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與錢鍾書訂婚前後
錢鍾書和楊絳都是無錫人，卻是在清華大學才開始相識、相戀的。一九三二年，楊絳從東吳大學政治系畢業後，本已申請到了美國韋爾斯利大學的獎學金，有條件直接留學，但她卻考入了清華研究院攻讀文學，所以後來她母親取笑說：「阿季（楊絳小名）腳下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華。」
楊絳後來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中還講過這樣一件事：「我和鍾書訂婚前後，鍾書的父親擅自拆看了我給鍾書的一封信，大為讚賞，直接給我寫了一封信，鄭重把鍾書託付給我。」
那麼，錢基博在楊絳的信中看到了什麼而「大為讚賞」呢？我們或許能從錢基厚輯印的《議婚集》中找到答案。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錢基厚之女錢鍾元與同邑許建人之子許景淵結婚。際此之時，錢基厚將一年多來雙方的議婚函札輯為一集，印行一百冊，「專證嘉盟，亦欲雞鳴戒旦，夫婦百年永好」。《議婚集》為紅色鉛印一小冊，封面由基博、基厚昆仲少年時期的老師許國鳳（字彝定）題籤，另外在封面的右上端還印有「小女鍾元于歸許氏 遠方親好郵以代柬」兩句話。集內收錢基博致錢基厚函、錢基博致錢鍾元函、錢基厚複錢基博函、錢基厚致許景淵函、許景淵複錢基厚函等「議婚函札」共十通，並附許景淵與錢鍾元的「訂婚書」一篇。
(楊絳的「聰明人語」)
根據本集的內容，再證以《孫庵年譜》、《堠山錢氏丹桂堂家譜》中的有關記載，我們可以大致知道此事的原委：錢鍾元畢業於無錫國專；許景淵畢業於北平稅務專門學校，當時任江海關稅務幫辦，在上海工作。錢基博當時也在上海，任教於光華大學，他是這樁婚事的主要介紹人。在給侄女鍾元的信中，錢基博亟稱許景淵青年有為，勤於所事，而喜以文史自怡；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了解，雙方家長均表滿意；惟鍾元則一度由於「眷戀庭闈、不願遠離膝下」等原因而有所躊躇，錢基博乃數次致函鍾元，勸其善體父母心意，打消顧慮。後來鍾元打定了主意，同意如期成婚，錢基博又有復鍾元一書，書云：
元女覽：昨午接汝信，汝事從長考慮，阿伯極慰。阿伯以教授為業，所見青年不下數千人。景淵勤於所事，而以文史自怡，吾見亦罕。所見青年男女婚姻，或永以為好，或歡好不終；悲歡離合，所見亦多，而要未有孤行己意之能永以為好者。從前宣哥（筆者按：即錢鍾書）訂婚，吾見季康（筆者按：即楊絳）與宣信，云：「現在吾兩人快樂無用，須兩家父母兄弟皆大歡喜，吾兩人之快樂乃徹始徹終不受障礙。」此真聰明人語！現在許氏祖孫三代，皆極歡迎汝，只須汝一切受商量，勿自託大。許氏又礙汝父面，決無不敬汝愛汝之理。汝父母在，此等說話，非阿伯所宜出，然吾兄弟少小同心，今皆垂老；汝又素聽我話，故亦不恤盡言，幸深思之也。
照情理推測，錢基博先生「大為讚賞」的，應該就是這一段「聰明人語」。據楊絳在《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中記，也正是為著要讓「兩家父母兄弟皆大歡喜」，所以錢鍾書和楊絳明明是「自己認識的」，「可是我們還顛顛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親帶來見我爸爸，正式求親，然後請出男女兩家都熟識的親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舉行了訂婚禮。
順帶提及的是，許景淵建國後曾在海關總署、外貿部進口總公司工作，後來又長期任教於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是國內知名的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許多年來，他與錢鍾書先生交往密切，探討詩藝、譯藝，後曾寫有《從錢鍾書先生學詩散記》詳紀其事。在楊絳審訂的《錢鍾書散文》中有錢鍾書致許淵沖信一函，裡面提到許景淵，說：「勞隴君（筆者按：『勞隴』是許景淵的筆名）是我已故堂妹的丈夫，英文甚好，能作舊詩詞及畫，與我無師弟關係。」又《錢鍾書散文》中還有錢鍾書致許景淵信二函，《槐聚詩存》中收有《山中陰雨得許景淵昆明寄詩》一首，從中可約略得見兩人的交誼。
（本文選自青島出版社即將出版的「蘭闍文叢·開卷書坊」系列之《談錢錄》，原題為《楊絳的「聰明人語」》，著者/劉桂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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