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寶：群眾書寫的鮮為人知的另類歷史
有偉大人物曾說過，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此說雖不能稱其為真理，但在某些情況下不是沒有一些道理，因此也廣為流傳。不過，在人民群眾創造的歷史中，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另類歷史常常羞於提起。
例如，林則徐在以武力圍堵英國在粵商館並撤走商館裡得廚師、挑夫和僕人時，350多名洋商被圍困，生活陷於困頓，史學家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 1600-2000，中國的奮鬥》中寫道：「但他們並未缺乏食物，行商、漢語教習和從前的僕役經常偷偷送來麵包、家禽、羊肉、雞蛋、食油和食糖。」
教科書曾讚頌「近代史上中國人民第一次大規模的反侵略武裝鬥爭，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和敢於鬥爭的英雄氣概」的三元里抗英。但是，稍微深入歷史細節即可知，同一個三元里，既有保衛家園――並非保衛國家――武力抗擊英軍的事迹，也有給予英軍大力協助的舉動。英方的大量文獻和《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均載，第一次中英武力衝突之際，包括廣州三元里在內的廣州一帶大批民眾自動充當英國軍隊後援，或背送彈藥，或刺探情報，或引路參與作戰等。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
1840年，兩廣總督林則徐和閩浙總督鄧廷楨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里都曾表示：粵民「貪利亡命，無不遠赴外洋」，受「奸夷」利誘，「而冒險犯法以趨之者，聞已環集」；閔民常有「接濟弁兵縱放情事」，「夷人以漢奸為內線，漢奸以夷船為利源」。
1841年2月，琦善在上書道光皇帝時先後提到：「粵省民風，澆薄而貪，除業為漢奸者更無庸意外，其餘亦華夷雜處，習見為常，且率多與夷浹洽，……若該夷詐行小惠，妄施機巧，正恐咸被誘惑……其勢尤為可慮。此民情之不堅也。……大兵經過，勢不能無風聲，漢奸即早為走漏消息，該夷必先肆猖狂」；「又有漢奸為之導引，抄襲盤營，水陸交攻，致我軍將弁兵丁先後陣亡受傷。」
僅翻查《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可以發現，不排外、仇外的現象並非是三元里獨有的：
浙江巡撫劉韻珂在奏報中說：「定海奸民，間有為其役使者」……「論者本謂該逆不長陸戰，而兩年之中，該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陸路，且能爬越山嶺，又有漢奸為之導引，各處路徑，較我兵更為熟悉」。
在廈門，英軍「出重價買豬羊牛隻，圖利奸民及貧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筍等，向鼓浪嶼岸邊昂價售賣。」另，福州協都司周光碧「帶領水勇，偵獲通夷船一隻，人犯十一名」。
「三元里事件」發生一個多月後，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督義律和英軍首領伯麥因為颱風導致艦船意外失事，義律和伯麥被兩個中國人救起，並被安全地護送至澳門。這兩個中國人明知道他們救助的人是誰，但是甘願收取3300元——不足官府賞金的五十分之一——的勞務費，而沒有將他們押送至官府。
另外，《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中記載的賓漢的《英軍在華作戰記》中還提及這樣兩個案例：
1840年11月從天津南下廣州的英國遠征軍來到廣州珠江口東邊的一個村鎮，當地人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新鮮食物。當這些當地人發現有密探想要將記錄報送官府的時候，他們包圍並放火焚燒了官方的船，「那些不幸的人被燒著後還沒死，殘害他們的人用長長的竹竿打他們，阻止他們逃跑」。面對此情此景，一個英國上尉這樣回憶說：「這是一個多麼神奇的國度啊……他們在一個地方跟你做買賣，但在另一個地方，你會與他們作戰，殺死他們，毀滅他們！」
1841年3月9日，當英軍開始進攻楊芳把守的廣州城時，一個地方官員派人給英軍軍艦指揮官傳話：「我的朋友們，你們不要開炮，我們也不開炮，那不解決問題。不如這樣吧，我們放6響不裝炮彈的炮，給皇帝留個面子，然後走掉。」
歷史學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中寫道：「英方的文獻又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場景。在整個鴉片戰爭期間，英軍雖有一時的供應不足之虞，但在總體上不覺困難。一些民眾向他們出售糧食、畜禽、淡水，以圖獲利，另一些民眾為他們充當苦力，從事運輸，以求工值。這些被清方文獻斥為『漢奸』的民眾，在交戰地區幾乎無處不在。至於英軍在行進甚至開戰之時，成群的民眾躲在遠處觀看這難得一見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方文獻中屢見不鮮。」
或者不妨來看一下1840年代任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的親身感受：「我們與上海官方和人民的關係已經達到一定的默契程度。當地人民絕對不會與我們發生衝突，對我們頂撞，他們對於我們國家的地位十分滿意，我們幫助他們治療疾病和締造和平的行為完全贏得了他們的好感。相比之下，他們非常平和，不像南方沿海的民眾那樣粗魯。他們不會用過激行為來宣洩不滿和憤怒。外國人團體每年在這裡花了大把大把的錢，這些錢在上海的人民手中流通，他們自然而然地習慣了我們的存在。」
