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中的「密碼腦袋」

△長征路上（油畫）

長征期間，紅軍經常被國民黨重兵圍追堵截，卻從未中過一次埋伏，在國民黨軍設置的包圍圈中都能準確地找到空隙鑽出，這主要是由於紅軍在長征中的「密碼腦袋」（密碼電台偵聽破譯工作）的巨大貢獻。紅軍在長征時離開根據地不可能依靠群眾取得敵情，而黨的地下工作也很難及時傳送情報。因此，紅軍破譯的這些國民黨軍密電，對於及時掌握國民黨軍的戰略戰術意圖、兵力部署及動態行蹤，幫助紅軍制定正確的行動策略，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1976年深秋，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與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談起了情報工作說：「紅軍之所以敢於在雲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為我們在龍雲、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並且破獲了他們的密碼。」長征期間曾任紅3軍團長、紅一方面軍司令員的彭德懷說過：「憑著紅軍指戰員的英勇和出色的偵察工作，才免於全軍覆沒而到達陝北。」

高瞻遠矚，提前培訓無線電工作人員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儘管紅軍武器裝備等各方面的條件很差，但諜報技術水平卻並不遜色。紅軍之所以能在無線電偵察中取得傑出成就，歸功於中共中央對無線電工作的遠見卓識。早在1929年，周恩來就在上海秘密組建無線電人員培訓班，並委託蘇聯幫助訓練了一批電台工作人員。蘇聯的無線電偵破和保密技術，當時在世界上已處於先進水平。中國共產黨的無線電通信工作從建立之初，便體現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工作人員艱苦奮鬥相結合的工作原則。打入國民黨高層和特務機關內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員，想盡一切辦法，智取了國民黨核心部門的一些無線電密碼本，從而譯出許多重要情報，掌握了國民黨內部無線電密碼的編碼規律。進入上世紀30年代，中共中央在蘇聯和國內培訓的電信人員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紅軍中，他們利用學到的技術和獲取的密碼情報，又結合自身的工作實踐刻苦鑽研，終於掌握了破譯敵人密電碼的獨特方式。

1931年1月10日，中央紅軍的第一支無線電通信隊在寧都縣小布成立，王錚任隊長。當時只有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紅軍從國民黨第十八師和第五十師繳獲的一部半電台。紅軍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圍剿」戰爭中，又繳獲了敵人9部電台。1931年6月，在建寧成立了紅軍無線電通信總隊，王錚任總隊長。

長征之前，從1931年的第二次反「圍剿」開始，紅軍情報組織便開始截獲、破譯國民黨軍的密電碼，使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高層領導人在指揮反第二、第三次「圍剿」時，對敵情洞若觀火，連連挫敗國民黨軍的「進剿」。據王錚回憶：「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紅軍在瑞金葉坪洋溪村成立了紅軍無線電學校，千方百計修理好繳獲到的壞電台，自己裝配了若干部電台。紅軍無線電通信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壯大，到1934年10月長征前夕，紅軍各軍團和幾個主力師及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基本上都配備有無線電台。」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各部大都在蘇區周圍相對固定的位置作戰，主要靠有線電話指揮，紅軍便難以全部掌握敵軍的指揮、部署和調動情況。第五次反「圍剿」慘敗後，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紅軍被迫開始了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開始後，敵我雙方的軍隊都在時時運動之中。由於當時國內沒有建立有線電話網，蔣介石對國民黨軍各軍、各師下達命令主要通過無線電報發送。此刻，紅軍的電碼破譯活動達到了最高潮，敵軍的電令大多數都能截獲，破譯成功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對紅軍密碼電報破譯工作作出過貢獻的有：軍委二局的曾希聖、錢壯飛，紅一方面軍的電台台長王錚，紅四方面軍的宋侃夫、王子綱、蔡威等人。紅四方面軍的電台台長宋侃夫，內部外號「本子」，意思是他拿到電台收到的國民黨軍電碼，不用查對密碼本，便能心中有數地把它的內容念出來，基本上不會有差錯。

