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科書第七次大換血疑似到來,前幾次的教訓不能忘
圖註:1929年《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初級中學之部》封面及初中國文教學目標內文
近日,語文出版社1-9年級語文教材修訂完成,將於今秋在400餘萬學生中投入使用。此次修訂有40%的課文被替換,古詩文比例大增。回顧語文教科書百年史,如此大規模課文替換,往往有著不同尋常的時代背景。
第一次,20年代的小學國語教育,用白話文全面替換文言文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始於1905年的廢科舉興學堂,當時設立了「中國文學課」,教材課文大多是古代散文。20年代初,北洋政府訓令小學「國語課」全部使用白話文(語體文),初中教材第一年白話文須佔3/4,第二年2/4,第三年1/4。周作人、蔡元培、胡適、魯迅、梁啟超等人的文章,最受當時國文教材的歡迎;政要人物的文章則與教科書完全絕緣。至南京國民政府時代,要求語文教材必須選取「黨國要人」時文,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訓詞》等,遂進入語文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的《暫行課程標準》,把語文教育區分為「小學國語」和「中學國文」兩個科目,相當科學。小學國語的教育目標,是讓學生學習平易的白話文,欣賞通俗的兒童文學,以鍛煉其交際表達能力、擴展其想像空間。教材所選課文,在內容上,須積極樂觀,有一定藝術水準而非「可怕而無寓意的純粹神話」,且符合兒童的學習心理;在形式上,須是流利的白話文。初級中學國文的教育目標,是養成學生用白話文流暢充分地敘事說理、表情達意的技能,和閱讀書報(包括平易文言文書報)的能力、習慣以及欣賞文藝的興趣。教材所選課文,在內容上,要觀照現實社會生活,「含有改進社會現狀的意味」;在形式上,白話文逐漸遞減,文言文逐漸遞增,第一學年七三開,第二學年六四開,第三學年五五開。
此後二十年間國民政府的語文教育,基本上是按照這個《課程標準》的基本精神來執行的。
1951年,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編寫的《初中語文課本》第五冊封面及目錄
第二次,思想政治教育成為語文教學的第一要務,朱自清的名作《背影》,被逐出教科書
1949年,教科書進入「要由國家辦」的新階段。葉聖陶被指定擔當這一重任。按葉的理念——說出來的是語言,寫出來的是文章,二者不可分割——教育部將以往慣用的「國語」,改成了「語文」。至於教材內容,則有著鮮明的政治色彩。1951年7月出版的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的《編輯大意》里說得非常清楚:「無論哪一門功課,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這個任務,在語文科更顯得重要。」
在這一指導方針下,很多傳統名篇,被撤出了教科書。最典型的,莫過於朱自清的《背影》。葉聖陶早年曾激贊《背影》,認為整篇文章無一處閑筆。但當1951年,有中學語文教師在《人民教育》上刊文批評《背影》沒法教,與當前政治任務矛盾時,葉聖陶也保不住這篇文章。這位教師聲稱:
「這課書,在今日青少年學生面前,抽象而頹弱地渲染著一個父子之愛,是與當前三大政治任務——抗美援朝(參加軍幹校),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相矛盾的。假若將背影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向學生渲染得太深的話,那麼就可能使本想參加軍幹校的同學,或感於父母年邁而遲疑不前。也可能使地主或惡霸地主家庭出身的學生,在思想感情上無故勾起『家道中落』或『失父之痛』一類的無謂的紛擾,這是不言而喻的。再者,……光就朱自清那三次感情脆弱,有點林黛玉式的下淚,就可能給感情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學生以不健康的感染。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青少年的眼淚,只有歡笑的眼淚,勝利的眼淚,以及對萬惡敵人忿恨的眼淚。」
《人民教育》在編者按里高度讚譽該文,號召全國語文教師一起來檢舉教科書里其他「不適當的文章」,引發了語文教育界對《背影》的集中批判。1952年,《背影》被逐出語文教材。直到1982年,才再度回歸。
按蘇聯經驗編寫的《高中文學課本》第三冊,從目錄可看出古詩文在本冊佔比極大,政治色彩被淡化
第三次,學習蘇聯經驗,中學階段的「文學」課本大量選入名家名作和古詩文,淡化了政治宣傳色彩
50年代初期的語文教材,側重政治說教,對語言文字運用的訓練嚴重不夠。1953年,蘇聯專家曾批評中國的語文教育「語言和文學的因素過分的少」。同年12月,中央語文教學問題委員會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承認「把語言和文學混在一起教,……遭到了很大的失敗。……其結果是使學生缺乏嚴格的語言訓練,在寫作中形成語法、修辭、邏輯上的嚴重混亂,遺害很大。……也沒有使學生得到必要的系統的文學基本知識和文藝欣賞能力。」
在此背景下,從1954年起,經政治局批准,開始學習蘇聯經驗,將中學階段的語文,重新劃分為「漢語」和「文學」兩個科目,分科進行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為此分別編寫了初、高中文學、漢語課本。文學課本中所選文章,以名家名作居多,古詩文比例達到4成,政治色彩較之前大大削弱。但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這次改革很快就夭折了。1956年6月,全國語文教學會議被中途打斷,康生嚴厲指責「文學課本非改不可」,「最多只能培養小資產階級感情」,「許多課文思想性不強,語言也混亂,可砍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換選政治論文、社論和應用文。」到1958年,相關教材全部停用。
1960年人教版《語文》第十一冊。從目錄可以看出幾乎全是革命領袖的文章
第四次,五四到解放前的傳統名篇,幾乎無一倖免被逐出了教科書
1958年,語文教材大換血。所選文章,基本上成了領袖著作和報刊文章的大集錦。除魯迅外,五四至1949年間的傳統名篇,幾乎無一倖免被逐出了教科書。
同年,國務院發文允許各地自行修訂、編寫教材。語文教科書在語言文字運用、文學鑒賞方面的功能被嚴重邊緣化。比如,1960年,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響應「大躍進」的號召,用「三個月的奮戰」,「編出了十年制漢語拼音課本和一至十年級二十冊共約三百五十萬字的語文課本」。這些課本的內容是什麼呢?據他們自己介紹:
