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思想周報｜成熟政府失敗——西方政治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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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政府失敗——西方政治癌
近日，卡內基歐洲研究中心主任揚?特紹在《金融時報》撰文，稱歐洲和北美社會患上了一種名為「成熟政府失敗」（sophisticated state failure）的疾病。正是這種病導致了特朗普和勒龐的崛起，危害到發達國家社會為其公民創造光明未來的能力。成熟政府失敗是一種正在侵蝕西方社會的癌症，破壞它們迄今維護的自由世界秩序。
特紹認為，總的來說，在發達世界中的成熟民主國家中，一切都在按部就班進行。選舉是公平和自由的。法庭正常運作，稅務部門也是如此。警方基本上值得信任，腐敗相對較輕，同時整體而言，公共管理機構發揮了應有的職能。當前沒有出現任何一項政府失敗的典型要素。然而，他們也沒做出什麼成就。
自從瑪格麗特?撒切爾對陷入困境的英國經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以後，差不多30年時間裡，西方世界至多也就是小打小鬧地改革。當然，政客們承諾進行改革——改革養老金、勞動力市場、稅收制度以及教育。他們承諾縮減政府規模並減少官僚作風。但除了少數幾個明顯例外，這種承諾從未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兌現。許多承諾還沒有寫入法律條文就已消亡。因此成熟政府失敗是這樣定義的：有一個正常運轉的政府，但沒有什麼成就。這方面的例子不計其數：法國連續數任政府都無力改革它們的勞動力市場，貝盧斯科尼和布萊爾浪費了他們獲得的多數席位，還有歐元區無力為歐元構築堅固的基礎。
成熟政府失敗有許多原因。人們不應低估治理複雜、高度多元化的社會面臨的巨大困難，但既然議員們往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於是決定什麼也不做。
全球化帶來的益處和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再加上低利率，使得全球經濟出現了反常的長期增長。在此期間，政客們越來越自滿，選民們產生強烈的權利意識。
選民們現在更加反覆無常，因此多數席位更加不穩定，這導致政客們避免談論有爭議的問題並規避重大風險。正如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讓-克洛德?容克所言，政客們「真的知道他們需要做什麼，但他們不知道如何才能連任」。
只要這種兩難困境得不到解決，結果就是政府癱瘓。隨著時間的推移，失望情緒逐漸累積，越來越多的選民開始表達不滿。然而，政客精英們傾向於維持現狀，因此往往會錯失較為容易地進行變革的機會。結果是從邊緣到主流社會慢慢滋生出不滿情緒。
在特紹看來，民粹主義（無論左右）不是解決成熟政府失敗的辦法。對負責任的政客來說，解決成熟政府失敗的唯一長久辦法是少擔心連任問題，開始冒著斷送政治生涯的風險做些有必要做的事情，就像撒切爾夫人在上世紀80年代做的那樣。如果主流政客不開始冒這些險，制度將會遭受持久損害，原本潛伏的最糟糕的政治本能將會被釋放出來。於是，成熟政府失敗最終將會演變為真正的政府失敗。
歐洲會不會成為羅馬的歐洲？
本周，經濟學家、《資本主義4.0》的作者卡列茨基（Anatole Kaletsky）在Project Syndicate發文，探討歐盟開始分崩離析之際，誰能拿出領導力來拯救它。
德國總理默克爾被廣泛認為終於回答了亨利·基辛格所提出的著名的西方聯盟之問：「歐洲電話號碼是多少？」但如果歐洲電話號碼加上了德國區號，就會來到自動應答：「什麼都不行。」這句「什麼都不行」便是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最近用來描述德國對一切旨在強化歐洲的經濟措施的反應的用語。一個經典案例是默克爾否決了義大利總理倫齊所提出的通過發行歐盟債券資助歐洲、北非和土耳其難民計劃的方案。
卡列茨基認為，默克爾甚至蠻橫地拒絕考慮更廣泛的歐洲利益——如果這些利益威脅到她在國內的支持度的話。這已經成為其他歐盟領導人反覆遭遇的噩夢。默克爾的拒絕不但支撐著她的經濟和移民政策，也導致了她對希臘的欺壓、對煤炭補貼的支持、對德國汽車製造商在柴油排放問題上的支持、在新聞自由問題上對土耳其的讓步，以及對烏克蘭問題明斯克協議的管理不善。簡言之，默克爾比任何其他在任政客對歐盟為害都要大，而她還言必稱熱衷於「歐洲工程」。
但眼下打破了德國領導幻覺的歐洲將何去何從？顯然，以下國家不會或無法承擔領導者角色：英國自絕於歐洲；法國在明年總統選舉前都將陷入癱瘓，總統選舉後也未必能恢復；而西班牙甚至連政府都組織不起來。
於是就只剩下了義大利，這個在大部分歷史中主導著歐洲政治和文化的國家，現在被視為「外圍」。但義大利正在重建作為歐洲最優秀思想和政治領導力來源的角色。
