉冤九泉。17年間 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國軍民傷亡逾3500萬人,財產損失逾2000億美元,擊斃擊傷日軍達130萬,占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的總數的70%。事實充分說明,中國正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中、美法官幾番唇槍舌劍之後,美方終於讓步,中國國旗排在了首位。這是1840年以後中國國旗在列強參加的國際活動中首次居於第一位。他以其正義的行為捍衛了中國這個對日抵抗時間最長、損失最大的國家的尊嚴。


判決書撰寫之爭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原陸軍省大樓開庭,在日本軍部審判日本戰犯最合適不過。在兩年半的緊張而漫長審判中,梅汝璈法官做包括建議將南京大屠殺作為一個獨立的單元審判等大量工作。但由於東京審判按照英美法系對抗式訴訟的原則展開,法官在審判中必須保持絕對中立的地位,這決定了他不可能像檢察官們那樣痛快淋漓地指控日本戰犯的罪行。工作之餘,他以打太極拳放鬆心情,而太極拳也充分表現了梅氏柔中帶剛的性格。1948年4月,法庭進入起草判決書階段。有的法官主張判決書統一撰寫。梅汝璈法官認為:「日本近代對中國武裝侵略應當從1874年侵略中國台灣起算,到1945年無條件投降結束,在長達四分之三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罪行中國受害最深,中國人民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國人最有發言權。因此,法庭判決書中有關中國的部分理當由中國人自己書寫。」經過法官們討論,決定由中國法官負責起草判決書中有關中國的部分,並單獨列為一章。他風趣地形容自己就像鑽進國際法典、成千上萬件證據和數萬頁法庭記錄的蟲子,每天在上面爬來爬去,生怕遺漏了重要的東西。他在助手楊壽林的幫助下,代表中國在東京審判的判決書寫下了10餘萬字,這是判決中寫得最快的一個部份,並且立即被法官會議採納。


死刑適用之爭

東京審判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訴訟程序,卻沒有一個共同的量刑依據。法庭進入最後的秘密評議階段,各國法官在是否適用死刑的問題上,意見發生嚴重分歧。 由於各國法律對死刑的規定和觀念不同,法官們各執己見:威勃庭長主張將戰犯們流放到荒島上;美國法官雖同意死刑,但他僅限於對發動太平洋戰爭和虐待美軍俘虜的戰犯適用;蘇聯法官堅決要求判處死刑;法國法官不同意判處死刑;更有甚者,印度法官竟然主張無罪開釋全體戰犯……。法官們為此展開了激烈地爭辯,梅汝璈法官利用各種場合與各國法官磋商,但支持死刑的法官並不佔優勢,最後只能以投票的方式決定。投票前,梅汝璈法官做了「最後陳述」:「土肥原賢二和松井石根等戰犯,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若不能嚴懲,我決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謝國人!個人之顏面、生死均為小事。千百萬同胞的血債必須討還。請庭長考慮我的這一最後請求!」這讓法官們大為驚異,他們難以理解梅氏這種「東亞式的執著」。最後投票的結果是六比五,僅以一票的微弱多數,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通過了對七名首惡處以死刑的判決。他後來回憶:「如果當時沒有判處日本戰犯死刑,我真不敢想像自己會怎樣!」可見「蹈海而死」不只是一句外交辭令。一個我們今天看來天經地義的判決卻如此來之不易。


上訴受理之爭


宣判以後,日本戰犯辯護團向駐日盟軍總部提出重新審查判決的申請,盟軍總部接受申請後召集戰勝國商討,最終駁回了申請。美國陸軍部派出為日本戰犯辯護的律師又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美國最高法院竟決定受理上訴,這是此前對德國戰犯的紐倫堡審判中沒有出現過的新情況。梅汝璈法官、荷蘭的羅林法官、向哲浚檢察官等法官、檢察官均表示美國最高法院無權受理「上訴」,更無權審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梅汝璈法官說:「美國最高法院同意受理的決定犯有極大錯誤。如果代表十一國的國際軍事法庭做出的決定還要由一國的法庭審理,不管這一國法庭有多高,也不禁會使人擔心任何其他過緊行動都同樣會受到一個國家的任意重審和改變,這勢必開創國際合作之危險先例。」在各方面的壓力下,美國最高法院最終駁回了日本戰犯的上訴請求。1948年12月22日,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次郎、松井石根、廣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在東京巢鴉監獄被處以絞刑。