「現行中小學語文教材中,正面側面反映『三面紅旗』的只有46篇,僅佔全部教材501篇的9.2%。而新教材第一冊,歌頌『三面紅旗』和培養學生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課文佔70%以上。從十一冊治二十冊,反映『三面紅旗』的約佔整個課文的25%強。」
1968年北京市高中試用《語文》教材。從目錄可以看出幾乎所有文章都與毛澤東有關
第五次,毛主席著作成了語文教育的「基本教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6月13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66-1967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該報告指示:「中學歷史課暫停開設,政治和語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選讀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發動師生揭發批判原有教材。」隨後,負責編寫全國中小學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也被取消了。
1980年人教版《初中語文》第三冊,選用了鄭振鐸、楊朔、老舍、茅以升、柳宗元、司馬光等人的文章
第六次,改革開放後,傳統經典文章逐漸回歸,但與真正的思想解放仍有很大的距離
文革結束後,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組。200多名專家、教師、編輯被集中到北京香山飯店閉門編寫新的教材。1978年,中、小學生們拿到了新的語文教科書。課文構成,葉聖陶當年主持編選的經典文章被大量恢復,佔了三分之二,新鮮的時文佔了三分之一。所謂時文,就是報刊上的時政文章。這也是一種無奈之舉,參與這次教材編寫的張厚感解釋:「那時,上哪去找新鮮的文學作品?」當然,時代的餘韻仍在——《你辦事,我放心》進入了小學課文,《華政委關心咱莊戶人》進入了中學課文,不久又隨著華國鋒離開政治舞台的中心,而被撤出教科書。
整個80年代的語文教育,雖然重新強調「讀寫訓練」的重要性,但與真正的思想解放仍有很大的距離。比如,1988-1990年間,高中語文教科書曾把王蒙《論「費厄潑賴」應該實行》,與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同時編入,結果受到批評,到1991年版時就被刪去了。2000年時,有學者對當時的九年義務教育小學語文教科書1-12冊進行了統計,發現「含思想教育內容」的文章篇數,佔到了總數的60.9%,「含激發政治情感內容」的文章,佔到了總數的36%。
葉聖陶《開明國語》小學第二冊教師用書,30年代開明書店售。本冊收錄42篇課文,但沒有任何古詩文
第七次剛剛發生,語文版教科書40%文章換血,小學古詩文比例大增,有違兒童語文學習的目標和規律
2000年後,語文教科書的編寫,從以往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獨大」,漸漸變成「群雄相爭」的局面,課文選擇上也更加人性化。此次課文大換血達40%的語文出版社版本的中小學教科書,就是所謂的「群雄」之一。
不過,據媒體報道,此次換血的指導思想不是人性化,而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量增加古詩文(古詩和文言文)。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介紹說:「修訂後的教材增加了古詩文比重:1-6年級相關課文約佔全部課文的30%,每冊最後一個單元集中安排反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課文。7-9年級相關課文約佔全部課文的40%,每冊安排兩個單元的古詩文。」
小學語文教科書,古詩文佔到全部課文的30%,這是一個相當恐怖的比例。而且,也是不符合小學生的認知水準和學習規律的。小學階段的語文教學的主要目標,是語言和文字的使用訓練。而語言和文字的使用訓練,又當以現實生活需要為第一準則。無論怎麼看,「反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古詩文,既超出了小學生語言能力的範疇,也不屬於該階段小學生學習的核心目標。將比例增大到30%,明顯違背了語文教育的客觀規律。
語文出版社為什麼要這樣做,此處無法展開討論。不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據2013年的一份統計,台灣「國立編譯局」版小學語文教材中,1年級的古詩文比例是0%,2年級是12.9%,3年級是11.1%,4年級是11.1%;至5年級則增至40.74%,6年級增至60.86%。此外,台灣的小學幾乎沒有文言文,涉及傳統文化也是翻譯成白話文呈現給學生。這樣的比例安排,是對兒童語言文字學習基本規律的一種尊重。
所以,希望語文出版社這次以「古詩文」為主題的40%課文大換血,只是個案。
注釋
李鹿,《語文教材的歷史更迭》,《文史參考》2010年第20、21期。《小學國語科暫行課程標準》及《初級中學國文暫行課程標準》,1929年8月教育部頒行。轉引自:樂嗣炳/編著,《國語學大綱》,大眾書局,1935,P339-367。黃慶生,《一篇很不好教的課文——〈背影〉》,《人民教育》 1951年第3期。胡喬木,《關於改進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報告》。轉引自:潘鋒,《建國初期語文教育借用蘇聯教育經驗的歷史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劉國正:《似曾相識雁歸來——中學文學教育的風雨歷程》,《課程教材教法》2000年第6期。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小學語文教學改革小組,《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 編寫新的語文教科書》,《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60年第3期。李良品,《中國語文教材發展史》,重慶出版社,2006,P361。吳康寧,《「課程內容」的社會學釋義》,《教育評論》2000年第5期。光明日報,《新版語文教材替換約40%課文》,2016年5月24日。董雪潔,《我國大陸與台灣地區小學語文教材中的古詩文比較:以蘇教版和台灣「國立編譯局」版為例》,《世界教育信息》2013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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