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戰爭：一百年前的廣州為何會被上海取代？

文/刀背藏身

1906年，有人在一篇演中講到上海灘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上海一地竟然聚集了二十萬廣東人，這些廣東人拖家帶口、聚族而居，紮根到上海。再者，民國時期大上海最摩登的幾家百貨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永安公司，他們的老闆都是以前廣州府香山縣人。

為什麼一百多年前，幾十萬的廣東人要跑到上海安家落戶呢？省城廣州留不住人才了嗎？

這要從一百多年前，上海與廣州之間的一場城市暗戰說起。從秦代建城開始，廣州2000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在清朝前期達到鼎盛，彙集天下珍寶，外聯東西兩洋，當時中國經濟的霸主非廣州莫屬。廣州有「天子南庫」之稱，是清朝皇帝的錢袋子。1842年，上海開埠，不足二十年的時間，上海這個不知名的漁村就將廣州從霸主的位置挑落下馬，改寫了中國城市的新格局。

那麼，為何在一百多年前的那場城市戰爭中，廣州為何會被上海打敗了呢？

首先，廣州能延續2000多年的商業繁榮，自然有它的優勢所在。廣州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它地處中國大陸南端，毗鄰南海，是中西海洋交流的前線；廣州又是東江、西江、北江三條內河水系的出海口，擁有較為廣闊的腹地；受惠於季風氣候，每年3、4月有大批外國商船靠著西南季風來到廣州，每年9、10月份依靠東北季風回到自己國家。所以，廣州從秦漢朝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是從西太平洋進入中國的第一站。

然而，廣州的海外貿易優勢只是相對突出，在清朝以前並沒有取得獨領風騷的地位。寧波、泉州、杭州等沿海城市，長期與廣州分割海外貿易，互有消長。直到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取消其它貿易口岸的沿海貿易，只允許廣州一口通商，廣州成了中國沿海唯一一個國家允許的「貿易特區」，大批的福建商人湧入廣州成為「十三行」行商，清朝的「國有企業」總部也雲集廣州。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進入航海時代的時候，西方一度只知canton，不知廣東。canton也就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國的象徵。

廣州在在清代保持了100多年的經濟霸主地位，完全來自於清代「一口通商」政策的饋贈，原本可以從上海、寧波、福州等地出口的貨物，全都被限制在廣州出口，一張看不見的管控之手，硬生生給廣州送來了巨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將廣州推上了中西貿易的樞紐地位，廣州經濟焉能不發達？

只是這樣的霸主地位得益於政府干預，也會因為政策紅利的消失，陷入結構性的困難。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朝「一口通商」政策被強制性取消，廈門、寧波、福州、上海也獲得了對外貿易的權力，被政策壓制的競爭對手迅速崛起。

這批開放城市以上海為代表。上海的地理位置優越，它位於長江出海口，擁有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一大批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作為腹地，有巨大的物資出口需求；且依靠長江水系的密集水網，這些地方的物資可以順流而下，匯聚到上海一地，進入到東部更為廣闊的太平洋海域。長江內河段的漢口、九江等城市陸續被闢為通商口岸，這些口岸城市的出口經濟又因為航運的關係，與上海發生緊密聯繫，上海如眾星拱月般成為長江流域城市群的龍頭。

此時，廣州港口經濟的一些弱點開始暴露了。廣州的自然地理條件並不夠優厚，廣州所處的嶺南地區是一個較為封閉的地理單元，嶺南地區本身的物資、技術、人才在全國來說並不算特別突出。尤其是廣州的經濟腹地主要是兩廣地區，西江上游的廣西地區手工業、經濟作物種植都不算髮達，出口經濟的需求並不強烈。廣州外貿出口主要依託的茶葉、絲綢、瓷器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而長江流域的物資要進入珠江水系，並沒有通航條件良好的內河水系，陸路則需翻山越嶺，運輸成本頗高。長江流域的物資需要走珠江水系出口，這顯然不是一個最優的選擇。