法袍之爭


東京審判結束後,中國的法官、檢察官們也面臨著自己人生的抉擇,其中很多人選擇了為新中國的法制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梅汝璈先生先到香港隱居,期間他拒絕了國民政府政務院委員兼司法部長的任命。經清華校友喬冠華聯絡,1949年12月,他經青島秘密抵達北京。周恩來總理說:「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增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1950年,出任外交部顧問,並被推選為外交學會常務理事和法學會理事;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但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到了更加嚴重的衝擊。紅衛兵抄家時搜出了他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質問:「你保存這東西,是不是盼著國民黨回來變天?」在東京審判期間,他的發言使用的是流利的英語,次次擲地有聲;這次輪到使用母語發言,他更是當仁不讓:「國民黨給我那麼大的官我都沒做,我是一個被國民黨通緝的要犯。說句笑話,要是真復辟了,我人頭落地恐怕還要在各位青年之先呢!」紅衛兵試圖要燒毀法袍,他嚴厲地說:「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不知道就讓我告訴你們。這是咱們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審判外國人時穿的衣服,是民族尊嚴的見證!」 紅衛兵理屈詞窮,放過了法袍。晚年「靠邊站」的梅汝璈先生全力投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撰寫,但只完成了這部巨著的前四章。1973年,梅汝璈先生病逝於北京,年僅69歲。1976年,家人遵照他的遺囑將他參加東京審判時穿的法袍、帽子和一尺多厚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無償捐獻給國家。今天,這套「衣缽」完好地保存在國家博物館裡。

其他


中國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英雄,東京審判60周年之際,先後舉辦了一系列與梅汝璈先生有關的紀念活動:江西省文化部門開始修繕位於南昌青雲譜朱姑橋梅村的梅汝璈故居;電影《東京審判》以梅汝璈法官的視角展開,梅氏風骨再現無遺;江蘇新華髮集團有限公司捐款1200萬元在清華大學設立「新華髮——梅汝璈法學講席教授基金」;梅氏後人——梅小璈、梅朝榮參與編著的梅氏傳記、日記和法學著作先後出版或再版。關於他的學術成就,《梅汝璈法學文集》的編者范信忠教授說:「梅氏關於英國法制史的研究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有些認識水平甚至是我們上世紀80年代編《外國法制史》教科書時尚且不及的。」


古話說「知子莫若父」,反之亦然。梅小璈的一段話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他眼中的父親:「我能夠體會到父親那代人的責任感都是特別重的,有種強烈的家國意識,對個人的前程、利益計算得相對不那麼多。我在讀父親的日記時發現,他在國外的時候,哪怕一些小事也會讓他很自然地聯想到自己的國家。並沒有什麼人要求他那樣做,他們那代人好像都有種自覺的責任意識。另外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還有著很強的傳統士大夫精神,閑適、散淡、平和、中庸,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不只我父親是這樣,而是那個時代造就了一批這樣的人!」


梅氏不禁讓人回想起英雄輩出的先秦時代,特別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記載的「完璧歸趙」、「秦趙澠池之會」和「負荊請罪」。戰國末年的中國與四十年代的世界都是「亂世」,梅汝璈先生作為一介書生和「文臣」,卻能夠在「秦強而趙弱」的情況下,「不畏強秦」,據理力爭,「使不辱於諸侯」;在遭受不公正待遇後仍忍辱負重,著書立說,為我們留下了關於東京審判極具歷史學和法學研究價值的文獻;其間的諸多細節也展示了梅氏作為傳統中國法律人的巨大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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