危急關頭，多次破譯密電助突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中央紅軍重振旗鼓，振奮精神，在新的中央領導的指揮下，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這時，蔣介石為阻止中央紅軍北進四川同紅四方面軍會合，或東出湖南同紅2、紅6軍團會合，部署其嫡系部隊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隊的數十萬兵力，從四面八方向遵義地區進逼，企圖在遵義一帶圍殲紅軍。

1月19日，中央紅軍由遵義地區北進，預定奪取川黔邊境的土城、赤水縣城，相機從四川的瀘州和宜賓之間北渡長江。1月24日，中央紅軍攻克土城之後，劉湘、劉文輝等四川軍閥為阻止紅軍入川，出動8個旅對紅軍實行合圍。紅軍集中主力，力圖殲滅從南面尾隨跟進的川軍教導師第三旅和第四旅。川軍是有名的「雙槍（步槍和煙槍）軍」，本來朱德總司令和劉伯承對川軍的作戰方式都很熟悉，但在實際作戰中，由於川軍有強烈的護鄉意識，又慣于山地作戰，再加上新裝備的捷克造小迫擊炮在山地作戰中極有殺傷力，其戰鬥力大大出乎總部首長的預料。1月28日5時，紅3、5軍團，紅1軍團的一部和軍委幹部團分南北兩路向青崗坡的敵軍發起攻擊，戰鬥極為慘烈，雖然殲滅了不少敵軍，但我軍也付出了較大的傷亡。此時川軍主帥劉湘下令，要將「飢疲不堪」的紅軍「一網打盡」，又增派兩個旅火速趕來增援。情況萬分危急。軍委決定撤出戰鬥。

天色漸黑，部隊仍陷在狹長的山谷之中，四周槍炮不斷，人心不免慌亂。指揮員們紛紛向四周打量和思考著：哪裡有敵人？哪裡可以突出重圍？此時朱德總司令鎮定自若。他拔出駁殼槍，指著旁邊的小山頭，命令警衛連：「走，跟我上去看看！」總司令大智大勇的言行使大家迅速鎮定下來。此時，周恩來、王稼祥迅速趕到軍委二局，要求迅速弄清情況。軍委二局馬上在空地上架線偵收，併當即破譯密電，發現：紅軍周圍布滿了國民黨軍，其合圍僅有一個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攏，外圍只有蔣介石坐鎮指揮的貴陽空虛。軍委據此決策，立即從包圍圈的空隙中撤出，迅速擺脫當面敵軍，西渡赤水，脫離絕地。此次土城戰役是中央紅軍的生死之戰。戰役中，軍委二局的無線電情報工作起了關鍵作用，對中央軍委的正確決策和中央紅軍的勝利突圍，貢獻極大。

繼土城戰役之後的是桐遵之戰，紅軍再次截獲了「剿匪軍第二路軍總司令」雲南省主席龍雲《作戰方略》的電令，了解到國民黨軍對紅軍包圍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軍閥王家烈部，因此決定回師東進殺個回馬槍。桐遵之戰後，蔣介石痛心疾首，連呼「奇恥大辱」。

1935年3月2日，蔣介石趕赴重慶召開軍事會議，決定重新啟用「鐵桶計劃」，就地遍築碉堡與重點進攻相結合，讓碉堡在黔北，特別是在赤水河兩岸遍地開花，以捆住紅軍雙腿使其難以「運動」。為了確保萬無一失，蔣介石決定自己赴貴陽「御駕親征」。這一重要情報，很快被重慶地下黨獲取，及時傳給紅軍。

面對危局，剛剛重掌軍事指揮大權的毛澤東充分表現出一名優秀成熟統帥的雄才大略，一個大膽的軍事行動在胸中醞釀成熟，他命令紅軍秘密地第四次渡過赤水南下貴陽，實施「斬首行動」。他先是指揮紅軍做出進攻遵義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蔣介石已經到達貴陽後的幾小時就立刻命令紅軍迅速南下，晝伏夜出，很快兵臨貴陽城下，迫使蔣介石調出守衛雲南的滇軍「護駕」。在電台監聽得知滇軍出動東進的消息後，紅軍立刻繞過貴陽城向西南疾進，長驅直入雲南，如入無人之境。

