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鏞:一個人的書法史
王鏞:一個人的書法史
文|王東聲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歷史。
無論歲月長短、方位遠近、處境高下,都會程度不同地留有這樣那樣的生命痕迹。
只不過,因為修行不同,那痕迹的形態與刻度也多有分別。
王鏞,一九四八年三月生於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術學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畫和書法籇刻專業。一九八一年留校執教。先後任中央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顧問、教授、博士生導師、書法研究室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書法院院長,文化部優秀專家、文化部美術專業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藝術創作院名譽院長,李可染畫院副院長。
漢君高遷八字磚 138cmx70cm
一
文藝之事,在一些人眼中,僅僅是糊口的一個營生,與賣瓜子、做泥瓦工並無二致。然而對於有些人,卻由興趣而後成為一種職業習慣,肩負一種文化責任。
一堆木頭石塊,在有些人眼中,那最多被看做是一些建築的輔料;換了另外一些人,或許就能蓋成一處居所;而在有些人手中,或許最終建造出的是一座殿堂。
一堆所謂筆墨紙硯的玩意兒,可以明窗淨几,焚香染翰;也可以興來一揮,解衣般礴……但檢點而後,成就的或許是一個賞心悅目的歡場,有的塑造出了千古觀瞻之作,若《蘭亭》,如《富春山居》,有的則徒糜紙墨,廢畫三千。
行書七言聯 132cmx22cmx2
那些筆墨紙硯的玩意兒,在徐青藤恣肆放逸的塗畫背後映照的是他潮起潮落的人生之流;於八大而言,其激憤的塵世到『實相無相』的『吁嗟世界蓮花里』,都空幻在那般花花木木山山水水的墨韻之間;在齊白石的筆下,生成的是一幅幅紅花墨葉的富貴清新,那份惹人歡喜的意味里浸透著他素心若雪的童趣與質樸;在黃賓虹的案上,本來白白凈凈的一張紙,逐漸模模糊糊下去,最終黑壓壓混沌一片——但,當你定神看去,那模糊里似乎幽深,那混沌中不乏光明。
二
作為一種文化形式,藝術具有廣泛的包容與涵蓋屬性,允許無限的創造力來塑造。
藝術史的形態,註定是一個不斷檢驗人類智慧與能量的過程。所謂藝術創作,一邊關聯著傳統,一邊面對著創新。
1985年為李可染先生祝壽
傳統是一條河,一條流動的河。既然『流動』,就是躍動的、鮮活的,是奔涌不息的一種狀態。昨日優質的因素沉積下來,形成穩固的河床,而平緩與激蕩的塑造,卻在於河水的流量與衝撞的速度,場面自然千差萬別。傳統,是需要不斷創造的。昨日的創新,成為今日的傳統;今日之創新,正可為明日之傳統。所以有王右軍『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之謂。當然,過去時代里的優秀,也可能成為今日的過時。長江後浪推前浪,大浪淘沙,經得歷史的淘瀝,才能見真知。
創作的意義,在於能夠驅動人心而棄舊圖新。創作要不斷生髮新的文化產品,是對『人之為人』的主觀能動性與認識力的考察,也是對其文化實踐力的檢驗。一種新的審美取向,也往往隨著少數個體的『先知先覺』而有超越尋常的塑造,從而感召時人,引領一時風氣。優質的創作,不僅與審美緊緊相隨,也還考驗著思想的精度與純度,其過程更是一次次令人心蕩神馳而又不乏艱辛的歷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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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畫家詩七首 138cmx36cm
有人認為,自晉唐以降,中國書法漸次式微。
誠然,這是站在書法諸體俱全、諸法俱備的角度論之。事實上,兩宋時期可以成為一個分水嶺。其上的晉唐,有如位列廟堂之高,塑造的是典章規制;其後,則遊走江湖之遠,允許無有約束、信馬由韁地自由發揮。於是,楊維楨、徐渭、傅山、八大、金農、徐生翁、龔晴皋等人,以其學問、功夫,以其心性、才情與識見,在我們司空見慣的路徑之外開闢了另外一條別見洞天的道路。這條道路或許狹長,或許陡峻,不足以令更多的人駕輕就熟,如我們一般的凡夫俗子,只能在他們披荊斬棘的路上,在他們開闢的景緻裡面,做一位『觀光客』,充其量『到此一游』而已。
藝圃寸耕 陶印
時至清中期,帖學漸呈頹態。隨著文物大量出土,新的文字材料不斷湧現,這無疑為書家們提供了可資借鑒並創新求變的機緣與可能。如金石考據繼而盛行,如阮元、包世臣、康南海等先後對碑學予以倡導,甚至高調鼓吹『尚碑』,否定帖學——此未免有偏激之處,但卻使碑學得以大大推廣,書法藝術發展到了一個碑帖並存的嶄新歷史階段。此後,中國處境波瀾起伏,隨著西方文明的強力衝擊,經歷了新中國成立至『文革』期間的二十餘年積鬱,直至改革開放後意識形態的逐漸解凍,文藝方面也自然面臨巨大挑戰。書法與其他領域一樣,在『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風潮之下,期待新思路,新舉措。
李白將進酒詩句 248cmx123cm
然而,一種新生事物,往往伴隨著撕裂與陣痛,往往惹得故有老派的瞠目。這,也在情理之中。人都是有惰性的,所以有固守一隅、自以為是、保守不化這樣的辭彙創生出來。畢竟,積習也是長此以往疊加起來的。只不過,因為惰性與自以為是的放逐,我們往往習慣於輕車熟路,往往滿足於習以為常。
近年來,中國書法界最大的爭議莫過於民間書風的衝擊。然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青年歡欣鼓舞?為什麼受到那麼多『批判』而這些傢伙至今仍不知悔改依然樂此不疲?
