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學宮何以不強調姓田姓齊

稷下學宮為何不強調姓田姓齊（轉）

以下轉摘自《光明日報》，王志民之《稷下學宮：與希臘學園齊名的大學堂》。

戰國時代，齊國統治者在都城臨淄創設的稷下學宮，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集教育、政治、學術功能於一體的「高等教育」大學堂，是戰國時代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諸子百家爭鳴，促進各派融合、發展，培育、創生新學派的文化沃土；它兼容並包、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是中國也是世界的珍貴精神文化遺產。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曾滿懷激情地描述戰國百家爭鳴的情狀說：「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炸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跡也。」並認為這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的歷史絕唱。梁先生的話，也實際評價了作為百家爭鳴主陣地稷下學宮的學術地位與歷史貢獻。

稷下學宮之所以能成為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主陣地，主要在於它實現了真正的學術平等與自由。

稷下學宮是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國辦大學，「喜議政事」是其基本功能，「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事主」是稷下先生的強烈願望。因而，他們可以對齊統治者獨立自由地發表政治見解甚至提出批判反對意見，而齊統治者則對各種意見，一概採取從善如流，平等相待的態度，這就是一種更為珍貴堪稱典範的平等精神。因而，稷下的學術自由大致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尊重學士，平等禮遇。為了吸引大量學者來稷下講學、爭鳴、議政，齊國統治者採取特殊的政策為學者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和優越的生活條件。來者，熱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禮相送，重金饋贈；離後再來，仍然歡迎。政治上，齊國君主不以政治干涉學術，不以好惡而行褒貶，「禮賢下士」是戰國時代的風尚，但齊國統治者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不僅為當時各國所少見，在數千年中國文化史上，也堪稱典範。

正在稷下學宮鼎盛之時，齊國發生了一次著名的稷下先生和齊宣王關於「貴士」的辯論。《戰國策》記載：「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接下去，宣王的左右和顏斶就士貴還是王貴展開了激烈辯論。出人意料，顏斶的「士貴」說竟佔了上風，更叫人驚奇的則是辯論之後宣王的表態：「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可謂歷史上尊重學者的典範。

其次，各派平等，多家並存。這與齊統治者以寬厚的態度採取百家爭鳴、兼容並包的方針是分不開的。從文獻記載看，儒、法、道、陰陽及農家、名家、兵家，舉凡當時重要的學術流派都曾在稷下先後存在發展。由於思想解放，地位平等，學術活躍，各派學者儘管有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張，卻都能在稷下立足、講學、爭鳴，吐納吸收，提升發展。多家思想並爭，各派觀點齊鳴，在爭鳴中融合，在融合中發展，最終實現各派的共榮、創新、發展。

再次，開放辦學、來去自由。稷下尊重學者的獨立自主精神，在管理上採取機構開放、來去自由的政策，遊學是其主要形式。一是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荀子初來稷下即是一例；二是先生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講學，這給予了師、生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遊學方式，可以是個人遊學，也可以如孟子一樣，數百從者一起來，稱為集體遊學或集團遊學。這些遊學方式的施行，讓各國學者紛至沓來，使他們增加了交流，開闊了視野，擴大了見聞，打破了私學界限，學無常師，思想活躍，兼容並包，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

今天，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將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世界各種文明的碰撞交流是如此的接近，世界彷彿回到了中國的戰國時代。各種文明如何相容相處成為世界性的難題。我們認為：未來世界文明的構建還應回首二千三百年前，到稷下學宮中去尋找智慧。其中兩點尤其值得吸取：一是各家並存，兼容並包。世界各種文明歷經千年發展，各有建樹，獨樹一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是要不分優劣，不分主次，平等相待，共同發展。不以異己排斥、打擊，不以好惡取捨。二是世界需要更多的稷下學宮。在尊重各種文明的思想基礎上，加強交流，相互吸收，讓各種文明由相容到相融，在自我創新發展、變革中，尋求新突破。共同構建世界新文化，這既是稷下提供的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經驗，也是放眼未來，人類文明發展不可不取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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