聶榮臻在回憶1935年4月9日紅軍通過貴陽城郊那天的情形時，這樣寫道：「我對蔡大姐說：快些走！現在我們的左邊有龍雲的五個團，駐在龍里附近，右邊駐貴陽的是蔣介石的大部隊，蔣介石本人也在貴陽。這中間只有約三十里寬的一個口子。我們要趕緊插進去。否則兩邊一夾，我們就暴露了。」紅軍對敵情了如指掌，從而保證了自己的行動神出鬼沒，蔣介石要想圍住紅軍無疑是天方夜譚。

巧用密電，搶渡金沙江

四渡赤水之後，紅軍進入雲南。國民黨軍主力已被甩在後面很遠。紅軍抓緊時間渡過金沙江，為北上休整，爭取到更為充裕的時間。1935年5月4日，軍委總司令部在雲南的皎平渡渡口。軍委二局又破譯敵報，得知國民黨第十三師師長萬耀煌同蔣介石之間有矛盾。萬耀煌為了保存實力，不願孤軍深入尾追我軍，便向蔣介石謊報：在其前進的方向上，沒有發現共軍的行跡，故決定在原地休整一天，然後再沿原路返回走了一天，協同友軍從其他方向「圍剿」共軍。

中央軍委據此認為可以利用這一矛盾，贏得四五天時間，於是在5月5日電令1、3軍團分別從龍街、洪門渡口（因無船而難渡）沿山谷小道，兼程向皎平渡彙集，渡江北上。部隊按指定時間趕到，依次渡江，於5月9日到達北岸。當萬耀煌師按蔣介石的手令於5月10日趕到江邊時，紅軍已全部渡過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燒毀。國民黨軍一無所獲，只能望江興嘆。當年紅軍對戰場變化了解得如此清楚，國民黨軍隊確實是無密可保。

中央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跳出幾十萬敵人的包圍圈，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勝利，使蔣介石「合圍」紅軍的企圖成了泡影。

紅軍偵聽國民黨軍密碼電報以獲取機密的行動，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個偶爾的失誤被國民黨軍發現。紅軍到了雲南後，一個參謀被俘，他帶有一些被破譯出來的國民黨軍電報底稿。1935年5月2日，龍雲發急電向蔣介石報告此事，電稱「在草街拿獲共軍參謀陳仲山一名，於其身上搜出情報一束，系我軍各方往來密電，皆翻譯成文。無怪其視我軍行動甚為明了，知所趨避」。蔣介石接電後，於5月3日、4日，連電龍云：「我軍電文被匪竊譯，實屬嚴重問題」；「危險堪虞，恥莫甚焉」；規定「須綜印多備密碼，每日調換使用。凡每一密碼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換日換用」。後來，這些每日調換使用密碼的電報，也都被紅軍猜出來了。

通力合作，確保截收全部密電

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開始長征後的半年間，由於剛離開根據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斷，加上每天的行軍作戰異常緊張，很少有時間停下來架設電台通信聯絡和偵聽敵情。在強渡湘江後過老山界時，據李維漢回憶：「1縱隊走在前面，我們跟在後面，走幾步，停幾步，行動緩慢。敵人追得緊，5軍團在後面打仗，擋住敵人，保衛我們。他們也催我們快走，以便甩掉敵人，減少兵力的損失。我趕到前面了解情況，才知道1縱隊的電台隊的工作人員實在太疲憊了，他們邊走邊睡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響我縱前進。1縱隊首腦部門早已走遠，丟下電台隊在後面，他們也不知道。我們催他們快走，他們才緊追上去。」

1933年秋，廖承志從上海來到紅四方面軍，帶來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和一本敵軍密碼電報破譯法。這本敵軍密碼破譯法在長征途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當時紅四方面軍負責接待廖承志的傅鍾後來說：「那本密碼電報破譯法萬分寶貴，敵軍的兵力部署和行動企圖，我們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當一方面軍為了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進行『四渡赤水』戰役時，多虧了承志同志帶來的破譯法，才得以把我們的偵察電台截獲的敵軍情報，按中央軍委指示，及時轉了過去。」