篆書七言聯 139cmx29cmx2
答案只有一個:審美與心靈得到共鳴。
可以說,民間書法正是在王鏞等人的倡導下應時而生。
王鏞所倡導的民間書風,正是與大的社會文化環境緊密關聯的產物,是對清中期以來的碑版書風的一種承接,更是一種拓展,並為當代書法的深層探討提供了一個基點。由於日常書寫工具的變化,毛筆從實用功能被逐步賦予了較強的藝術屬性,書法從少數貴族階層所獨享的角色,到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全民運動』,書法從几案之間走向了牆面,從居室走向了展廳,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
王鏞之於民間書風的倡導,提出以『根植傳統,立足當代,張揚個性』為宗旨的『流行書風』(只是一種提法),實際上更為注重感性發揮與理性自覺的互為補充,這絕不僅僅是對古拙、樸厚、粗獷風格的敏感與認可,更是對藝術規律的尊重。進而,在當代書法發展史上,碑與帖、經典與民間的諸多因素,都成為可以自由穿行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合法公民』,各具特色,多元共存。
書孟浩然 《題義公禪房》 234cmx53cm
三
書法之於王鏞,必然是其多方面修養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其審美理念得以發揮的結果。
王鏞的藝術經歷,與中國書法的現代復興相伴隨。
他生於一九四八年。此階段,中國世相急變,文藝陰晴不定。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六十年代,國家開始對文物古迹、字畫鑒藏尤為重視。隨後,書畫展覽漸多,如故宮舉辦的善本碑帖展覽、中日書法展覽等;藝術社團興起,如北京書法研究社、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等;書畫書籍的刊行等,也在豐富著人們的視覺之娛。或許源於藝術的靈根與敏感,王鏞早年即酷愛金石書畫。據稱十二歲時隨父觀瞻『徐悲鴻、齊白石、黃賓虹遺作展』便極受觸動,自此迷上了刻印,甚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十四歲入少年宮專修金石書畫,有了專門老師的指導,漸入藝術殿堂。
古并州晉祠人 陶印
一九六五年,中國書法界關於王羲之書法與東晉書風的『蘭亭論辨』沸沸揚揚。此時,王鏞讀中學,其作品隨即入選了幾次書畫展覽並獲獎。這大大鼓舞了他的習藝士氣。但是好景不長,『文革』開始,王鏞下鄉內蒙古插隊,但他在物質較為睏乏的環境中,仍寫畫不輟,直至一九七四年返京。翻過癲狂的『文革』十年,百廢待興,壓抑已久的『社會化』能量得以釋放。一九七九年,王鏞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在李可染門下專攻書、畫、印。由此,其於技藝的訓練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於藝術理想有了更高遠的期許。
『小技拾人者易,創造者難。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毛皮矣。』此缶翁語,被王鏞記錄在他一本印集的自序中。可以說,王鏞自始至終以此自勵。他曾談到:從藝方向的明確、審美觀的建立、辯證的思維方法以及對傳統價值觀的獨到判別,是形成自我藝術風格的前提與關鍵。而其於習藝之初,經啟蒙老師引導,便確立了『以古拙質樸、奇險壯麗為大美』的審美定位,並自信『走上了正道,知道漂亮花哨的東西不好,整齊勻稱不過是美的低級階段』。
寸耕堂鑒藏 陶印
實質上,道家思想中對『美』與『丑』有辯證的分析,老子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莊子》認為『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並對王駘、申徒嘉等形體丑怪的人評價為『德有所長而行有所忘』,又講『西施病心而擯其里,其里之醜人見之而美之』,以及『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作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等。西方文藝也有類似表達,如羅丹說,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謂的『丑』,在藝術中能變成非常的美。再者,於今看來,杜尚讓難登大雅之堂的——『丑』的小便器粉墨登場,這一舉動更像是擎起了一桿針對架上乃至古典體系的祭旗,看似大逆不道、呵佛罵祖,卻撕開了陳腐積習之『傳統』的最後一塊遮羞布,進而打開了藝術真正走向『現代』的一扇門。