廣州不僅與上海存在著全國性的競爭關係，在狹小的嶺南地域單元元，廣州還面臨著強勁的敵人，分割本已經日漸狹小的出口市場。

廣州在嶺南地域內的競爭對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同位於珠三角的香港，一個是位於粵東的汕頭。香港一地被劃割給英國後，英國將香港視為亞洲貿易的重要樞紐，積極扶持香港的港口貿易，東莞、惠州乃至廣州附近地區的貨物就會選擇從香港出口；汕頭位於粵東，它是韓江、榕江、練江三江出海口，粵東、閩西南、贛南地區均為汕頭的經濟腹地，素有嶺東門戶之稱。汕頭背靠潮汕地區眾多的華僑資源，在東南亞貿易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也削弱了廣州在嶺南地區的輻射力。20世紀初由於潮汕鐵路通車，以汕頭為中心的公路網能夠聯繫閩粵，汕頭的區域中心地位進一步加強，對外貿易更為活躍。1936年，汕頭港的貨物吞吐量僅次於上海和廣州，位居全國第三。

由此，廣州的對外貿易額一落千丈，19世紀50年代對外貿易被上海超過，20世紀初被天津超越，甚至還一度被漢口、大連、青島等港口超越，從中國對外貿易的霸主淪為二流港口，失去了昔日輻射全中國的對外貿易壟斷地位。

除了自然環境、交通區位的影響之外，人才也對一個城市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在強調不同地域人才秉性不同的時候，我們也應該留意到人才的流動性。尤其是金融、工商業領域的人才，對於市場有著敏銳的感知力，商業的嗅覺往往牽引著他們脫離地域的羈絆，尋找市場更廣闊的地方。乾隆年間，原籍於福建的「十三行」行商因為「一口通商」政策的紅利來到廣州；上海開埠後，熟悉海外貿易的廣東籍洋行買辦們也蜂擁來到上海。

據統計，1857年已經有數萬粵人在上海，開展上海與華南、上海與香港、上海與南洋、上海與歐美之間的貿易，廣東商人利用自己多年從事對外貿易積累的經驗，幫助上海嫁接起上海溝通海內外的橋樑。

（永安公司）

無怪乎民國時期的人就觀察到，對於近代上海發展影響最大的兩種人，其一是寧波人，他們把持了上海的銀行界；其二就是廣東人，他們操控著上海的工商界。比如創辦先施等四大公司的郭樂、郭標、郭泉、郭葵（上海永安百貨公司創始家族）、馬應彪（中國第一家現代百貨公司先施公司創始人）、蔡昌（大新公司創始人）、方舉贊（上海第一家機器廠發昌廠的創辦人）、鄭伯昭（永泰和煙草股份有限公司）……這些數以萬計的廣東商界精英紮根到上海經商，在英國、法國的庇護下大展宏圖，而廣州則在一波一波的革命運動中步履維艱。

一百年多年前，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擊碎了清朝政府給予廣州的「貿易壟斷權」，習慣了在政策庇護下安穩做生意的廣州，一不留神，就發現形勢大變。無論是腹地經濟，還是區位交通環境，對人才的吸引力，廣州較之於上海都有先天的不足，在開放程度不斷加深的近代，廣州的地位被上海取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政策是不牢靠的，依靠政策給予的紅利，能夠讓一個城市迅速起飛，也能讓城市莫名其妙摔個大跟頭。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政策不可能總一成不變。廣州一百年前的失敗，有些被註定的味道。

還好廣州是座有韌性，做了兩千多年的外貿生意，商業底蘊深厚。改革開放的春風一吹來，廣州憋足的能量開始釋放。國內生產總值1980年全國第七，到了1990年就奮起直追，穩坐第三城的交椅。廣州既不是直轄市，也不是中央直屬的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的地位優勢並不明顯，依靠自己的實力，能入中國一線城市的行列。或許廣州難回昔日獨領風騷的地位，但依靠自己的努力掙回來的地位，讓人由衷敬佩。

參考材料：

1、李孝聰，《中國城市的歷史空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2、宋鑽友，《廣東人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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