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錢鍾書楊絳不是大思想家
為什麼錢鍾書、楊絳不是大思想家 | 蘇小和
我們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以至於我們雖有知識，卻無體系，雖有發現，卻無模型，雖然深深體察到世界的複雜，卻無法從複雜的生活中抬起頭，看見那些比複雜的生活和紛繁的知識更加重要的真理。
百年學人楊絳過世，她和她的夫君錢鍾書，顯然要重新引起人們的熱議。多年前我就說過，以世界大思想家的一般標準來看，無論是錢鍾書，還是楊絳，都不太可能稱得上是大思想家。他們雖然讀書很多，但似乎想得太少。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或許有兩點，一是缺乏先驗真理的引導，導致思想缺乏方向，只好在書頁之間孤芳自賞，二是肉身沉重，損耗了思想的勇氣。
如此，問題的重點就在於，為什麼他們成不了大思想家。這或許與我們的認識論方法論有關。
關於中國讀書人的學術方法，孔子的教導至今影響著我們每個人。「子曰：君子不器」，如何理解孔子的「器」，存在爭論，但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解釋，是孔子主張讀書人應該博學，通融，應該致力於道的大智慧，而不應該掉進技術主義的專業途徑里。這種關於知識分子方法的界定，至少造成了兩種壞影響：第一，孔子並沒有給出關於道的確切定義，這使得中國文化傳統到今天為止，依然不認識道，更多的書生把對道的追問束之高閣，終極命題由此變得不再重要。第二，導致中國的讀書人長時期缺乏專業特徵，不懂得知識的細分，看似百科全書，其實一堆垃圾，無模型，無框架。這是中國沒有專家型知識分子，只有宏大敘事的知識分子的最大原因。第三，導致中國人的知識不能發展出深刻的哲學體系和科學體系，甚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讀書人往往認為都認為科學是雕蟲小技，是旁門左道。而杞人憂天的古老成語告訴我們，一位具有超驗形而上思考慾望的准哲學家，終於被悠長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當成了笑柄。
學問的指向，是在紛繁中建立秩序
即使到今天，這樣的局面仍然沒有改觀。我們的身邊偶爾會出現這樣的人，才高八斗，無所不知，似乎象一台信息量極為豐富的電腦，或者象一套沉甸甸的百科全書。這種人通常都會被大眾讚美，以至於人們願意用博學、百科全書式學者的稱號來形容他們。比如人們熟知的錢鍾書先生，大概就是如此。讀過《管錐編》或者《談藝錄》的人自然會想，一個人怎麼可能這麼有知識？要知道，錢鍾書先生寫這些豐富的書，基本不用查閱資料，一切的材料都堆積在他的腦海里，錢先生就是一個偉大的圖書館。還比如秦暉先生，讀他的書，聽他的演講，人們把他解讀成一個知識的巨型倉庫，他的驚人的記憶力，幾乎就是一個奇蹟。他是一個專門為知識而生的天才，每一個尋求知識的人，在他的面前，會不由自主地慚愧。我還認識一個叫做楊鵬的學者，對《論語》《道德經》《易經》有著深刻的研究，同時對《聖經》也是爛熟於心。他的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的底子也十分驚人，以至於他產生了一種宏大的學術使命感，他給自己定下的學術任務，是要發現中國的上帝。
這些讀書人都有一個宏大的格局，大有包羅萬象的氣勢。不過愛因斯坦似乎不太贊同這樣的知識格局，他甚至說，凡是百科全書上面能夠查到的知識，他都不會裝在自己的腦海里。
有一個現象需要指出，中國的讀書人裡面，不乏錢鍾書、楊絳、秦暉或者楊鵬這樣的知識型學者，但這麼多年下來，中國的讀書人卻沒有在任何方面建構起基本的理論範式。比如面對大自然，亞理斯多德找到了一套清晰的認識自然的方法，為科學的展開建構了方法論基礎，而中國的讀書人則只能面對複雜而又神秘的自然現象，展開一種模糊的天人合一的體悟。比如面對人類社會熙熙攘攘的市場交換，亞當斯密建構了市場的自由秩序理論體系，而中國人幾千年以來似乎都在努力把市場和商業行為壓到人性的底層，要麼迴避市場，要麼唯利是圖，就是沒有一個人去分析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構建出一套市場交換的理論模型。