素崖飛瀑圖 39cmx39cm
可見,『美』與『丑』並非絕對化,『美』中能見『丑』,而『丑』中亦可見『美』,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轉化。世間萬物,日久生『情』,或者久則生『厭』,都說明這樣一種互動的可能。甜點誘人,但一直吃下去,就可能讓人反胃,甚至敗壞了味覺;粗茶淡飯,似乎寡味,卻給人以素樸的、持久的味覺感受。水晶球玲瓏剔透,令人驚異,卻不過工藝意義上的『器』之雕琢;土陶粗糙簡易,不受矚目,卻或許深藏一種古拙、質樸之美。
可以說,『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這一命題,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恆久的感召力。王鏞書法,無論是對民間因素的汲取,還是對『大、拙、古、野、率』的風格探求,均體現了一種大巧若拙的道家美學觀與大美無華的審美理念。
清霜野色圖 69cmx46cm
另外,中國文化講究綜合性,講究廣取博收,天長日久,如文人畫提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修為,講究多方面知識修養。『對於從藝者來說,當然是基礎愈寬,則能力愈強;變數愈多,則出路愈廣。』王鏞如是說,尤其是『書、畫、印三門藝術都是以傳統的點線審美為基礎,以點線的組合構成形式為表現手段的、獨特的民族藝術』,『三者的本體藝術語言是一致的』,『孤立地研究學習其中一門,是很難取得大成就的』。
溪村晴嵐圖 149cmx75cm
基於這種認識,王鏞始終保持著文人畫家的修為傳統,尊崇如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等前賢集諸藝於一身的藝術養成方式。其詩文,雖不多見,但所作往往因事、因物而言意境、言藝理,文辭簡潔,而主旨深遠;其書,除晉唐法帖之外,於六朝碑版,漢魏簡牘,磚文瓦當,更著心力;其創作在注重章法的同時,也講究字形、字勢的形式美感,風格充滿視覺張力;其印,三代銅鼎,秦漢古印,明清流派,無不涉獵,集而創具一種古拙奇崛之印風;其畫,則將書法骨力與金石韻味統和一如,以書入畫,強調點線的書寫性,追求沉雄朴茂、大氣磅礴的畫風。王鏞藝術有賴於詩、書、畫、印四位一體式的積累與實踐,其書、畫、印創作可以各自獨立存在,形態各盡其妙,卻又在風格意境上和諧統一。而王鏞書法,正是其諸藝之『統帥』,諸如『詩書一體』,『印從書出』,『以書入畫』,等等,都因書法而觀照與創生。
紫藤 137cmx65cm
無疑,王鏞書法是以探究藝術本質為旨歸的。他所追求的深山大味,他作品中那種『拔劍四顧心茫然』的從容氣度,不僅是於『錯彩鏤金』與『清水芙蓉』之外的另一闡釋,也為今日時代開拓出了一份意象蒼莽而氣息鮮活的審美世界。
四
一個人的書法史,必然是其技藝修鍊與學問修養的演進與混合。
對於創作者而言,『師古人,師造化』也好,『集其大成,自出機杼』也罷,都是必須經過『百鍊鋼』而成『繞指柔』的。這個過程,既包含對藝術史的追溯與梳理,同時也體現出個我藝術的歷練與演繹。
唐人詩二首 86cmx66cm
應該說,王鏞之於書法,是積以時日、累以技藝,並修養學問的結果,更是對『書法』這一疆域的新的開拓。在這塊疆域里,在今日時代中,其所倡導的民間書風無疑是最具開創與構建意味的一面旗幟,其書法的塑造也註定是對一個時代最有質地的饋贈。
甲午仲春於京城萬泉河畔
王東聲 撰文
太原王氏所藏 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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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
著名書法家王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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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私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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