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憑什麼，把中醫藥做成了中國人爭相搶購的漢方葯？
馬桶蓋之外，感冒藥、漢方葯，成了國人「爆買」日本的必備品。這讓不少中國葯企老闆反思，也讓另一些人斥責國人崇洋媚外，自己看不起自己。
到底是國人崇洋媚外，還是日本藥廠真的做得更好?華商韜略|華商名人堂特與您分享我們對此的觀察與思考。
1、趕超中醫藥的日本漢方醫藥
中醫藥是中國國粹，但它現在成了日本國寶。
據考證，日本於公元513年經朝鮮引入中國中醫藥，也就是如今大行其道的漢方醫藥。此後，漢方醫藥在日本蓬勃發展到明治維新時期被拋棄，然後又在「二戰」之後被重興。最近幾十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漢方醫藥更以全面趕超中醫藥之勢在本土及國際市場快速發展，獲得令人吃驚的成績。
有媒體報道，我國中藥出口額目前僅佔世界中藥市場的3%到5%，而日本、韓國中藥出口佔到了國際市場的80%。雖然這一數據被權威部門指為缺乏科學依據，並且他們也說不清楚到底是個什麼情況。但不少業界人士也表示：如果算上藥材，中國中藥占國際市場的比重肯定遠遠大過5%，但若按成品葯在本國的發展水平以及在國外的專利註冊比較，中國中藥已遠遠落後於日本。
日本，也是一面能照出中醫藥落後面貌的好鏡子。
日本的「漢方葯」如今已如西藥般走向集約化、規模化、標準化、科學化、處方化的發展道路，而且建立形成了一整套醫、葯齊頭並進的制度與環境。
早在1972年11月到1974年5月，日本厚生省就先後4次公布了關於審查批准漢方葯的內部規章，並至今還在完善修改，進而確定出漢方製劑的幾百個標準處方，藥廠可以根據這些處方的標準配比，將藥材加工成方便服用的成品葯。
其中，不知該用震驚、佩服，還是其他辭彙來形容的是，日本厚生省和業界研究確定這些標準處方的歸依，幾乎都來自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為主的中國古代漢醫學典籍。其中的安中散、藿香正氣散、黃連解毒湯、六味地黃丸、十全大補湯，都是有點年歲的中國人熟悉的名字。
與漢方葯標準化、處方化配套的是，日本對漢醫術也就是中醫術的重視和普及：2006年，日本讓「中醫學概論」成為醫生臨床考試內容之—；2008年，日本將「中醫學概論」納入醫生資格考試。目前，日本絕大多數醫科大學開設了漢方醫學教育課程，而它們的附屬醫院全部設置了漢方門診。
為鼓勵漢方醫藥發展，日本早在1976年就確定了漢方葯醫療保險適用制度，將漢方葯納入醫療保險範疇。如今，148種漢方葯都在日本的醫療保險報銷範圍之內。
多管齊下之後，是日本漢方葯和漢方醫學的蓬勃發展。到2010年代，日本人服用漢方葯的比例已由40年前的19%增加到72%。如今在日本，80%的醫師會給病人開具漢方葯處方，全日本具備漢方葯診治能力的醫師已超過10萬人。
但對日本醫藥界而言，更加最重要的是，他們通過這40年，找到了一條漢方葯以及中醫術標準化、科學化、普及化的道路，並且通過中醫藥相對西醫的「治未病」特徵，在疾病預防與身體保養上，為日本民眾的健康做出重大貢獻，甚至被認為是直接延長了日本人的平均壽命。
與日本漢醫藥鮮明對比的是，除極少數企業已站上規模化、標準化、科學化的台階，中國中藥企業基本都還停留在粗放式、小而散的狀態，社會對中醫的重視、普及，以及整個醫、葯齊頭並進的制度、環境也是未有形成。作為國粹的中醫藥對中國大眾的健康貢獻也相對比較局限。
反映到大眾身上形成的差距就是：日本的中醫處方都已做成標準化製劑、飲片、顆粒等成品葯，而中國的眾多中醫處方其實只是一張藥材配方。用西藥來類比，醫生開給我們的不是阿莫西林，而是幾堆白色粉末，要回家自己捏成「丸子」。運氣不好時，看個感冒都要跑好幾個藥房才能湊齊一堆根根草草，然後還得自學成才自備器材，炮製煎熬。
而且再而且，在中國能開出一副好方子的中醫師也是越來越少，就算這一切都好解決，到最後你的中藥還不一定能得到醫保報銷。因為，直到今天，關心中醫藥的人士還在為提高一點中醫藥在醫療保險的報銷比例，奔走、呼號。
在華商韜略|華商名人堂與著名老中醫、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韋貴康教授的交流中，他最感痛心的就是老中醫不斷消失，而他們的醫術也大量失傳。