不止鴉片戰爭，在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據《檀青引·序》中載：「奸民李某，導聯軍劫圓明園，珠玉珍寶盡出，……（後）朝廷稍稍聞圓明園之毀，禍由李某，下獄窮治，誅之，籍其產」。《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一書載：「據傳初有奸人龔孝拱者（龔自珍的兒子），游海上，以詐通於夷，聞圓明園多藏三代鼎彝，龔故嗜金剛刻，至庚申京師之變，乃乘夷亂，導之入園，縱火肆掠，……」
黃濬在筆記資料《花隨人聖盦摭憶》中引清末文人王闓運的詩作《圓明園詞》自注云：「夷人入京，遂至宮闈，見陳設鉅麗，相戒勿入，雲恐以失物索價也。及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為名，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矣。」據此，黃濬認為，「焚圓明園之禍首，非英法聯軍，乃為海淀一帶之窮旗人。此說大致不謬……」黃濬還在《補篇》中引徐叔鴻《圓明園詞序》記述說：「……夷人至圓明園宮門，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統知奸民當起，環問守衛禁兵，一無在者，索馬還內，投福海死，奸人乘時縱火，入宮劫掠，夷人從之，各園皆火，三晝不息，非獨我無官首詰問，夷帥亦不能知也。」
胡文輝在《新管錐篇》中還進一步深切地反思道：「從圓明園到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都是中國文物的傷心史，但這幾頁傷心史，卻不僅僅是霸道強權的外國人所造成的。只不過我們向來習慣指責外人的鯨吞，卻諱言家賊的鼠竊而已。原因無他，蓋指責外人，可以充分顯示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若指責家賊，則家醜外揚，將自損中國的民族形象。責人易，自省難——對單個人是如此，對整個民族何曾不是如此？」
稍微讀書即可知，這樣另類的歷史事件，當然不盡於此，用層出不窮來形容亦不為過。
1894年清日甲午之戰的陸戰中，葉志超率領全軍六天狂退500多里，鴨綠江防禦戰中清軍各部聽聞虎山失陷後馬上不戰而逃，清軍靜觀日軍在旅順花園口登陸歷時12天卻未加阻攔，旅順的三位守將和士兵將城池丟給日軍後潛逃，民眾紛紛為日軍通風報信，主動送雞和豬犒賞日軍等行徑。
1900年8月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時，守城的清兵和義和團，在人數佔優，甚至武器也不落後的情形下，卻紛紛落荒而逃，而那些穿布衣長衫的老百姓，不但沒有閉戶鎖門躲避戰亂反而競相幫助聯軍登梯入城，引導聯軍從城外的下水道攻入城內。更富有挑戰意味的是，聯軍攻打天津時，還出現了1940年代淮海戰役或徐蚌會戰中被大肆宣傳的獨輪車、運輸船為聯軍運送物資的「軍民魚水情」的一幕。
這種怪現象的頻發，顯然不能用個別人或小群體缺少民族大義和氣節來解釋，因為它不是偶發的，而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常態。那麼，在國家有難之時，民眾為何不響應政府號召團結起來浴血抗戰呢？
不妨來看這樣的一幕：
甲午海戰前的1889年，為籌辦光緒帝婚禮花去了500萬兩。1894年，大清帝國舉國忙著為慈禧太后花甲生日，包括籌建頤和園、三海等費用需要一億兩銀子，這筆錢可以組建10隻北洋艦隊。有人算過一筆賬，慈禧太后每天的花銷要四萬兩銀子，一個月就要用掉一艘巡洋艦的錢。康有為在一項調查中指出，清廷皇宮的一切費用都是三七開，三成是實際費用，七層被經手人剋扣分贓。
唐德剛對此也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舉例說，頤和園搭一個涼棚花掉了三十萬兩，如果三七開就是實際花銷9萬兩，但是如果換到平民百姓家，恐怕幾百兩也用不了。赫德在給金登乾的信中就寫道：「他們還須把眼睛睜大些，認識到廉潔也是朝廷本身所應遵守的原則，例如，最近十年來，每年都給海軍衙門撥去一筆巨款，現在還應當剩下三千六百萬兩，可是你瞧！他們說連一個制錢也沒有了，都拿給慈禧太后任意支用去滿足她的那些無謂的靡費了！」
當然，皇家奢靡無度，很可以理解，因為大清帝國的天下是愛新覺羅家人用「槍杆子」打下的，自家人享受、揮霍和濫用權力，是理所應當，旁人豈可說三道四呢。千百年前，漢高祖攜眾臣子為太上皇祝壽就曾大言不慚地宣稱以天下為產業，眾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可見一姓一氏的家天下腐敗傳統由來已久，說是國粹亦未嘗不可。
但是，世間很多事在縱向對比之外，還應有一個橫向比較。也就是說，若相比同一時期的日本，那就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為了購買後來在甲午海戰大顯身手的「吉野號」戰艦，日本天皇節衣縮食，皇后把僅有的幾件首飾全部捐了出去。戰事緊張之際，明治皇后親上前線，親自犒賞軍士、為傷兵洗滌和包紮傷口。而反觀大清皇室，當遼東半島失陷之時，首善之地的皇城，正歌舞昇平、張燈結綵地舉國歡度慈禧太后的六十花甲慶典。兩廂比照，結論自明。
國家存亡之際、民族遭受苦難之時，國家的真正主人既然都不以國家、民族為己任了，附庸於主子的奴才們哪裡會甘灑熱血報春秋呢？至於被武力征服和平日受壓制的普通民眾，指望他們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豈不是白日做夢。當年久居大清帝國負責勘探鐵路的美國工程師柏生士在見聞錄《西山落日》中揭示道：「在世界上任何國家，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鴻溝都沒有像中國的鴻溝那樣的大、那樣的深。就像已經予以解釋的那樣，統治階層已經充分明白，他們的權力、特殊待遇和致富的機會都取決於對現存事物狀況的維護。只要當前的官宦制度和機關制度繼續存在，中國就不可能有巨大或持久的向前發展。」所以，於普通民眾來說，左右不過是做奴隸，國家存亡肉食者謀之，清貧老百姓操那份閑心幹什麼呢。正是在此情形之下，中國另類歷史的書寫也就當然綿延不絕、歷久彌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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