難道是中國人不夠聰明嗎？顯然不是。所以，必須要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必須要有人思考，我們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以至於我們雖有知識，卻無體系，雖有發現，卻無模型，雖然深深體察到世界的複雜，卻無法從複雜的生活中抬起頭，看見那些比複雜的生活和紛繁的知識更加重要的真理。
「大道至簡」，先人的體悟，顯然是有深度的，可是一代代的後人，卻不知道怎麼走向簡約，反而朝著複雜的生活越走越深，簡直已經被生活埋葬。怎樣分析這樣悲愴的局面，的確是一個巨大的難題。是從複雜中挖掘複雜，還是從複雜中抽身而出，尋找一種簡單的方法，人們必須作出選擇。
關於問題意識的基準，
以經濟學為例
在美國的常春藤大學，作為通識教育的經濟學，總是不厭其煩地告訴人們，經濟學是一種思維方式，而不僅僅是一套新的觀念。如果一個人接受過良好的經濟學訓練，必然會接受一個約定俗成的方法論秩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必須首先建立參照系，給出一個清晰的研究平台，給出計算均衡結果和制度優劣的數學尺度。深刻的教授們反覆強調，必須接受這樣的學術訓練或者遊戲規則，必須構建起一種穩定的價值觀，這是一種方法論，沒有人能夠逾越。這麼做的好處在於，能夠將看上去太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回到原點，回到起初，從而抓住問題的本質。教授們很耐心地告訴學生們，只有這樣做，你才會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模型，才能從模型出發去理解真實世界，只有這樣做，才有可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理論創新。
這樣的訓導，簡直有一些強制性，似乎忽略了我們每個人選擇的自由權利。看看我們身邊的世界，無限豐富的生活，無限豐富的信息，我們更願意一頭扎進複雜的細節里，去擁抱知識，而不是從繁雜的知識信息里抽身出來，去關注簡單的問題。的確，有人掌握了大量的知識，他們口若懸河，引經據典，豐富的知識不僅讓別人嘆為觀止，連他們自己也倍覺亢奮。而相比起來，那些樸素的、簡單的秩序彷彿離現實的複雜性太遠，通常意義上的理論距離市場的繁雜太遠。有人站出來抒情地叫喊，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那些規整的、面孔呆板的、靠著一連串的數據建構起來的理論和模型，看上去意義不大。不過這樣的說法，並不能打動經濟學的老教授們，他們會再一次耐心地說，什麼是大師，大師就是發現了一般意義上的理論秩序的學者，不僅經濟學如此，物理學甚至藝術，都是如此。必須先抓住本質的東西，從最簡單的情況入手，然後才有可能逐步深入，考慮一般的或者更複雜的局面。
必須要強調，所有偉大的經濟學家都是這麼思考問題的。要想在經濟學的領域有建樹，就必須清楚地把握經濟學的理論基準。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大家，都是在經濟學的某一個領域建構了理論基準，成為經濟學學術世界的某一種範式。
回到康德，或者每個人的思想基準
從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談到方法論層面的基準問題，康德是無法繞過去的一個人。這是比經濟學的路徑更寬闊的一種路徑，因為康德在更高的層面，深刻理解了人類理性思維的基準命題。
現在看來，康德的思想可謂磅礴，一方面，他承認，無論是洛克、休謨的經驗主義，還是笛卡爾的理性主義、或者是他自己建構在時間、空間和範疇維度上的理性知識譜系，都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這使得人類的思考在理性範疇之內，不需要上帝的參與，或者是不承認上帝的存在。但是康德馬上又強調，為了人類道德秩序的建立，為了人類不至於完全走向荒誕和虛無，人類必須假設上帝與靈魂存在，上帝才是人類思考和行為的基準與參照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德非常強調人類理性思考的「postulate」方式，即一個無法證明的假設或者前提條件，但為了實踐的緣故，為了理性能夠不斷展開，人類必須承認該假設成立，上帝一直是人類思考和行為的基礎與方向。
