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中國故事要用好我們自己的話語
■講中國故事要用好我們自己的話語，比如「一帶一路」這個概念，對外講述時用「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對象國可能容易聽懂，卻是一種自我降格的表述辦法——自己辛苦創造出來的概念，成為「馬歇爾計劃」的分支，無形中把「馬歇爾計劃」變成普遍性概念，把「一帶一路」變成支系
■在講別人故事中講中國故事，應努力防止「東方學」那種為人詬病的方式，避免西方流行的文化中心主義或者文化殖民主義，尤其是不能隨便給人貼標籤。這是全球化時代需要秉持的一個基本態度和學術規範，也是我們在外交上一直強調的互不干涉、互不否定的價值理念
■無論是講外國故事還是講中國故事，背後都應有自己的歷史觀、價值觀、世界觀為支撐，否則講的故事可能支離破碎、不成體系。為此，需要培養更多能用內生於中國的新概念、新表述、新範疇，講清楚自己制度和道路的人，也需要一批在講外國故事中能融入中國元素、價值、概念的人
講好中國故事是一門學術，也是一門藝術。目前流行的辦法是將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文化、中國實踐中的元素和內容，翻譯成不同的外文，針對不同的對象進行傳播。
這是一種講好中國故事的辦法。不過，在國際學術交流中，僅有這種辦法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從受動思維轉向能動思維，學會巧妙地將自己的歷史觀、價值觀、世界觀融入進去，達到更深入講好中國故事的目的。
有時候，我們直接講中國故事，別人感興趣或者有這個需求還好，但實際上大部分人可能並沒有這個興趣或需求。因此，就需要換個方式。比如，是不是可以轉換一下視角，按照我們中國的歷史觀或者學術研究路徑，給予他人的歷史以自己的理解和解釋。當然，這絕不意味著隨意篡改或者虛無別人的歷史。
過去，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指導下，中國曾經有對美國史的獨特理解。現在寫美國史，如果只是按照美國人的路數來寫，別人怎麼說我們就怎麼記，這樣寫出來的美國史是很難被人主動翻譯過去的。即使我們自己花錢將其翻譯過去，別人也不一定看，因為你講的都是別人已經講過的。而按照中國的歷史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對美國政治、外交、社會、階級、家庭、地域、宗教、民俗、南北問題等給出新的解釋，寫出我們所理解的新美國史，這樣可能別人倒願意讀讀。
這裡，不妨以劍橋出版的中國史系列為例。儘管其質量和觀點值得商榷，但它的寫法吸引了不少中國學者和讀者，主要是因為它按照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歷史觀、世界觀在寫中國。如果劍橋的中國歷史系列完全按照中國的價值觀、歷史觀、世界觀來寫，就不過是中國歷史的複製品和旁支而已。
人們讀西方世界關於中國研究的著作，之所以覺得可作參考，是因為它沒有完全按照中國的視角來寫，而具有獨特的借鑒意義。其中毫無疑問的是，這些中國研究是在講中國故事的過程中，滲透進了外人的歷史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最終講的是別人框定下的中國故事，有時只不過是利用中國材料在講西方故事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要有意識地培養為別國領導人、重要人物寫傳記的作家或史家。人物傳記最容易進入暢銷書榜單，受眾面大，讀者面廣。西方學者為曼德拉寫的諸多傳記中，將「自由」這個符號嵌入進去。而按照中國人對曼德拉一生的理解，民族獨立、社會和諧與種族團結是其一生奮鬥的主題。這種寫法就是在講別人的故事中，將「獨立」「和諧」「團結」這樣的中國價值觀嵌入進去。
再如，怎麼給別人提合理化建議。史景遷有本著作叫《改變中國》，主要研究16個來自西方的顧問對中國內政進程的影響。這些人可謂「中國通」，但成為「中國通」並不意味著成為「中國人」。他們沒有丟掉自己的主體性，而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來研究、引導和改變中國。
戰後美國主導的一些國際經濟組織，資助和培養了一批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學者，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出點子」中講美國故事。其中不乏歪曲和扭曲，甚至有出餿主意的（如「休克療法」）。
其實，為別人提合理化建議不是干涉別人內政，而是在理解別人內政中，出於公心、公道，為其發展出點子；為別人提合理化建議，也不是簡單粗暴地將自己怎麼做的直接移植複製過去。我們現在成立的亞投行，就需要培養很多為別人做發展顧問的人才。此外，在國際產能合作上，還急需針對基礎設施老化或不足提出改善的可行性報告。
我一直呼籲重視推介中國概念。每一個精彩的故事都是因為主題和概念而被人記住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致力於將各種故事進行概念化，通過學術交流推廣出去。講中國故事要用好我們自己的話語，比如「一帶一路」這個概念，對外講述的時候用「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對象國可能容易聽得懂，卻是一種自我降格的表述辦法——自己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概念，成為「馬歇爾計劃」這個概念的分支，無形中把「馬歇爾計劃」變成普遍性概念，把「一帶一路」變成支系。
正確的講述辦法，需要熟知相關國家的經濟地理和發展規劃，進而將其轉化到「帶」和「路」的表述中，讓對方理解自身經濟地理的「帶」（面）、「路」（線）特徵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其實是接近或者吻合的，從而使對方準確地理解、消化和接受「一帶一路」概念，最終有助於「一帶一路」完成從特殊走向普遍的過程。類似這樣的情況其實很多，現在倡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尤為需要學會用構成我們話語體系的核心概念，去研究和解釋別人。
在講別人故事中講中國故事，應努力防止「東方學」那種為人詬病的方式，避免西方流行的文化中心主義或者文化殖民主義，尤其是不能隨便給人貼標籤。在文化交流中，對西方喜歡使用帶偏見性辭彙研究中國的現象，必要時可以將這些偏見性的辭彙送回去。例如，美國特色政治學喜歡用「威權」研究中國，我們在交流中學會反過來用「威權」研究美國也是可以的。同時，我們不應該輕率地用「威權」來研究和表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而宜用自己特色且具中性的辭彙來講述這些國家的故事。
在治國理政的國際比較中，我們應該尊重不少國家採納並定型的制度體系。講中國政治發展的優勢，並不是要否定別國政治發展道路，而要承認我們仍然存在的問題。同樣，別國也不應當以自己的發展道路，來否定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是全球化時代需要秉持的一個基本態度和學術規範，也是我們在外交上一直強調的互不干涉、互不否定的價值理念。
在我看來，每一名學者都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工兵」。無論是講外國故事還是講中國故事，背後都應該有自己的歷史觀、價值觀、世界觀作為支撐，否則講的故事可能支離破碎、不成體系。為此，需要培養更多對外能用內生於中國的新概念、新表述、新範疇，講清楚自己制度和道路的人；同時，也需要一大批在講外國故事中能融入中國元素、價值、概念的人。
前一種方式是外推，後一種方式是內引。這兩手不是互相矛盾、厚此薄彼的關係，而是兩手都要抓。後一種方式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是一個重大機遇。簡單地說，這個機遇就是在深入理解、消化外部世界的基礎上，形成一套自洽的解釋內外的知識體系。這個機遇用得好了，中國完全可以成為全球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生產的中心之一。(作者：蘇長和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教授)
責任編輯：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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