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三匝：徐友漁不想當導師

徐友漁一口川普，講起思想界的爭鳴史繪聲繪色。作為主義中人，多年來他參與甚至發起了思想界的多次論爭。用他的話說，「80年代、90年代我都是活躍分子」。朋友不少，論敵無數。在中國當下語境中，他堪稱尖銳的言說方式讓有些人感到芒刺在背。

嚴格說起來，早在上世紀60年代後期，徐友漁就已經是「思想界」的活躍分子了。只不過，那時節中國還根本不存在思想界，有的只是理論界。要理解今日之徐友漁，必須回溯到他的少年時期，甚至童年時期。按榮格的話說，一個人一生要走怎樣的路，其實在童年時期就註定了。

一

徐友漁有一個經歷複雜的父親。父親在「二七慘案」爆發後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赴法留學，在巴黎大學文學院攻讀西洋史和經濟學。1927年由法共中央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歸國後從事革命活動，被捕出獄後，在抗戰時期為國民黨部隊工作，其後不斷奔波在多所大學任教。

徐友漁懂事時，父親在四川大學教俄語。這個脫離了革命隊伍的人總是拿自己早年的輝煌與現時的失意、被冷落甚至被歧視的處境對比，這使他一方面對革命意識形態的捍衛比真正的革命者有過之無不及，另一方面性格日益走向孤傲暴躁。小時候的徐友漁成了父親的出氣筒，常常無端受到體罰。好在他母親是一個溫良賢淑、習慣隱忍的傳統女性。徐友漁後來對自己的性格有過客觀地分析：他性格中激烈、對人對己都很苛求、太講是非對錯的部分源自父親的遺傳；而善良與悲憫源自母親的基因。

因為看過比同齡人更多的書，少年時代的徐友漁原本是有知識上的優越感的，但上高中後，血統論甚囂塵上，而他父親「有歷史問題」。他相信意識形態的宣傳代表了進步的方向，時時處處感受到自己是身負原罪的人，自尊而又自卑，而長期閱讀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結果，使他時刻盼望「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1977年，徐友漁考上大學。一年後，又考上了中國社科院研究生，從此與社科院結下了幾十年不解之緣。

一般有志中國進步的人再上學，會學習那些能直接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學問。但徐友漁沒有選擇從改造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版入手來改變中國的現實,在他看來，那是一種雖然現實但不徹底的做法，他更願意做一些在思維方式、思想方法或者是整個思想文化層面的事情，所以選擇的是學當代西方哲學，而且是抽象的思想層面的分析哲學。

二

正是由於人心荒蕪，80年代爆發了「文化熱」，各種各樣的思想文化群體不斷湧現，知識界山頭林立。最有名的山頭是以湯一介、杜維明、李澤厚、龐朴等人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書院，其宗旨是要復興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包遵信、金觀濤、劉青峰為代表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其特點是將自然科學理論引進社會科學領域，並構建一套宏觀歷史敘事；以王元化、王若水為代表的新啟蒙學術思想集團，主張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極左思潮；還有一個山頭是把西方當代的社會科學引到中國來的人。

徐友漁參與創辦的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這是一個由中國社科院和北大1981年到1984年畢業的研究生組織發起的山頭，代表人物有甘陽、徐友漁、陳嘉映、周國平、錢理群、陳平原等。這批人氣味相投，心高氣傲，定位是引進20世紀的人文主義思潮。徐友漁與甘陽當時都認為，真正為中國未來計，應該先學習、借鑒，而不是一開始就要提出中國該怎麼辦的藍圖。正如梁啟超所說，中國人可能在一二百年之內，甚至二三百年之內就是要翻譯書，先慢慢的把世界文明的東西了解清楚之後再來說事。他們當時就是想花幾十年時間安安心心地翻譯書。在社科院主辦的雜誌上，徐友漁介紹羅素，陳嘉映介紹海德格爾，趙越勝介紹馬爾庫塞。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出了四個系列的書：重磅炸彈叫「學術文庫」，就是出20世紀人文主義最重要的經典著作，比如出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弗洛伊德、馬爾庫塞的書。這個山頭後來也辦培訓班。在北京辦班的時候，居然有一個外地懂6門外語的大學教授來當這幫高談闊論的年輕人的學生。那個時代的人求知若渴的現象，今天的人們是萬難想像的。

幾大學術山頭雖然都支持改革，但都沒有僅僅停留在配合改革、為改革搖旗吶喊的階段。學者們自認為比體制內的理論家考慮得更長遠，他們希望引領中國走上人類文明的普世道路，改革開放為他們的努力提供了可能性與機遇。

表面的繁榮也沒能擋住歷史規律：思想運動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走向分裂。法國的啟蒙運動如此，中國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如此。這群人最後在思想、個人感情、人際關係上都徹底分手了。

三

大震蕩的餘波需要時間來消化。90年代初，中國的人文社科學者非常自覺地沉下來重新思考。徐友漁從純粹的語言哲學、邏輯哲學、分析哲學這種抽象純粹的哲學轉向英美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就是這段思考的結果。

很多學者都主動改變了學術方向，更現實的原因在於，80年代人文學者談的都是抽象的形而上學層面的東西，但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中國出現的問題不是那種安身立命的、形而上學的問題，都是一些具體的問題，時代的議題變了，社會科學就變得比以前的人文科學重要得多了。

到90年代後期，隨著改革開放不斷走向深入，改革產生的社會問題也日益凸顯：貧富差距過大，腐敗深入社會肌理……思想界的大分裂開始了，學者明顯分為左右兩派：左派認為，這些社會問題的產生，罪魁禍首是市場經濟制度；右派（自由主義）認為，問題出在政府強力介入經濟領域。因此，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小政府、大社會。左右兩派如今早已發展到雙方視對方如仇讎的程度，嚴格意義上的學術之爭反倒看不見了。

徐友漁是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這就使得他長期處於論爭的風口浪尖上。他批評新左派錯置時空，政治投機；批評民族主義火中取栗，虛偽粗鄙。他不得不與曾經的朋友如甘陽、劉小楓、汪暉等人成為論敵。「余豈好辯乎？余不得已矣。」

但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自由主義面臨著一個如何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問題。西方經典的自由主義總是在價值層面上論證自由的優先性跟重要性，但從來沒有論證如何才能實現自由，這是時代給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提出的重大課題。

對此，徐友漁的回答是：「中國任何把思想領袖跟精神導師這個使命加給自己的人，都會有一種壓力，我從來沒有這種壓力，我從未想成為一個可以提供答案的精神導師。我覺得凡是提出來的藍圖，最後都不成立。所以假定我要在思想學術上有追求的話，我想追求的就是並不宏大、最後證明能夠靠得住的東西。」他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前途並不感到樂觀。與其他自由主義者一樣，他把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上，這也是他並不過於悲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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