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葉挺沒死 十大元帥誰最可能被擠掉
葉挺在皖南事變中被俘,1946年在國共協議的精神下被釋放,在同年的4月8日茶山事件中壯烈犧牲,人生就此終止!
但是回顧葉將軍近30年的軍事生涯,尤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中看他的歷史地位,不難發現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北伐戰爭時期,他就是國民革命軍當中唯一由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第四軍獨立團的團長。
在解放軍建軍史上的三大起義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他直接就指揮了兩個(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中國工農紅軍的創建者之一。
在抗日戰爭中他是國共兩黨都承認的新四軍的軍長,新四軍是和八路軍齊名的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正規武裝,是當時國共領導的抗日戰爭的主要武裝力量之一。
如果茶山事件中沒有犧牲,以他在人民軍隊中的威信和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在解放戰爭中必定被委以軍事重任直至建國,所以55年封帥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麼,問題就來了:倘若1955年依然是十大元帥制的話,誰會被葉挺將軍擠出去呢?先來分析一下55年授勛的這10大元帥吧:
朱德,這個也不必多說了,南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井岡山朱毛紅軍會師的指揮者之一,中國工農紅軍的總司令,八路軍的總司令、解放軍的總司令,解放後是解放軍的三軍總司令,他不當元帥是不可能的。
彭德懷,平江起義的直接指揮者,後隨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井岡山,在中央紅軍是紅三軍團的軍團長,抗日戰爭時期是八路軍的副總司令。
解放戰爭時期是人民解放軍的副總司令、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建國後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司令員,從紅軍到八路軍在到解放軍(志願軍)的履歷說明元帥軍銜跑不掉的。
劉伯承,南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紅軍時期是中革軍委軍委(後是中央軍委)參謀長,八路軍129師師長,解放軍晉冀魯豫司令員後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建國後任中央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老劉的元帥不是蓋的!
林彪,在紅軍前期默默無名只是參加的南昌起義而已,但是他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在井岡山時期就顯露無遺,歷任紅一軍團的軍團長,八路軍115師師長,指揮了著名的平型關大捷。
解放戰爭時期東北軍區司令員直接指揮遼瀋戰役並且和聶榮臻一起指揮了平津戰役,後任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司令員,55年封帥時年僅49歲!
聶榮臻,南昌起義領導者之一,紅一軍團政治委員,八路軍115師副師長兼政治委員,解放軍華北軍區司令員,和林一起指揮平津戰役,後任平津衛戍區司令,建國後是人民解放軍的副總參謀長,聶的元帥軍銜也無話可說!
陳毅,南昌起義的主要成員,井岡山朱毛紅軍會師的直接指揮者之一,紅軍主力長征後三年游擊戰爭的直接領導者(另外一個是項英)。
這支游擊部隊轉戰8省,是新四軍的前身,抗戰時的新四軍副軍長兼一支隊司令員(如果沒有皖南事變,相信副軍長職位會延續到解放戰爭),後任新四軍代理軍長,解放軍華東軍區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的帥位應該沒有問題吧!
徐向前,廣州起義的領導者之一,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面軍總指揮(紅軍時期的聲名太顯赫了),八路軍129師副師長,解放軍華北軍區副司令員,直接指揮解放太原的戰役,建國後解放軍的總參謀長,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不是元帥誰信啊?!
賀龍,南昌起義的直接指揮者之一(另外一個是葉挺),土地革命時期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紅軍第二方面軍的總指揮,八路軍120師師長,解放軍華北野戰軍第18兵團司令員,西南各省解放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和西南軍區司令員,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是元帥,那麼紅二方面軍的總指揮呢?
葉劍英,解放軍建軍的三大起義,他直接指揮了一個(廣州起義),直接策應了一個(南昌起義),可以說直接策應的這個比直接指揮的更加傳世,那是他第一次挽救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按照現在的話說,是挽救了中國革命)。
中革軍委總參謀長後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總參謀長,在長征途中識破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第二次挽救中國革命。
抗戰時八路軍總參謀長兼中央軍委參謀長,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建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後任軍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政委,如果說軍隊當中有兩個軍師的話,劉伯承是其一,葉劍英就是其二了!
羅榮桓,秋收起義的普通指揮員,紅軍時期比較平淡,紅八軍團政治部主任,抗戰時期115師政治部主任,戰爭初期也比較平淡。
戰爭中、後期終顯鋒芒,八路軍在山東戰場的不利局面被他扭轉,山東抗日根據地局面由此打開,解放戰爭任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後任四野第一政治委員,是唯一在55年被毛主席譽為第一政委的元帥!
