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三十年，人文精神的光暈復歸了嗎？
「拜德雅」導讀系列叢書為阿爾都塞、德曼、波伏娃、齊澤克、列維納斯等思想者設計了別緻的肖像，他們若隱若現，需要返回他們的思想之中才能重新辨別。
《海德格爾》
作者：（法）阿蘭·巴迪歐
（法）芭芭拉·卡桑
譯者：劉冰菁
版本：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6年4月
《語言的聖禮》
作者：（意）吉奧喬·阿甘本
譯者：藍江
《寧芙》
《不可言明的共通體》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譯者：夏可君、尉光吉
2016年5月
《福柯的最後一課》
作者：（法）喬弗魯瓦·德·拉加斯納里
譯者：潘培慶
（上接B03版）
傳 承
從學科分野到「人文學科」的重建
近年來，西方理論的譯介又迎來了一小波熱潮，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河南大學出版社、灕江出版社、西北大學出版社以及重慶大學出版社紛紛介入這一領域，圍繞著這些主題爭奪版權，有時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被幾家出版社「瓜分」得七零八落。然而，再也不像八十年代，每一波譯介的思潮都能起到洗心革面的作用了，更不要說製造學術上的「共同話語」。
知識界因對現實的不同理解而產生了愈發難以彌合的鴻溝，政治立場的分化、學科的分野林立，使得「話語」上的共識越來越弱。「大家會援引各自領域的大師，而各個學科之間的譯介，也早無這種集體對話的可能。」藍江感慨道，「今天也湧入了很多思潮，但是現在勢力範圍劃分已定，大家只讀自己分片內的書，這個是與八九十年代不同的地方。」王焱苦笑道，「八十年代的編委會如今若是再聚集在一起，大家恐怕再難就任何事情達成共識了。」
今天的問題恰恰在於社會中許多人喪失了對知識的渴求，思想的深度被逐漸填平。所以說，今天的局面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反的，八十年代是思想極度貧乏引起的對西學的渴望，而今天海量的信息和數據已經沖淡了思想的味道，讓思想和學術本身變成了一種可有可無的信息。人們更喜歡在有用和沒用的二分中來審視其中出現的一切信息，比如風水有用，德勒茲沒用，周易有用，黑格爾沒用。這個結果，本身就是今天中國社會的癥候，將一切有深度的思想貶斥為有用-無用的二分的信息。今天恰恰是書籍眾多反而大家不看書的時代。」藍江說。
「而像巴迪歐、阿甘本這批歐陸當代思想家的譯介，就是根本去衝擊我們認為有用-沒用的那個庸俗的日常劃分的東西，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破碎之後，為迷失在海量數據信息的迷宮之中的我們重新找到一個精神的方向，一個可以走出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帶來的碎片化困境的一個指針。」
出現在西方不同階段的歷史思潮，在中國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幾乎同時被引進。在經過時間錘鍊的西方現代思想的經典已在改革開放初期被如饑似渴地引入後，雖然還未被消化殆盡，譯介的重點已經放到了當代，尤其是法國當代理論。互聯網的平台使得獲取文獻資料比早年便利太多，大量留學生在西方接觸到了前沿思想，開始投入到了譯介工作之中，西學的譯介也從過去幾家獨大的權威「導遊」，引向今天自下而上的多元民主式實踐。
然而，當學術青年一窩蜂趕時髦一樣地追著西方最前沿的思想，很多重要的理論家似乎還沒熱就淡出中國學術界的視野。鄒榮也是帶著這樣的思考進入了理論出版領域——這幾年理論界的熱鬧景象從長遠看來是否對於學術生產和相關出版是不利的？但是這幾年做下來，他感到「趕時髦」在這一節點上的必然性。「國內這幾年一直在追的激進理論，大部分還是集中在法國。我們也知道，戰後法國思想界確實是人才輩出，就像巴迪歐說的：『法國哲學是希臘哲學和德國哲學後第三個黃金時代』。事實上，隨著上一輩『大師』的離去，那種『群星璀璨』的局面已經很難出現了。」在鄒榮看來，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些理論原產地的學術界的普遍「焦慮」，「我看到國外出版社對於這類書籍的出版也是很『瘋狂』的，所以感覺他們事實上也在參與這樣的『造神』。」
某種程度上，這些理論是上世紀諸多驚人思想的一個餘波。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德國現象學、法蘭克福學派，再到法國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在這些昔日的榮光下，今天的思想只能算強弩之末，但即便這樣，它們也還在遲緩地進行著某種推進。在新的思想到來之前，它們會是一個悠長的回聲。」白輕說。
而老一輩的王焱則提醒說，對今天的理論譯介的語境已經發生了變化，「和八九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情懷不同，今天的書籍首先是商品，要滿足讀者的不同需要，文化已經成為一種消費。資本主義系統在今天早已收編了所謂的『批判』，『批判』如今也是市場的一部分，批判得好，市場價值就高。」他把今天的理論熱看作某種程度上的「學術泡沫」，「新出的可能是速朽的，未必代表學術深度。」
在藍江看來，「今天的翻譯十分重視對思想史上的補缺，不是片面追新。比如現在重新對康吉萊姆和西蒙東的著作的翻譯，實際上正好可以幫助我們將法國戰後思想史的譜系連接起來，而不是一個個稀鬆的斷點。」作為出版人，鄒榮也擔心很多今天譯介過來的西學成為「過眼煙雲」。「出版的一大功能是遴選，選擇那些有價值的能夠流傳下去的內容」，他把「填坑」也作為今天從事出版的一部分責任，以思想的傳承作為導向。
前沿理論的譯介更大的意義，白輕認為，在於「它們本身就是對西方社會之現實的回擊。所以，不論是在課堂，還是在街頭，你都可以看到它們的身影。在批判意識上，今天的時代無比需要它們。」然而，這一誕生於「西方社會之現實」的最前沿思潮又和今天的中國現實有著怎樣的距離？它們是否帶有本土的視閾？會不會又像八十年代對西方現代思想的譯介那樣，成為張旭東口中「漂浮的能指」？
「我們和歐洲人和美國人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生活在所謂的全球化時代，他們感受到的問題我們也能感受到。」汪民安反駁道。
我不認為今天有誰可以主動地躲避現實了，因為現實正向他撲來，無時無刻不在擊打著他，迫使他做出反應。有不止一個的現實，每個現實既有直接的需求，也有深層的需求。譯介不需要選擇朝向哪一個現實，它已經被現實的刀刃挑到了它所知的最殘酷的東西面前。」白輕補充說。
「本來當時一位譯者朋友跟我提議將這套叢書取名為『歐洲時刻』」，鄒榮介紹，「這樣做是為了也許有一天可以引出『中國時刻』。」
最後，藍江為這套書正式定名為「拜德雅」。他在出版前言中寫道，「『拜德雅』是古希臘學園中所傳授的用於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學內容。它所涉及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諸多方面的總和，那些使人具有人之心智、人之德性、人之美感的全部領域的彙集。」提出「拜德雅」這個概念，也是想再學科分野林立、難以形成集體對話的今天，引向某種大的「人文學科」的重建。
這一代青年人的「拜德雅」，能為八十年代以來失落的「人文精神」重新找回光暈嗎？
B02-B04版采寫
新京報記者 伍勤
{Proof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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