上個月，德拉吉成為第一個認真考慮直升飛機撒錢的央行行長。直升飛機撒錢是指歐洲央行將新創造出的貨幣分給歐元區居民。德國領導人對此異常憤怒，目前正在對德拉吉展開民族主義人身攻擊。義大利越來越自信地反對德國經濟教條，這或許並不令人驚奇：自加入歐元區以來，義大利幾乎衰退不斷。
義大利自信心和領導力的復興也可以從國內和國際政壇中發現 。倫齊是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唯一一個提高了所在黨派選票比例的歐洲領導人，他在義大利政壇的主宰地位也有所加強。如今，民粹主義政治威脅著德國、法國、西班牙和英國，而義大利已經與貝盧斯科尼分道揚鑣。結果，義大利已開始實施過去無法想像的勞動力、退休金和行政改革。
在外交事務方面，義大利也變得更加堅決自信。更重要的是，正在領銜修復烏克蘭衝突後的對俄關係以及加強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合作。這方面的努力似乎正在產生結果，從今年夏天開始，歐盟將逐漸取消對俄制裁。
卡列茨基認為，考慮到德國在歐洲領導的失敗以及歐盟其他地區的政治真空，義大利提升其形象的決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倫齊在最近的採訪中指出：「在做了兩年聽眾之後，現在我開始發話了。」義大利能否組織起一個由經濟進步、整治務實的國家組成的聯盟以克服德國的保守和教條還有待觀察。但無論如何，歐洲政治經濟必須適應2008年危機後所產生的新型全球資本主義。
誰從全球移民中受益最大？
近日，德國《世界報》網站發表了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創立者、主任馬克·倫納德的文章，稱世界進入了移民時代，如果所有在出生地以外國家生活的人建立一個國家——背井離鄉者共和國，這個國家大概會有超過2.4億國民，成為世界第五大國。
雖然關於移民潮如何改變國家層面政治的論著汗牛充棟，但人們對這一發展產生的地緣政治影響的關注卻不多。基於人類的這種大規模運動已經產生了三種移民超級力量：新的殖民者、融合者和中間人。
新的殖民者讓人聯想到18世紀和19世紀走向世界各地的歐洲移民，他們不僅自己獲益，也給家鄉帶來好處。21世紀的大多數移民也以類似方式在市場准入、技術和世界政治參與權方面為祖國提供幫助。
鑒於移民的規模，甚至有可能在不具備獲官方承認的情況下成為一個移民超級大國。3500萬庫爾德人——自我理解為沒有國家的民族——正在發展成為政治上最活躍的歐洲移民群體之一。
融合者構成了第二種超級力量，講述美國如何受益於這些融合者的才能、如何將來自全世界的人變成美國公民的著作大概可以裝滿整個圖書館。
當今最引人注目的兩場融合實驗是以色列和「伊斯蘭國」組織。散居在外的猶太人遷回對以色列具有重要意義。以色列政府確實為融合提供了各種便利，如免費機票、語言班和各種實用的支持。這一政策帶來的結果是，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以來人口數量已增加為最初的9倍。
美國作家和政治顧問丹·塞諾在與索爾·辛格合著的《初創國家以色列：我們能從全世界最具創新性的國家身上學到什麼》一書中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建國僅60年、擁有710萬居民、沒有任何礦藏、被敵人包圍並且自成立以來始終處於戰爭狀態的以色列為什麼新創立的企業數量卻比日本、中國、印度、韓國、加拿大和英國等和平穩定的國家還多？」答案自然是：融合。
雖然「伊斯蘭國」組織的首領並不愛聽這樣的比較，但其組織的迅速擴張與取自以色列的一些經驗教訓有關。所謂的「伊斯蘭國」雖然沒有獲得任何官方承認，但它卻是建立在移民基礎上的。根據蘇凡集團公布的數據，來自86個國家和地區的大約3萬人進入了「伊斯蘭國」組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佔領的地區。
第三種移民超級力量是中間人，他們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迫使不願接受移民的鄰國作出妥協。
最直觀的例子是土耳其。曾經不得不乞求歐盟考慮自己入盟問題的土耳其，如今卻為自己與歐盟的關係提條件。從流向公眾的一份歐洲領導人近期峰會的會議文件副本中可以看到，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威脅說，如果歐盟不答應其提出的要求，土耳其將用大巴將難民運送到希臘和保加利亞。
作者稱，第一批從貿易全球化中受益的國家採用了G7這個稱謂。而從移民中受益的國家、地區和組織大概也可以被相應地稱為M7：中國、印度、庫爾德斯坦、以色列、土耳其、尼日和「伊斯蘭國」組織。由於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權力貨幣，因此接受M7領導的國家將可能增強它們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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