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與「頭號文化首長」胡喬木的交往

文史 05-26

自從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胡喬木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主管意識形態，人稱他是中國「頭號文化首長」。

錢鍾書是胡喬木的清華大學同學。但胡喬木在清華大學時並不認識錢鍾書。

錢鍾書是江蘇無錫人。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1935年與楊絳結婚，同赴英國留學。1937年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獲副博士學位。又赴法國巴黎大學進修法國文學。1938年秋歸國，擔任教授。1941年回家探親時，寫了長篇小說《圍城》和短篇小說集《人?獸?鬼》。他的學術著作《談藝錄》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中西比較詩論。多卷本《管錐編》，對中國著名的經史子古籍進行考釋，並從中西文化和文學的比較上闡發、辨析。1953年後，在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

1998年錢鍾書去世。他的夫人楊絳在2003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了長篇回憶錄《我們仨》，內中寫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錢鍾書受到衝擊，於1969年11月與楊絳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幹校」，直至1972年3月回到北京。處於困境之中的錢鍾書夫婦，只能棲身於「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

然而，到了1977年，以辦公室為家的錢鍾書夫婦，忽然分配到新房子！

楊絳寫道：

1977年的一月間，忽有人找我到學部辦公處去。有個辦事人員交給我一串鑰匙，叫我去看房子，還備有汽車，讓我女兒陪我同去，並對我說：『如有人問，你就說因為你住辦公室。』我和女兒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現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溝寓所。

錢鍾書分配到的新房子相當寬敞，共有四間房，從此錢鍾書夫婦結束了住辦公室的蝸居生活。

三里河南沙溝小區，人稱部長樓。錢鍾書雖說是大學者，卻不是「官」。他怎麼會住進部長樓的呢？

楊絳在《我們仨》中寫道：

我們住辦公室期間，喬木同志曾寄過兩次治哮喘的藥方。鍾書承他關照，但無從道謝。這回，他忽然造訪，我們猜想房子該是他配給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沒說到房子。……喬木同志偶來夜談，大門口卻堵著一隻床。喬木同志後來問我們：房子是否夠住。我說：『始願不及此。』這就是我們謝他的話了。

原來，是胡喬木為錢鍾書解決了住房問題。

據鄧紹基先生回憶，1977年後，胡喬木同志出任中國社科院院長。記得是楊絳先生的《幹校六記》出版以後的日子裡，有一次喬木同志的秘書打來電話，要我去見喬木同志。見面以後，喬木同志問我，最近去不去錢先生家？還沒待我回答，他接著又說：我看《幹校六記》是怨而不怒。如果聽到什麼議論，請他們二位不必介意。

事情就這麼「簡單」，只是要我傳一句話。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溝，轉達完畢，錢先生高聲說：「季康，聽清楚了沒有？喬木說是怨而不怒。」興緻勃勃，勸我喝茶。歸家途中，我坐在公共汽車上，又是好一陣思忖……其實，胡喬木為錢鍾書要房子，並不全然因為錢鍾書是他的老同學，而是出於對錢鍾書這樣的著名學者的關心。

《人民日報》記者錢江曾經在北京的舊貨市場潘家園「淘」到一封胡喬木寫給李先念的「要房信」，讀後非常感動，便將此事公諸於眾。錢江寫道：

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經意間看到了胡喬木的一個信札，是他於「文革」之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之初，為增加該院三位著名學者的住房面積，寫給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長，是列印件，有胡喬木的簽字，有李先念的字跡，我認為是有價值的，略經討價還價，以四百元獲取，現將原信抄錄如下：李副主席：

社會科學院有3名著名老專家，住房十分困難，請求優先予以解決。

一、歷史研究所古代史著名專家顧頡剛，84歲，曾參加標點《二十四史》，工作積極，目前，計劃在生前校正過去著作並整理其歷年筆記（500萬字）。現住房3間，老夫婦，加上子女，還有4萬冊藏書，實在擁擠不堪。顧久病氣管炎冬天煤爐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

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長，蒙古史、元史專家翁獨健，71歲，現仍在繼續進行研究工作。10口人，藏書也多，4間房，確屬擁擠。

三、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專家蔡儀，71歲，現仍繼續進行研究工作，4口人，藏書15000多冊，現住兩間房，只有25平方米。

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和科研人員住房，都很擁擠，亟需統籌解決。我們建議先解決最迫切最困難的3戶，給顧頡剛、翁獨健每家一套6間宿舍，給蔡儀一套5間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請予批示。胡喬木（簽名）1977年12月2日

信件上有多處批語。首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於12月4日左右將此信批轉國務院副秘書長「（吳）慶彤同志閱辦」。12月10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要辦事人員「擬出明確意見」。12月26日，此件已經轉到了管理局房管處。當時，五六間一套的住房實在稀有得難以尋覓，房管人員傾向於為他們增配，「擬在天壇每人解決三間一套」的住房。

此事的結果未知如何？想來應該是順利解決了。20多年前剛剛結束「文革」浩劫，百廢待興之際，胡喬木初掌社會科學院，隨即寫成此信，其眷顧一代文史名家之心可鑒。而在計劃經濟時代住房分配之難到了如此地步，數位名家要想增加數間住房，驚動了社會科學院院長鬍喬木寫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出面辦理，改善住房之難，可見一斑。

恍惚之間，寫信人、收信人，乃至信中要照顧者，都已乘鶴遠行。此信讀來，頓生歲月遙遠之感。打開現在的報紙，花樣百出的售房廣告令人目不暇接，胡喬木的這封信，大概可以作為那段已流逝歲月的一個註腳。

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喬木書信集》，共收入胡喬木書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終於1992年9月27日。細閱之下，非但沒有發現此信，而且發現書信集中沒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這封信應該說是很有意義的，或可作《胡喬木書信集》的補遺。

胡喬木非常敬佩錢鍾書的學問。胡喬木曾說：「同鍾書談話是一大樂趣，他一會兒法文，一會兒德文，又是義大利文，又是拉丁文……」

錢鍾書英語極好。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漢學家、翻譯家李高潔選譯的《蘇東坡選集》，便請正在讀清華大學四年級的錢鍾書作序。

作為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推薦錢鍾書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工作。從1950年到1956年，錢鍾書花費了很多時間，主持《毛澤東選集》四卷的英譯工作。1960年至1966年，錢鍾書又參加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工作。1974年秋天，錢鍾書完成審定毛澤東詩詞英譯的工作。

1982年，胡喬木提名錢鍾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對於向來只埋頭學問、不願當官的錢鍾書來說，這是難以接受的任命。胡喬木親自登門說服錢鍾書，錢鍾書這才勉強從命。

也就在1982年，胡喬木請錢鍾書幫他改詩。錢鍾書對胡喬木的詩進行了許多修改。

後來，社科院的另一位副院長在《胡喬木請錢鍾書改詩種種》一文中說：「他（胡喬木）拿出兩張紙，上面寫的就是後來在『七?一』發表的《有所思》。然而塗改批註很多，一望而知是錢鍾書的筆跡。他一面給我看，一面說『我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因此要請鍾書給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得這麼多，你看怎麼辦好？』我說：『這是錢先生書生氣發作了。還是我來給你辦一點外交吧』。」

這位副院長回憶說，他向錢鍾書委婉地轉達了胡喬木的意思。錢鍾書致函胡喬木：「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適，現在讀您來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動就是違反了蒲伯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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