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荒不斷，中國人為什麼不願意獻血？
血荒一直存在，在偏遠貧困的農村地區，有償獻血的觀念和龐大的賣血群體也從未消失。
自80年代後期，為完成「計劃獻血」的指標，地方政府官員鼓勵農民賣血。早期的血販曾在供血者與血液中心之間，光明正大地承擔「中間商」的角色。
官方與血販合謀的「血漿經濟」，導致的大規模病毒感染，這是血庫及血液中心形象在中國人心中崩塌的起點。1992年，河南省衛生廳與省紅十字血液中心簽訂承包經營合同，目標竟陡然超過歷年最高水平兩倍之多，試圖超額完成計劃獻血的指標。其下轄各地疾控部門、衛生部門、醫院，藥廠，甚至血販個人開辦的非法的采血站大規模湧現，1993年時駐馬店地區有33家商業血站，而信陽地區則上百家之多，採集來的血液再倒賣給醫院和藥廠。低成本的「血漿經濟」使得農民「增收」，同時地方政府完成獻血指標，還養活了一批血販，被視為帶領農民貧困人口脫貧的動力產業，從15歲到60多歲的農民紛紛加入這場「以血致富」的大運動。
在血液市場中，采血分為全血 和成分血 兩種，而成分血 中血漿供給主要就是來自計劃時代農村的有償獻血「傳統」。血漿從獻血者的全血 中分離提取，其他部分重新輸回獻血者體內。為了加快采血速度，往往會將前一位供血者分離出的不需要的成分血 ，直接輸給下一位供血者。因此，血漿提取曾是血液市場病毒傳播的重要載體。南京醫科大學研究者高小飛等人的研究發現，在中國血漿捐獻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獻全血 的三倍。
在早期的血漿買賣中存在大量不衛生、不規範的醫務操作，例如使用非一次性靜脈輸液器，甚至將多人的血液直接混合、降低提取血漿的成本等等。1994年河南省因輸血爆發傳染性病毒包括艾滋病毒、肝炎的擴散，致使成千上萬人死亡，其中一部分活下來的病毒攜帶者背井離鄉，結婚生子，形成了中國國內最大的一次人口遷徙。艾滋病毒爆發後，政府關閉了河南的個人商業血站，並在1998年頒布《獻血法》，禁止血液買賣。政府為填補血液供應缺口，要求國企員工、學生以及軍人義務獻血。
直到今天，美國的無償獻血中心依然會在獻血前的調查問卷中，嚴格限制當年在河南、貴州等省份出生或生活過的中國人他們的獻血資格。直到2004年，中國才開始真正實行自願的無償獻血制度。同年，河南省因血漿捐獻感染HIV的人數超過25萬，加上吸毒感染者佔到HIV感染總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2002年11月 30日北京地壇醫院內河南兩位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AP艾滋重災區的河南血站被關閉後，血販前往更偏遠、貧窮的廣西、貴州等地，開闢了新的供血源。2004年貴州有23個血漿站，到2006年增加到25個，提供了全國40%的血漿供給，儼然成為中國最大的血漿供給源。然而，商業血站的不衛生操作無法遏制悲劇的再次發生。2006年1月，貴州省公開衛生數據顯示，乙類傳染病（HIV、乙肝等）的發病率、死亡人數和致死率分別增長了21.36%、65.38%、36.28%。同年，貴州當地政府因肝炎擴散，關閉了所有商業血站。隨後政府敦促商業血站改善衛生環境，2007年又重新開張，所有權合法轉移到了製藥公司手中。
重新整頓後的商業血站，降低了病毒感染的風險，同時也培養了一批職業賣血者。他們在《獻血法》所規定的最低時間間隔——每半個月獻一次血漿。耶魯大學研究者陳曦（音譯）選取了貴州省2006年尚未參與賣血、2009年參與賣血後的2507個樣本，研究發現，一方面職業賣血者靠血液買賣的收入養活家庭，2007年為了穩定漿源，貴州省製藥公司所屬的商業血站營養費提高到每人140元，一月兩次，一年月約3000元收入，比當年貴州省農民人均純收入還略高一些。另一方面陳曦通過對比發現，長期為商業血站供血，對職業賣血者的健康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包括體力衰退和更高的肝炎感染率。頻繁地獻血，讓這批職業賣血者很難再回到體力勞動中。
2012年衛計委的《血站管理辦法》禁止製藥公司從公益性衛生機構買血、提取血漿，表面看似阻斷了血漿的主要供應來源，商業驅動下的血漿買賣依然在血液黑市悄然流行。
短短几年間試圖建立可以滿足供血需求的無償獻血制度，無益於痴人說夢。時至今日，占多數人口的農村無償獻血率遠低於城市，據於2010年合肥市《無償獻血登記表》的統計結果，在擁有31.8%農村人口的合肥市，僅有1.6%的無償獻血來自農民。另一非省會城市南昌市佔總人口 54%的農村居民獻血比例只有3%。除了在農村流通的采血車相對城市較少的客觀條件，更重要的原因是有償獻血的意識和大規模賣血者一直存在。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2011年中國無償獻血人數佔總人口0.9%，遠遠低於同期美國（6%）、日本（7%）及歐美等其他國家平均水平（4.5%），而台灣在1974年就已達到5%。世衛組織認為，無償獻血人數佔到國家總人口的1%-3%才能滿足基本的供血需求。