分析:
1、鑒於以上11人的軍事履歷可以看出,雖然歷史不能複製,假定在葉挺將軍還健在的情況下,陳毅的副軍長職位會延續到解放戰爭初期(畢竟新四軍的老底是老陳創立的),葉挺會在出獄後直接安排到中央軍委主持領導工作,職務最低也是個副總司令(畢竟他的軍事才華顯在那裡,當然最重要的是軍事威望)。
所以陳毅在戰爭的後期任野戰軍司令員一般是不會改變的,因此新四軍正、副軍長在解放後授銜元帥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除葉劍英、羅榮桓外其他的8位不是總司令、副總司令就是紅軍方面軍的總指揮,所有當元帥是必然的,剩下是葉劍英和羅榮桓了,在戰爭年代還沒有聽說過哪一國的軍隊總參謀長不是最高軍銜的,蘇聯如此,美國也是如此(五星上將=元帥)。
再加上葉在軍隊初創時期對黨和軍隊做出的無人能比得特殊貢獻(策應南昌起義和長征時及時制止紅軍分裂),功高蓋世啊,除非建國後他主動離開軍隊象鄧公那樣,要不然葉肯定也會是元帥軍銜。
而羅榮桓就不一定了,主要是體現在紅軍時期和八路軍初期,當然在以後的天下第一軍——東北野戰軍(後稱第四野戰軍)任政委,協助林彪領導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這一點,評個元帥葉不為過。
2、如果1955年一定只是授銜10名元帥,葉挺又在世的話,元帥的順序一定是這樣的:朱德、葉挺、彭德懷、劉伯承、林彪、賀龍、徐向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
3、當然,毛主席是那個年代最為大氣的風雲人物,他老人家說不準就搞個11元帥出來也不一定,誰又會知道他的心思呢?這樣的話,羅榮桓還是會給授予元帥軍銜的!
當然,葉挺將軍早已遠去,我們今日的種種推測也只能建立在「如果」的基礎上。不過,拋開假想,從十大元帥真實情況來看,這十名元帥的排名也是有著極深的秘密的,其中可看出當年主席的深思熟慮!
新中國成立前後,為推進我軍現代化建設、滿足實際作戰指揮的需要,黨中央開始醞釀實行軍銜制度。1955年9月27日下午5時,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授予大元帥軍銜典禮,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
與他們同一批授銜的,還有10名大將、55名上將、175名中將和800餘名少將。
今天,回顧那段特殊的歷史,我們發現,這個名單的出爐,既非純粹的論資排輩,也非簡單的論功行賞,而是綜合平衡的結果。而各位戰功卓著的將軍們,在授銜過程中,或為這份難得的榮譽感慨萬千,或高風亮節地提出讓銜,但也有人因自認為軍銜過低流下了眼淚……
「山頭平衡」成重要因素
哪些人可當元帥?哪些人能做將軍?類似的問題,在軍職軍銜評定初期,被反覆提及。
畢竟,面對數以萬計曾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功臣,這次的「論功行賞」是否公平、公正、公開,不僅觸及到他們的個人利益,還關係到大部隊的穩定,談何容易!連主席都說:「搞評銜,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
鄧小平曾指出,「我軍隊歷史上是由各個山頭、五湖四海集中起來的。過去,有三個方面軍,每個方面軍又是由好多山頭結合起來的,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產生了山頭主義」。
這些「山頭」,雖不如北洋軍閥和國民黨軍隊那麼根深蒂固,但也真實存在,在經歷了數次分化組合後,關係十分複雜。按當時中央的有關規定:元帥是行政三級,享受政治局委員待遇;大將是行政四級,享受副總理待遇,自大將以上可算作黨和國家領導人。
許光達大將三次讓銜,盡顯高風亮節。
上將是行政五級,享受國務院秘書長待遇;中將是行政六級,享受部長待遇,自中將以上都是高級將領,可配備警衛、秘書和保健醫生、廚師、勤務員;少將行政七級,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
不同級別之間,待遇、權力地位的確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現任職務、政治品質、業務能力、在軍隊服務的經歷及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外,最初確定的評銜標準里,還有一條:要適當照顧到各方面軍幹部的相對平衡。
時任解放軍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的宋任窮在幾十年後回憶說,當時,少將以上軍銜由軍委直接掌握,所以工作量最大、難度最大的「平衡、排隊」的任務,就落到了總幹部部頭上,他們認真研究、反覆斟酌,而從最後結果來看,這種平衡因素起了相當的作用:
朱德、彭德懷,因為戰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帥的前兩位;林彪是第四野戰軍的代表,十大元帥中他的戰績和指揮能力都堪稱第一,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劉伯承是第二野戰軍的代表;賀龍,藉助南昌起義總指揮和紅二方面軍總指揮的資歷成為元帥;陳毅代表著南方三年游擊戰、新四軍、第三野戰軍三個方面的力量;羅榮桓是政工元帥,代表著政工在軍中的地位,這是中國軍隊特有的中國特色。
徐向前藉助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身份成為元帥;聶榮臻是華北野戰軍的代表;葉劍英一直是「中共軍方在政壇上的代表」,除他之外,黨內、軍內再無他人有這種特殊地位了。
得知自己被評為元帥後,葉劍英馬上想起了犧牲的戰友:「可惜啊,如果葉挺在,新四軍就出了兩個元帥。」陳毅的應答則多了分風趣:「如果葉挺在的話,我們就有兩個葉元帥。」
十位大將的評選,也同樣綜合考慮了「山頭平衡」的因素和當時的職務因素:
粟裕的軍事造詣和戰績在全軍首屈一指,建國後曾任總參謀長;徐海東是陝北方面的代表,是紅二十五軍倖存的指揮者,與陝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之後任軍團長。
黃克誠是第四野戰軍的代表,雖然戰績、資歷並非最優,但時任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是他獲大將軍銜的重要因素;陳賡是第二野戰軍的代表;
譚政時任總政治部主任,與元帥中羅榮桓的情況一致,是大將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樣意味著中國軍隊的特色,與山頭平衡無關;蕭勁光是第四野戰軍的又一代表,海軍司令的職務是他獲大將軍銜的重要因素。
張雲逸的大將軍銜幾乎完全憑資歷獲得,十位大將中他年事最高,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戰軍的又一代表,也是唯一參加過護國討袁的;羅瑞卿來自華北野戰軍;王樹聲曾任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授銜時任國防部副部長;許光達則來自紅二方面軍。
幾個重要時期的表現,也是參考因素
除了「平衡山頭」、時任職務、資歷、業績等因素外,這些將領們在中共早期革命鬥爭的幾個重要時期的表現,也對他們的授銜結果有所影響。
曾任紅二方面軍副總指揮的蕭克,本來有資格入選大將,但他在長征中鬥爭時保持了沉默,被認為是站在了叛徒一邊。用蕭克自己話說是「站錯了隊」。這成為認為其「在歷史上不正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成了他沒被授予大將軍銜的因素之一。
參加了《蕭克回憶錄》的編撰工作的周炳欽認為,「在中國革命戰爭中,蕭克不僅是我軍歷史上最年輕的高級指揮員之一,還有著與同時授銜的共和國元帥們相處共事的特別經歷」,「在這次授銜的55名上將中,他名列榜首。
也許這並沒有表明其戎馬生涯的真實價值,授銜前主席曾親自找他談話,對他說,把你放在這個位置上,別人就不好說什麼了」。
與蕭克的個案相對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帥中資歷排在倒數第二位,卻名列十大元帥第三位,除了基於戰功,他因為在關鍵時刻支持黨的領導而贏得主席的欣賞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由於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在1955年將帥評銜的具體工作中,負責單位和領導一方面要盡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糾正一部分幹部錯誤的認識和態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隊工作,儘可能評得公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滿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沒有意見。
因為只有評得適當,才能真正達到調動幹部積極性的目的。這就要求在全面考核了解幹部的基礎上,根據評銜的條件和標準,反反覆復地比較,多方面徵求意見。中央和軍委領導也很關心、重視這項工作,及時聽取彙報,及時指示。
高風讓銜,比比皆是
對於給不給軍銜、給怎樣的軍銜,大多數將帥並沒有過多計較,而是表現得十分豁達。
1955年9月初,天津的一家軍工廠趕製了一套大元帥制服。大元帥服的肩章由金黃色底面構成,上面綉著紅色的國徽和銀色的五角星,看上去威武莊嚴。這套制服本是給主席量身定製的,但他卻一天也沒有穿過。
在得知自己被評定為「大元帥」的消息後,他找到彭德懷和羅榮桓:「我這個大元帥就不要了,讓我穿上大元帥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眾中去講話、活動,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評軍銜為好。」
主席表態後,劉少奇、總理、鄧小平等人也紛紛表示,不參加評定軍銜。
那時候,劉少奇、總理已經主持黨務、政務工作,他們拒絕元帥軍銜尚可理解,在軍中掛名的鄧小平無論如何也找不到拒絕的理由,然而,在他的堅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12位中央軍委委員中,除主席之外,另一個沒有元帥軍銜的人。
彭德懷也在同幹部的閑談中多次透露:「我並不需要這個牌牌,也夠不上什麼元帥,如果要評的話,也很難說評個什麼『將』是合適的。但這不是個人問題,倘不評一些元帥,就會使一些人難得依次評下去。」
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談話時強調:「我不喜歡人家叫我元帥,這是戰爭的結果,是學人家的,我不喜歡肩上這兩塊牌牌。」
許光達在得知自己將被授予大將軍銜的消息後,還曾主動給主席等軍委領導寫了一份「降銜申請書」:
「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餘,惶惶難安。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靜嗎?……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同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
和我長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勛卓著:湘鄂贛豎旗,南泥灣墾荒;南下北返,威震敵膽;進軍新疆,戰果輝煌……
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商請降街。現在我誠懇、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勛卓著者以大將。
許光達1955年9月10日」