中央紅軍長征的初期，紅四方面軍的電台還在川陝蘇區的固定位置，於是就在白天利用一切機會收集敵人密電信息，並將其破譯出來。天黑後，中央紅軍的電台到達宿營地，四方面軍的電台工作人員將整理匯總後的情報，立即發給中央紅軍，幫助其迅速掌握周圍敵情以爭取主動。接著，中央紅軍的電台在夜間工作，截收國民黨軍夜間的電報通信。兩支紅軍相隔數千里仍保持著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確保了在長征中幾乎不間斷、無遺漏地截獲敵軍的全部電報。

1935年秋天，中央紅軍先期到達陝北，在電信偵察方面同四方面軍相互配合的關係又有所改變。後來紅四方面軍從四川西部長征北上，白天電台停機行軍，又是中央紅軍的電台截收破譯敵軍電碼，再通知四方面軍的電台。

據長征中做電台偵聽工作的鐘夫翔回憶：「搞偵聽的有好幾個台，每台都抓住敵人一兩個軍，什麼時候都聽著它，那時敵人通報用密碼，通話用明碼，有時加點英文。他們在通話中什麼都談，部隊行動到什麼地方，都互相告訴。這樣，我們起碼可以知道敵人的動向和駐地。另外，當時敵人使用的密碼也比較簡單，很容易破譯。」由於破譯了上至南京蔣介石下至戰場師團長的秘密電報，因此也就使紅軍領導層對敵軍的戰略部署、戰略意圖和部隊動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對手在明處而紅軍在暗處的理想局面，從而充分發揮了紅軍機動靈活的特長而牢牢把握了戰場主動權，使國民黨軍處處陷於被動。

與此相反，國民黨軍隊對紅軍的動態卻一知半解甚至是一無所知，僅靠飛行員在空中的肉眼偵察，有時紅軍略施小計，使偵察結果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例如，為了欺騙敵機的空中偵察，紅軍在長征中發明了一些簡單實用的絕招，當紅軍行軍途中敵偵察機突然飛臨而來不及隱蔽時，部隊就在統一號令下全體向後轉，給敵偵察機製造紅軍虛假行軍方向的錯覺。這就直接導致了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消息閉塞，從而處處被動，縱然人多裝備好，也只能是窮於應付。

在長征中，國民黨軍的密碼紅軍能夠偵破，紅軍的密碼敵軍卻從來無法破譯。當年紅軍電台有一條基本要求：「人在密碼在，人亡密碼亡。」遇到危急關頭，首先砸電台毀電碼。如中央蘇區失陷時、紅10軍團在懷玉山失敗時，機要人員都會毀掉一切機密，直至犧牲也不泄露。國民黨軍隊被紅軍成師、成旅地消滅時，卻一再出現電台連同密碼一同被俘獲的現象，不少電信人員受到教育後還參加了紅軍。在電信保密問題上，充分體現出國民黨當局的重視程度不夠。1931年4月，中共中央負責保衛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書錢壯飛是共產黨，而且已破譯了他身上的密電碼。徐恩曾卻害怕蔣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間一直和同僚們串通一氣，共同隱瞞密電碼已被破譯一事。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甘寧根據地的吳起鎮。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師，勝利結束長征。是年年底，二、四方面軍的技偵力量歸入軍委二局。這支特殊的部隊被任弼時譽為「密碼腦袋」。為表彰電台偵聽工作的汗馬功勞，毛澤東曾先後兩次為密碼電報偵聽破譯工作題詞，一次是「你們是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另一次是「你們是革命的魯班石」。這些題詞言簡意賅卻意味深長，真實而又生動地反映了電台偵聽工作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及對戰爭勝負的重要性。毛澤東曾發出感慨：「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沒有曾希聖的二局，就沒有紅軍。」（來源|文史精華 來源|鄭巍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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