2008年5月15日四川地震後，獻血車上的護士在準備采血。/AP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成立，它成為了國有企業的出資人和管理者；新的國企體制也應運而生，發布了《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對中央直屬企業高級管理人員開始實行年薪激勵考核，並逐步引入長期激勵機制。從此，廠長們正式改名為高管。
邊緣貧困地區的供血者被商業血站掏空，流向血液製藥產業。只有在公益性衛生機構的無償獻血用於臨床醫療，農村無償獻血率奇低，城市成為了無償獻血的主要來源。流動在城市角落的采血車，主要採的是全血 ，用於普通人的臨床醫療。作為無償獻血的主力，城市獻血者在無理的獻血規則、落後的獻血條件、惡劣的獻血環境面前望而卻步。不僅求血者面臨 「血荒靠血販解決」的殘酷現實，獻血者同樣面對著落後別國幾十年的無償獻血制度。2012年之前，《獻血健康檢查要求》規定初次獻血者的年齡不能超過50歲。
為解決龐大的血液供應缺口，2012年衛計委通過新的《要求》，獻血者年齡上限更改為60歲。國際通行的獻血年齡上限是65歲，美國則沒有上限。事實上，獻血者的年齡限制並沒有科學依據。美國紅十字會研究者Eder等人的研究發現，30歲以上人群，獻血後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與年齡增長沒有相關關係。
即使提高獻血者的年齡上限，也沒能解決中國血荒的問題，因為中國74%的獻血者在30歲以下，年齡越大的人越相信獻血會破壞中醫所說的「氣」。真正篩選掉眾多獻血者的，反倒是一些無關痛癢健康指標。每位志願者獻血之前都需要進行健康測試，包括血型、體重、病史問卷調查、血紅蛋白指標、HIV、乙肝等傳染病攜帶檢測，甚至包括心跳速率以及血壓此類與獻血反應沒有科學相關性的項目。與此同時，與獻血後不良反應攸關的健康指標卻低於國際標準。中國要求男性獻血者的血紅蛋白指標最低120g每升，女性最低115g每升，低於美國、加拿大通行的最低標準125g每升。設定血紅蛋白最低標準的意義就在於保障獻血者的健康，加拿大紅十字會血液中心研究者Krikler等人的研究發現，在血紅蛋白高於115g每升的重複獻血的女性中，仍有67%實際患有缺鐵性貧血。
因轉氨酶非常敏感，正常人在一天內的不同時間檢查都可能出現波動。健康的人在劇烈運動、勞累過度或吃過油膩的食物後，轉氨酶都會暫時升高；同時血液樣本入庫之前的處理、保存、檢測等質量控制的操作，都可以影響檢測值。僅靠ALT值無力說明獻血者真實的健康狀況。
而在接受健康測試的獻血志願者中，有3.4%僅因ALT值升高被通知推遲獻血、已捐獻的血液產品被報廢，占血液檢測報廢率原因的首位。實際操作中，獻血中心不會嚴格區分「延遲獻血」和永久性拒絕獻血，直接拒絕給「延遲獻血」的獻血者無形中增加了精神壓力。北京紅十字會血液中心研究者任芙蓉等人抽取了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間，五家血液中心（成都、洛陽、昆明、烏魯木齊、綿陽）5521個合格采血樣本，以及5034個因ALT值過高被歸為不合格的獻血者樣本，重新進行乙肝病毒核酸篩檢 （NAT）。發現兩種樣本中分別出現5個（0.091%）和4個（0.079%）乙肝空窗期病毒攜帶者。
這說明僅靠檢測ALT值，也不足以降低血液捐獻中乙肝病毒傳播的風險，美國、日本、德國等國的血液檢測中早已不再使用ALT檢測，而廣泛採用上述試驗中的乙肝、HIV、丙肝核酸篩檢 。混合血樣的核酸篩檢 可將乙肝、丙肝和HIV感染的平均「窗口期」縮短至 9、59 和 11天。核酸篩檢 還可檢測出因病毒變異、免疫沉默性感染、人工操作錯誤等原因而漏檢的污染血液。被血液檢測方法落後的健康測試拒絕，是大部分人選擇不再考慮獻血的主要原因。
但其實獻血中心的拒絕分為「延遲獻血」和永久性拒絕兩種，然而獻血中心並沒有向獻血者解釋其中的差別，直接拒絕給「延遲獻血」的獻血者無形中增加了精神壓力。除了被血液檢測方法落後的健康測試拒絕，獻血環境落後也是中國人獻血積極性不高的主要原因。中國97.9%的無償獻血來源靠移動采血車或獻血站，其中53.4%來自移動采血車。
相比采血車，采血站的環境更好，重複獻血率也更高，獻血後出現不良反應的風險更低。惡劣的獻血環境也很難留住重複獻血者。根據廣州、遼寧、南京、鹽城四家血液中心2000年至2010年之間的無償獻血登記數據，63.3%的無償獻血來自初次獻血者，僅有18.9%的志願者會重複獻血。55.7%選擇不再獻血是因為在采血點等待或采血時間過長，僅有15.2%是因為獻血後存在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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