主席拿到這封信後,激動極了。軍委會議室里,他揚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等軍委領導人面前:「這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彭德懷插話說,這樣的報告許光達連寫了三次。
主席聽後點點頭,越說越激動,起身離開座位:「不簡單啊。金錢、地位和榮譽最容易看出一個人,古來如此。」
他隨即大步走到窗下,雙手用力推開窗戶,用帶著濃濃湖南鄉音的語調低吟:「五百年前,大將徐達,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後,大將許光達,幾番讓銜,英名天下揚。」
雖然在正式授銜時,許光達仍被授予了大將軍銜,但中央軍委在慎重考慮了他的意見後,將他的行政級別定為五級,他也因此成為當時唯一被定為行政五級的大將。
類似的讓銜、請求降銜、不爭銜的例子還有很多:
比如總幹部部副部長徐立清。按條件,他理應授銜上將,但當他得知上將名額需要減少時,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這次授銜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樓台先得月」為由,申請降為中將。彭德懷幾次找他談話,都拗不過他。
最終,他成為當時的兵團級幹部中僅有的幾名中將之一。
訓練總監部軍外訓練部副部長孫毅,歷來談泊名利,心胸豁達。他對人說:「我只有從勞之苦,而乏建樹之功,在評銜時要寧低勿高,授我少將足矣。」但組織上考慮到孫毅資深望重,最後仍授予他中將軍銜。
白志文,紅軍時期就是師長。被評定為少將後,有人建議他去爭取一下,他卻說:「有什麼好爭的?多少人連命都沒了,我們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同志,犧牲時不到30歲。我們命大活下來了,評一個少將就該知足了!」
段蘇權,紅軍時期就是黔東獨立師政委,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四野第八縱隊司令員。
授銜那天,他站在少將行列里。他的周圍,是當年他親自指揮的團長;前排的中將行列中,有幾位當年在他手下當過師長;再前排的上將行列中,則站著曾與他同樣擔任縱隊司令員的戰友。有同事小聲說:「老段,你該站前邊去,向前走兩排。」
他卻淡淡一笑:「組織上叫我站這裡,我就站這裡。」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
宋任窮回憶說,授銜的初步方案公布後,大多數人對此都表示認可,但也有那麼一小部分,對結果並不滿意。有的人雖然嘴上不說,心裡卻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淚長流,兩三天不吃飯。
還有人跑到領導那裡,說自己如何勞苦功高,點著名要高級軍銜;更有一個紅軍時期的老幹部,在聽說自己將被授予少將軍銜後,竟公開地說:「我要把那牌子掛到狗尾巴上去!主席聽到這些事,很不高興,諷刺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
歐陽青在《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全景式掃描(上)》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評為中將。王必成覺得自己的軍銜低,便找到老領導譚震林,希望他能幫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
王必成知道以後,還專門找譚震林道歉。譚震林絲毫沒怪罪王必成。譚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說,「譚老闆」人很厲害,愛發脾氣,但對部下很體貼。
王近山也喊過幾嗓子,被鄧小平嚴肅地批評了一頓,就算了。
還有被評定為少將的鐘偉。他在紅軍時期的最高職務是師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縱隊司令、四野四十九軍軍長。
這次授銜時,和他平級的人大多被評上了中將,這讓他覺得自己「被評低了」,火氣上來,罵了人。
這事傳到林彪耳朵里,他氣得將鍾偉叫去狠狠批評了一番。
事實上,關於鍾偉的軍銜評定過低,主席心裡十分清楚,所以評級後,鍾偉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將甚至上將的標準定的,主席甚至親自點名,讓他擔任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可算是低銜高配的好例子。
還有,從部隊調到外交部當大使的和在地方工作的人中,有的也提出要軍銜。好在有些高級幹部的思想工作,中央軍委領導同志親自出面去做了。
實事求是地講,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達自己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他們並未違反黨的規定,也不該因此受到人格和品德上的質疑或批判。只是相比較而言,讓銜者當然更值得尊敬、佩服,甚至是敬仰。
就這樣,伴隨著大家的不同反應,將帥軍銜評定從1950年開始籌劃,在經歷了5年的動態變化過程後,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台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名單,1955年9月27日才召開將帥授銜典禮。單從時間上,就能看出將帥人選的遴選是一個多麼複雜的過程。
而1955年的將帥授銜,也因此呈現出多面、多層次的立體狀態,作為一個複雜而豐富的「重要現場」,被定格在歷史的長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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