在人類思想史上，康德第一次深刻發現了人類理性思維的普遍方式，由此他成為真正改變人類思考方式的最後一位啟蒙主義大師。這意味著，今天人類理性思考的方法，一直在康德的範式里進行。這就是讓我們嘆為觀止的地方，康德的意義在於，他發現了人類理性思維的基準，發現了人類行為的參照系。雖然他的著作看上去非常深奧，但結論卻是非常清晰：人類將經驗轉化為知識的理性，是與生俱來的，沒有上帝給定的範疇，我們就無法理解世界。立足於這一點，康德堅定地給出了他的結論：純粹理性的總任務是要解決「先天的綜合判斷」、即站在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基礎上，思考人類科學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並且，按照這樣的問題意識，康德細分了他的問題，比如數學如何可能？自然科學如何可能？形而上學作為自然的傾向如何可能？形而上學作為科學如何可能？
如果說康德是為整個人類的理性思考找到了問題基準，那麼，亞當斯密就是為整個經濟學的展開找到了問題基準。人們都知道，是斯密建構了經濟學這門學科模型和體系，經濟學能夠成為今天人類科學範疇里的一門顯學，是從亞當斯密開始的。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或者是不願意承認，斯密的經濟學體系，事實上是從他的信仰開始的。比如他關於市場經濟的著作《原富》，在論證人類市場自由交換的秩序時，極有深意地強調一雙看不見的手。要是沒有這樣的一雙看不見的手，市場的自由交換就不能展開。眾所周知，斯密還論述了人類的道德情操秩序，他相信每個人內心中存在著道德的信念，可以讓人類社會變得更美好。這是一種秩序，其理由在於，每個人都深深地知道，在高於人的地方，有一個「無偏差的觀察者」在審視著每個人的行為，人們因此有所敬畏，願意沿著道德情操的道路去生活。也就是說，人類的道德秩序，是建立在一個看不見的公正的觀察者的基礎之上，這是斯密道德哲學的起點。
要真正理解亞當斯密的學術前提，或者說要真正將經濟學的複雜問題還原到最簡單的、甚至是超驗的信仰命題，對於大多數的學者而言，是一個難題。不過，對學術基準的強調，讓絕大多數的學院經濟學家一直在強調，假如讀懂了亞當斯密，就有可能發現比亞當斯密的理論更加具體一些的理論，就可能成為經濟學思想史上有理論建構意義的大學者。這就是經濟學思考的參照系的意義，它象一面鏡子，讓人們看到各種理論模型、經濟制度與理想狀態之間的差距，發現問題在哪裡。
這樣的思辨，一方面讓我們發現，中國的學者們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裡，事實上缺少思想的基準或者參照系，或許博學如錢鍾書先生、秦暉先生的問題，就在這裡。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有一種越過康德和斯密，去看更高的風景的衝動。是的，在康德和斯密之上，還有一個我們不熟悉的、更加開闊的風景。多少年以來，我們一直在人類的口袋裡找知識，找智慧，我們似乎忘記了，越過人類的頭頂，上帝在微笑。我想起《聖經·箴言》里的句子：「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忽然意識到，其實上帝一直在啟示我們，他才是知識和智慧的基準，一切的知識和智慧，都是從上帝開始。對上帝的敬畏，構成了我們尋找知識、拓展智慧的原因與動力。
我想這正是康德的意思，是最本質的方法論，是我們的邏輯起點，是時間的開始，空間的開始，也是理性與範疇的開始。當我們站在上帝的手上，我們的思想終於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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