曾先後出任廣西中醫學院（現廣西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院長、廣西中醫學院院長，同時還創辦了廣西中醫學院骨傷學院的韋教授，在中醫事業奮鬥了50多年，曾是姚明治療腳傷的骨科專家組成員，也是世界手法醫學界與骨傷科領域裡大師級的領袖人物。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將自己的醫術推廣到更廣範圍，並出版了一系列學術著作。
但談到自己幾十年心血化作的成果，韋教授坦言：「真正有興趣去鑽研的人很少，而國家對中醫的教育也不夠重視這些個性化成果的普及，更難談進入教材。」因而，當新近與資本和科技界結合并成立八桂韋氏中醫，他第一個重視的，就是利用市場和科技的力量，追趕中醫術和中醫人才標準化培育方面的不足。「但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方面我們已經落下了太多的課程。」他感嘆到。
日本對漢方葯以及漢方術的標準化、科學化、普及化，不但令漢方葯和漢方術在本土得到快速發展，也令其在國際市場成為中國中醫藥的最大競爭對手，並打造出一個「國寶」級產業。
有關數據顯示，在海外中藥市場上，中國擁有的專利權僅為0.3%，而日韓卻佔據了中藥專利的70%以上。最近這些年，日本企業更是加快漢方葯的國際發展步伐，他們持續召開有關漢方醫術、漢方葯的國際學術會議，持續在各種國際主流醫學雜誌發表漢葯漢方的文章，並且向美國FDA、甚至中國提出了專利和新葯註冊申請。
一個可能更令中國業界不平的是，日本漢方葯75%的生產原料都是從中國進口。於是，這變成又一個不知該怎樣形容的局面：日本用中國醫學典籍研究出漢方葯和漢方醫術，然後用中國原材料，做出漢方葯來跟中國中藥爭奪國際市場，甚至還被中國人漂洋過海「爆買」回國「治感冒」。
甚至，有鑒於中國藥材假冒偽劣日趨嚴重，質量難以控制等弊病，向來老實巴交把質量放在第一位的日本葯企，現在連原材料也不願意或者不敢向中國買，而是想方設法要直接自己種，在中國種了。
2、日本漢方藥典范津村製藥
華商韜略|華商名人堂綜合分析後認為，中國中醫藥的差距幾乎可以用兩句話來形容：該傳統的丟掉了傳統，該現代的卻沒有現代化。而這背後有急功近利、短視主義的力量。
比如，對中醫術的挖掘、中藥材的種植乃至中藥的炮製，應該是不斷向傳統尋求力量，但中醫藥在這些方面卻「現代化」太快，甚至連中藥材的種植都違背自然和科學地「拔苗助長」，讓種出來的葯不再有那個效。而在處方和藥物的規範化、標準化方面，除少數領軍企業之外，中國中醫藥卻基本停留在吃祖宗飯的階段，讓中藥依然停留在中藥材的層面。
關於對傳統的繼承與發揚，有兩個故事令人印象尤其深刻：一是，一家馳名全國老字號葯企的新領導，因為對老葯工堅持老規矩不講效益最大化頗感不滿，而將所有退休老葯工都辭掉。後來，這些老葯工被合資藥店挖走做了技術指導。
另一個故事是，中藥炮製學家王孝濤曾經想將畢生所學撰書留存，為國家留下一本關於炮製方法的典籍。但出版社告訴說，這個書賣不成錢，要他自己包銷並且贊助20萬塊錢。當王孝濤老先生希望有關部門給予支持時，提出申請的他一分錢都沒有拿到，最後一氣之下，「老夫乾脆不寫了。」
與這兩個故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對中藥製作傳統的追根究底和孜孜不倦。王孝濤老先生就曾回憶，只要他被請去日本講學，對方總是不忘詢問飲片炮製的關鍵環節。而當王老提出去參觀一下他們的炮製技術，卻被委婉拒絕。
日本至今非常珍視中醫傳統並對中國的中醫先哲頂禮膜拜。從江戶時代開始，中國三皇之一的神農就作為醫藥始祖，受到日本醫藥界的尊崇。他們在東京設立湯島聖堂神農廟，至今每年都要舉辦一次「神農祭」。日本醫史學會、日本漢方協會、日本東洋醫學會、東亞醫學協會、日本內經醫學會等相關團體的負責人和業界負責人都會隆重出席祭祀活動。
日本漢方葯龍頭企業津村製藥，是一個既堅持傳統又擁抱現代化的成功典型。
成立於1893年的津村在日本漢方葯市場處於絕對的領導地位，分別於1991年、2001年在深圳、上海設立分公司。而它在深圳設立的公司，就曾高薪從中國葯企挖去不少退休老葯工擔當其技術指導。
已經落後一程的中國中醫藥，能否好風憑藉力？又該如何揚帆於此時以及未來？日本的經驗不是唯一的成功樣板，但值得借鑒、反思，甚至學習。
華商韜略|華商名人堂認為，其中最值得借鑒、反思、學習的，還是人家不把「工匠精神」掛在嘴邊，但尊重傳統、尊重患者、尊重科學、並且追根究底、精益求精的那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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